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层面讲，开放获取已成为欧美科研群体与政府的共识。开放获取的目的，是让经过同行评议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通过互联网对每一个读者免费开放，并允许读者非盈利性使用，甚至重新演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学术传播中，OA论文具有引用优势（citation advantages），即获得比同类非OA论文更多的引用；此外，OA论文在教育、科普、公共政策等方面也更具应用潜力与影响力。

目前，全球大部分有影响的研究型大学，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科研基金以及一部分私人科研基金，都已采用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Open Access Mandates)，要求其资助的学术研究所发表的出版物对公众免费开放。随着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被西方主流科研机构广泛采用，学术内容的开放交流成为大势所趋。在总共1.14亿在线英文学术文献中，已有超过2 700万是开放获取（OpenAccess, 简称OA）的，占24%[1]；据估计，到2016年，将有超过一半的学术论文实现OA。

近一两年，强制性OA政策的涵盖领域更广，规定更细化，强制力度也更强。开放获取时滞（embargo period）成为政策焦点之一。通常OA政策允许12个月的开放获取时滞，以确保期刊出版商的订阅市场和商业利益，但造成了学术成果传播的滞后。2014年世界多个著名学术团体联合签署声明，要求取消OA时滞，实现学术论文的立即开放获取——签名机构包括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欧洲学术图书馆协会（LIBER）、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 （COAR）以及中国国家科学图书馆，等等。盖茨基金会近日也宣布，自2017年起，对其资助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不再允许12个月的开放获取时滞。

现行科研评估体系以期刊论文为基础，尤其依赖出版商建立的引证计量体系，比如引用率和期刊影响因子。这一评估体系为学术出版产业提供了政策红利，但是，单纯以引用率来衡量学术研究影响力的方法一直饱受争议，其局限性在OA时代越发明显。

改革学术评估体系的呼声在欧美变得越来越强，新举措也不断推出。比如，英国研究委员会要求基金申请者提供构建“多元影响力”的方案，以“确保研究的潜在受益人有机会获益”。多元影响力包括对相关群体、社会大众和公共政策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论文引用率。澳洲医学研究委员会（NHMRC）2014年4月发表了一份声明，更直白地表述了科研基金对研究成果评估的改革思路：评估优先权要从期刊影响因子转向单篇论文的引用数，甚至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科研成果不但包括期刊论文，还有其他学术传播方式，比如报告、多媒体作品等。

客观讲，上述政策革新尚不足以撼动现行评估体系的主导地位。不过，这些改革举措以及新型学术影响力计量指标的发展，会使学术评估走向更多元化的时代。这有助于建立可持续性的OA学术出版生态。

开放科学是欧美科研政策的新焦点。

欧盟推出了雄心勃勃的Horizon 2020规划，计划投入800亿欧元预算，打造基于数字开放理念的科研创新体系。开放数据是当下热点，欧盟已经要求其资助科研项目的研究数据对公众开放；一些世界级的学术机构，比如欧洲核子研究理事会（CERN）开始构建开放数据存储库；学术出版商如PLoS和Nature 也开始尝试科研试验数据出版。

无论开放科学，还是OA政策，都将青年一代研究者视为未来主导力量。比如，欧盟推出了FOSTER项目，旨在对欧洲青年学者进行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的培训；2014年国际开放获取周以“开放一代”为主题。年轻一代学者成长于开放网络环境，在Facebook、Google、Twitter等熏陶下长大，心理更认同开放理念。虽然现行商业出版和评估体系会造成短期障碍，年轻一代还是拥有巨大潜力与能量去推动转型，实践和推广开放科学与新型学术传播。

总体讲，开放获取政策反映了欧美学界、科研基金和政府的共识，正成为学术出版产业变革与转型的推动力量。

我国OA的破局之道

作为三篇系列博文的结尾，简单谈两句我国OA的破局之道，仅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中国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2014年发布了类似欧美的强制性OA政策，这是中国OA发展的里程碑。中科院的CAS IR Grid 和自然科学基金委新近上线的机构库也是颇为令人瞩目的OA实践。

但是我国学界、出版业、政府和公众达成广泛共识尚需时日，在实践中大规模实现OA仍不乏阻力。

中国学术出版业长期以来受益于垄断体制和政策红利（尤其是论文导向的学术评价政策），坐享稳定丰厚的经济收益。但在全球出版业数字升级、知识走向开放交流的大环境下，中国学术出版面临着比欧美更严峻的转型挑战。

开放转型的成败不但事关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也直接关系到国内学术出版市场的份额——多数国内一流研究成果已不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中国是世界上公共科研基金投入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向知识型、创造型经济转型。开放获取和开放知识所带来的科研活力、科研透明度以及公众科学参与至关重要。

中国学术出版界需要了解欧美OA的发展，积极融入全球学术出版体系，既发现差距，也寻找机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国内出版业的运营能力，以面对数字化、全球化和开放化的新型知识环境。

（本博文节选自本人发表于 《科技与出版》的文章《学术出版的开放变局：2014年欧美开放获取发展评述》，原文过长，特分为三篇博客，此为第三篇。欢迎交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