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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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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一批优秀同志的牺牲，令周总理非常愤怒和悲痛，也令世界震惊。
周总理采纳了同在昆明准备赴会的章汉夫和乔冠华的建议，主持拟定外交部的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特逮捕。总理要张越再问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4月10日得到张越通知后，香港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总理特别交待，在外交部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所采取措施的答复。
含糊其事的强硬
总理做这些交待的时候，还不知道张越4月10日与英方交涉的具体内容。这样考虑，体现了一种扎实稳妥的风格，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然而，4月12日下午新华社播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并没有“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声明对此含糊其词：
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4月10日9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
显然，这是把先前掌握的情报以“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英方这样的措辞含糊其事。
问题是，你并不是这样通知英方的啊！
英国人当然很不服气。
4月17日，英国代办处给我外交部一份备忘录，其中特别指出：4月10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对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前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
破坏和捣乱的差别，被英国人抓住了吧！
而且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说，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没有见到外交部就此点对英方的反驳，恐怕因为这也是实情。果真如此，那张越副司长也真是可怜可叹：仓促上阵，一问三不知——他多半从没有参与过与万隆会议有关的任何准备，却突如其来地要去办这方面的交涉。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他4月10日和英国参赞的交涉，是照本宣科。
问题还是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啊！您主管全局，让一个对此事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官员去交涉这个事情，连必要的背景情况都没有告诉人家，这太难为您的下属啦。
被动啊！
那么，外交部的声明为什么不按照总理的指示，如实写出4月10日与英方的交涉内容呢？
这也超出了我这种智商水平的判断范围。
只好再次斗胆臆测：
大凡水平不高的人有了过失，第一反应通常是摘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解决问题。
气极败坏。
其实，我们设想一下，即使4月10日交涉时没有提到破坏，没有讲安置爆炸物的事情，在声明里如实回顾当时如何通知英方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并无不可。因为发表声明、提交照会的目的，是要敦促香港当局破案。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中国方面没有任何情报，出了这个事，它也有责任调查破案。毕竟飞机是从香港起飞，当时香港又是英国管着。
可是，外交部的声明把没有告诉英方的内容含糊其事地造成告诉了英方的印象，不实事求是，本来你有理的事，也显得不那么有理了。
更何况，当时对飞机事故的原因还没有开始调查，你的声明里已经一口咬定“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从不相信暗杀情报到以情报为依据发表声明，张闻天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问题是，你的情报还没有得到证实呢，你就在声明里强硬地下了断言，难以服人啊！尽管情报并不错，但是这还不是以它为依据下断言的时候。
什么叫进退失据，这真是活生生的范例。
英国人玩赖
今天的人看这篇外交部声明的文字，大概已经看不出什么不妥来了。可是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就会知道它含糊其事、不顾时机的强硬，在外交上造成了多大的被动。
本来发声明应该是一个目的——要求英国人承担破案的责任。可是我们硬生生从声明里读出了三层意思：我没责任，你有责任，你得破案。
以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外交声明来摘清自己的责任，这不是引火烧身么？
所以英国人坚决不认帐，在4月17日给我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没有给予时间去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提出强烈的抗议。
看来英国人水平也不高，也以摘清责任为第一要务。
但是在这里，英国人也有点玩赖——他们的责任是摘不清的。即使在飞机出事的问题上他们没有直接的责任，调查事故原因，你还得承担责任吧？
英国人不仅玩赖，还犯晕。
4月13日香港总督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和4月17日英国代办处给我外交部的备忘录，都声称：4月11日11时20分左右，新华社代表1人以电话通知香港警察署特种事务处长，11名新闻记者及越南代表1人将于同日午后不久乘印航飞机离港，但并未提到有任何扰乱可疑之处。
这个说法既与事实全然不符，也不合逻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4月9日夜接到董越千电话传来的周总理的紧急指示，他本人又将于4月11日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去万隆，他怎么可能掉以轻心到4月11日上午才派人打电话通知香港警方？而且，既然一点也没有怀疑有人扰乱，新华社的代表为什么要打电话给香港的高级警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乘客总共只有11人：8名中方人员，以及包括越南代表在内的3名外籍人士。怎么到英国人那里凭空多出来一个人？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接待单位，送往迎来，不可能连人数都搞不清。
玩赖玩过头啦，向来以狡猾著称的英国外交官也显得弱智。一个声明这么多破绽，也太草率行事了吧。
不过这么一来，倒把中方4月9日中方交涉时不到位失误，盖过去了。
而且4月17日，印度航空公司在孟买发表声明，据3位生还的机组成员报告，使飞机失事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本身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原因造成的”。
飞机从曼谷飞香港的时候还好好的，从香港起飞之后爆炸，这个“外来原因”只能产生在香港。
当时香港的治权在英国，你怎么能没有责任呢？
香港当局在飞机出事之后的不承担责任和不作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中国新闻媒体连续发表了中国各界认识的谈话，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调查破案。
英国人居然生气了。4月26日，杜维廉代办来见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说，对中国新闻媒体对英国当局的指责，英国政府很不满意。
但是在飞机出事之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你一直没有进行认真查究，也太说不过去啦。
对此，英国人也不能不作为了。但是他还不明说。杜维廉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将失事前所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可能找麻烦以及事件发生后断定飞机是被破坏说根据的情报提供给英方，以便利香港当局的调查。
我要调查了，但是你得给我提供情报。
中方给不给呢？
周总理的部署
中方的态度很明确：给。
早在4月14日，刚到仰光的周总理在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见时，就谈到，在这一案件中，中国、印尼都是受害者，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
4月26日，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的同一天，在印尼访问的周总理告诉尼赫鲁：中国政府获悉，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总理，他指派调查飞机案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尔·纳·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去香港。他4月19日曾致电艾登，刚收到新德里转来艾登4月22日复信，也要求中国提供进一步细节。
4月27日，周总理在印尼会见尼赫鲁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这些记录说明，在参加万隆会议的过程中，周总理始终在关注并部署着“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破案安排。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大概知道，会议本身的日程，以及当时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有多么紧张。
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只有6个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余对中国都怀有深深的敌意或疑惧。周总理既要参加大会，做大会发言，又一个一个和这些国家的代表交往，做工作。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中国代表团尚未出师，就有那么多优秀同志死于“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周总理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但是除了在抵达万隆时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提及“有些人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在力图破坏我们会议”，中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外，总理在公开场合从没有刻意去“秀”他的悲愤，也没有拿这个事在会上炒作。
想象一下，假如会上总理逢人就说“克什米尔公主号”，诉说中国受到的伤害，那会是什么情景？
祥林嫂！
人家早烦死你啦。即使你的遭遇值得同情。
哀兵，也要哀的得法。
周恩来以诚待人，在万隆会议为新中国赢得外交上的辉煌胜利。被周总理化敌为友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几十年如一日的铁杆朋友——而这都是金钱买不来的，何况穷得叮当得中国当时也没有钱买谁。
在掌握大局的同时，周总理拉住印度做同盟军，共同向英国政府施压，为“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调查做出部署。
纵横捭阖，挥洒自如。
真正国际政治家的风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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