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派和挺转派的斗争策略》中有对用除草剂有个议论，把使用除草剂与经济联系在一起了。而且由此援引汽车为例，试图以交通事故与汽车工业之关系类比转基因与其风险的关系。这样的类比，既有有道理的一面，也有类比不当的一面，有些话题不吐不快。

农业本身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人类生存到今天，考古学的结论就是人类背着破坏自然是宿命。因为脑的发达，使得人类能发明道具，改善生产效率。改善对人而言是“善”，对自然环境就是破坏了。早年人类活动中有捕捞蛤蜊的遗迹。考察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壳的尺寸变得越来越小了。无疑，这就是破坏自然的一个记录了吧。

对除草剂对环境的污染，人们也许关心度高了些。其实化肥也同样是污染环境的大因子。不过人们对这类污染的认知度低，或者说是容忍度高，才不把使用化肥当回事儿。土地的收成是上去了。但是水域的经济就被破坏掉了、居住环境也被破坏掉了。对农药，人们也认为这是个需要的“恶事儿”。镜某种过菜、也种过果树。深知到不用农药就没有好的果实、好的蔬菜。在化肥和农药的延长线上的技术，就是转基因+除草剂的技术。从发展的连续性看，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很少有人怀疑、质疑。

经济的说法无外乎是这样来“算账”的：拿出一部分钱来做研究，成果可以使生产效率变高，粮食的单价就会下来，消费得起的人就可以多，同样的费用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大约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市场的规模。“养活更多的人”被认为是善。殊不知，这个善不是可以永远为维持下去的，总有一天会崩溃的。

为什么可以容忍汽车的污染和危害，而“歧视”农口所做的事儿呢？刘老师的帖子让镜某读出了这样的“潜台词”。也许因为刘老师本身处在农口上，“饱受”着这样的学科“歧视”。对这个“指控”，跟帖的吴老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见识：有很多人造产品应用的新技术是可控的，比如博主提到的汽车、互联网等。镜某把这个见识再推进一部，是个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的差。因为有这个本质上的差，所以产业分高级和低级。说低级不好听、有歧视的语境，所以人们改称“初级”。汽车工业是个“集成”的产业，而现代农业则是个“散发”的产业。散发就有个一发而不可收的说法。

对二氧化碳要消减，对地球温度要控制。这些道理至少在大面儿上没有人反对。要控制碳消费的理由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不可逆性。要从不可逆性上看问题的话，农业的生产方式必然要受到控制，最终地球上的人口也是需要控制的。这是所谓的法则性和必然性。不这样提不过是出自“政治智慧”罢了，并不是没有问题。

《我为郎咸平说几句话》一帖的最后讲得有些“悲壮”，

Quote
曰：
我写这篇博文是彻底的对自己个人利益的损害。一方面得罪中国的科学大牛们， 另一方面得罪美国的一些大公司，他们实力雄厚， 可以使我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镜某不大以为然。应该说如今的舆论压力要比早年《沉默的春天》出版的时代要“文明”多了。但是一些人的惯性思考，却与《沉默的春天》出版的时代基本相似。至于这个“一些人”的所指，还是请自己对号吧。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