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牛文：投PRL被拒，改投nature中了。当然这是说五十多年前的事儿。文老师引用了nature杂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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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很难判断他们本身的研究工作的价值或影响（impact），爱因斯坦做不到，梅曼也做不到，因此公众不应期待科学家事先知道他们被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会带来什么，政府更不应该专注于支持那些貌似有国际影响力（international impact）的研究。

这些说法都应该算是大实话，但实际操作起来就很有些困难了。因为对科研的投资，实际上与股票投资是一样的。多数人因为没有钱而发愁，少数人因为“有钱”也同样会发愁。因为有钱人不希望钱闲下来，希望有（回报）好的投资对象。投资这类事儿很奇怪：越热的领域越有人投资。比如这些年来光伏发电就算是个“热领域”。能否成事儿镜某持怀疑的态度。有很多电池研究的做法都是“小技巧”，比如薄膜光电池的研究，根本就不能成气候。因为其性能之差使得薄膜光电池与发电的其他部分的匹配不佳。但是由于光电池投入的资金多，不这样做就“消化”不了这些投入。同是人的作为，控制不了经济上投资过热的问题，也就同样无法控制对科研投资过热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光电池是个误导。如果是维持藏族牧民的生活水平，光电池+储电系统能起很大的作用。但是要维持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的话，在可预见的近期里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唯一可行的是降低消费水平，这个结果恐怕电力公司不愿意看到。

有一个说法叫看一个分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投入了不少钱了。当然，投入的额度比起核聚变来还差得多。有没有必要看一个分子？看到一个分子结构时是否可信？这类思考在主张看一个分子时应该想到。如果不去思考的话，很可能就是在“误导”投资人呢。在分子层次理解物质的结构和机能与看一个分子是两个事情。包括电子显微镜在内，能够有原子尺度的分辨率与看一个分（原）子也是不同性质的两个事情，不可混淆。

假定人们可以看清一个分子的结构了，其可信性就会出现问题。为了保证可信性，就要看100个同样的分子。对这样的集团的统计误差大约有10%，比今天蛋白质分子结构的3%要差许多。要达到3%的水平要测1千个。不知道主张要看一个分子的人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做东西有个废品率的问题。看一个分子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测一千个合格的数据组需要测多少次呢？按30%的合格率就意味着要测3千次。问题是测三千次、计算三千次的时间需要多长？有人“思考”了：单有巨大的”X光显微镜“还不成，还需要有实时数据处理性能的超计算机。事情到此所谓看一个分子设想的破绽就比较清楚了。

今天是King牧师的纪念日，因此不能灭了人家的“梦”。但是不妨灭一些人的“蒙”和“萌”。当一个人主张花更多的钱办更多的事儿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人的“贪心”会令人丧失判断事物好歹的能力。

所谓价值，是说花更多的钱办更少的事儿。比如说建金字塔、建颐和园、建皇帝的陵墓，这些都属于花更多的钱办更少的事儿“典范”了。同时代的人也许因为这些建设吃尽了苦。但是那一代人死了之后，过几百年，价值判定的标准就变了，新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用花更多的钱办更少的事儿的思考忽悠人难，因为人们立刻就要思考值不值的问题。因此，人们忽悠往往是用花更多的钱办更多的事儿的说法。不幸的是，今天对科学的投入也是花更多的钱办更多的事儿思考。但愿科学能成为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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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