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评价亟待改进----个例反映重要的普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是饶老师近来的思考。也许是因为饶老师接了一些评委的“活儿”了，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在博客上发些牢骚吧。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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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老师抱怨说：
中国的科学在质和量都还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科学的奖项多于美国。中国在国家层面有多个奖项（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几等奖）、还有部委（科学院和教育部内部）、地区（省市）、和各专业协会的奖项。美国国家科学奖每年只有10人、部委和地区极少奖项，而奖项主要都在专业学会内部。奖太多了并不能刺激科学发展，可能还有害处：有些单位热心谋求奖励带坏风气。

但是饶老师在这里就犯了忌讳了。忘记了国体的不同而言必称“美国”如何的做法，是很让人反感的。

“中国的科学在质和量都还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科学的奖项多于美国”的说法不好理解。不妨忘了那个但是，把这个句子分成两部分：中国的科学在质和量都还落后于美国，以及中国科学的奖项多于美国。这两个陈述都是现实。如果承认这个现实的话，很自然的会得出结论：奖项与科学的发达无关，句号。面对既与学术无关，却又有很多奖项的现实，自然就要考虑这些奖项是为了谁的问题和为什么的问题。然后才是对症开方子下药的事情。显然，饶老师是“省略”了这一步，直接就去诊断、开方子了。

如果认清楚这些奖项的作用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做法都是那么的“当然”。发奖、授勋的功效是什么？比如说有历史、有传统的军功章，功效显然不是为了刺激战争。被授勋章一方是个荣誉的问题，但对于授勋的一方而言，就是一个显示权威的作用了。因此，这些东西基本上与学术评价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是为了确保权威性而需借助的一根拐棍罢了。

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个段子，铁梅问奶奶为什么表叔多。李奶奶的说法是因为表姑奶奶多。实际上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衙门多，奖项自然就多。全世界大约也找不到几个有个铁道部政府机构的国家。既然有了铁道部，那么部里就要有奖。然后就是每个阶层对此制度的拷贝。这些具有“生命活动特质”的事情，对生命科学领域的人们应该是常识了。

国人知识界往往把问题往执政方推，不大思考自己的责任。比如饶老师所属的学会，名称相当牛，叫CNS。会员有4千，理事有119人，常任理事就有31人。这样的结构在全世界看也是个异常的事态。让这样的学术团体去做学术评价、学术运营，别人不知道，镜某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因为组织的结构状态就不象个能办成事儿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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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老师的厨房是：
奖项和荣誉只是学术评价的一个方面，但它们是目前已经开始有条件进行改进的方面。对于一般高校和研究所，学术评价也需要改进，目的也是一个：在确实了解后、并能够判断的情况下，对学术实质进行评价。不过，在全国范围内，这一工作不可能很快普遍做到，需要现在有条件的单位开展，以后逐步展开。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提到这个CNS学会。其实所谓学术界，应该是指这些专业学会的组合体。会员们交会费、参加学会的活动，学会的执行部门为这个专业整体“谋利益”。当然，自己专业学会里的评奖、对外的获奖推荐也是职责范围里的事情。也是饶老师们可以左右的事情。而国家的各类奖项，主要是为了国家各部门的利益。因此，如何评奖的事情也就不必饶老师们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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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