两天前,因为要查证一段资料的出处,翻腾旧书,无意中抽出一本中文书来,是陈文芳的《非牛顿流体力学》,它并不是我要找的书,却勾起一些往事的记忆。
作者陈文芳是英籍华人学者,也许他的英文姓名C.F. Chan Man Fong更广为人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5年11月,地点在长沙,我去那里参第一届全国流变学会议。那时我刚刚硕士毕业不久,分配到中科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工作还不到一年,自我感觉还象是在学生时代。而陈文芳老师是北京大学力学系的外籍教授,并且是那一届全国流变学会议的组委会主席。
第一届全国流变学会议的组织者,还有袁龙蔚(副主席)、许元泽(秘书)、江体乾、吴大诚、金日光、韩式方、范椿、范西俊、刘惠、李汝庆。其中,除了刘惠、李汝庆两位老师是分别代表中国化学学会和中国力学学会来参与组织工作外,其他几位都是当时国内流变学研究领域的领头人物。
虽然李四光、陈宗基等前辈科学家在地质力学和土力学领域的早期工作中已经引进了流变学的理论,虽然六十年代初已经出版了袁龙蔚先生的《流变学概论》,虽然唐国俊、彭玉成等老师早在“文革”前就已尝试把高分子材料流变学的概念应用于橡胶、塑料机械的教学和科研,但是直到80年代初,国内的流变学研究总体上还是刚刚起步。我曾看到在一份油印的大学教材中,幂律流体模型(power-law model)被误译为“动力定律模型”。想想那些不得已荒废了业务多年的大学教师们,一手指划着外文文献上的单词,一手翻着字典,力不从心而又孜孜不倦地编写教材的情景,对于那些难免出现的错误,至今我还是怀着敬意和理解来回忆的。还有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是,我在攻读硕士期间,在广州的高等院校和科技情报所里,竟然找不到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国外流变学杂志,只能开张介绍信到上海和北京的科技情报所去复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陈文芳老师,还有从国外回来的许元泽、范西俊等老师,不仅在国内开始了粘弹性流体、收敛流动、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分析以及高聚物微观结构的流变学表征等较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而且在例如《力学进展》和《力学与实线》等刊物上向读者介绍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和新动向。这些努力,无疑给象我这样的初入门槛者带来许多惊喜和启发。
记忆中的陈文芳老师,中等个头,略显黑瘦,戴一副大眼镜,会议期间,好象总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毛衣。几次在休息时间见到他时,他都在和周围的人交谈,我本来以为没有机会向他当面请教什么了。有一天午餐时他碰巧坐在我身边,便很自然地构成了个别交流的小环境。陈老师虽有华人血统,却只讲英语。我那时英语口语的表达能力很有限,从《新概念英语》背来的句子在这样的场合基本派不上用场,为考TOEFL做的那些模拟练习更和实际应用风马牛不相及。但我的不安很快消除了,陈老师对我说话时说得很慢很清晰,听我讲话则很耐心很专注,还不时用一些问话来鼓励谈话的继续。记得好象就是在当天下午会议的间隙,他送给我他的那本书──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非牛顿流体力学》。
这本书是陈文芳老师先用英文写出,再由他在北大的同事译成中文的。它从连续介质力学的观点出发,介绍非牛顿流体力学的基本理论。最后一章应用粘弹性流体本构方程求解一些流动问题,包括象纤维纺丝这样实际的工业问题。书末有四个附录,分别是张量分析、均衡方程、无量纲数和泛函分析的简要介绍,这些是阅读这本书所需要的基础知识。
第二年,这本书随我到了澳洲。当时澳洲的大学里已经普遍使用email,但和中国的亲友联系,还只能用常规的邮递。初到澳洲的头几个星期,我买了一大堆明信片,向各地的师友报告我的新地址。也寄给陈文芳老师一封简短的明信片,再次感谢他的赠书。
有点意外的是,又过了一年多之后,1988年1月,收到了陈文芳老师的一封比较长的信,信里说,8月份,国内有几位流变学者将赴悉尼参加第十届国际流变学会议,可惜他本人不能参加了,七月份他得永久离开中国了,因为北京大学不再续签他的工作合同。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无奈和失望,写到要离开中国的那一句时,他用的是“I shall have to...”。
陈文芳老师1979到中国工作,那年,他41岁,到了1988年离开时,他50岁。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生中如日中天的时光。读着他这封信,我蓦然意识到中国在他心中的巨大份量。他已经把最宝贵的岁月奉献在这块别人视他为外宾而他视别人为亲人的土地上了,如果不是工作合同的意外终止,我毫不怀疑,他是想一直工作下去,把终生事业和理想寄托在这个他热爱的国度。
这封英文信的落款,是用汉字写的“陈文芳”三个字。字写得虽不漂亮,但那一笔一划,显然是用心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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