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交通学科之先河，立交通学术之正统

徐吉谦教授是中国交通工程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先生作为中国本土派的交通工程学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完全没有受语言障碍的限制和本土专业视野的限制，相反，先生视野开阔、高瞻远瞩，目光锐利、思维敏捷，最早提出并确立了交通工程理论与实践应当树立的系统观、区域观、控制观、工程观和创新观。先生这些重要的观念和理念，对于初创期的我国交通工程学科建设与发展、特别对于东南大学交通工程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奠基意义、启蒙意义和传承意义！

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一生正值、以身作则，开拓创新、谦逊务实，为人师表、诲人不倦，乐于助人、甘为人梯，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风采，为我们树立了人生楷模！作为徐老的学生，深感终身受益、无上荣幸。

人生启蒙，传道引路

我是农家子弟，中小学都上的是普通农村学校，当时又都处于文革期间，尽管在班上名列前茅，也算优秀生，但基础知识都很欠缺，经过了6次高考拼搏，才于1981年考入当时的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公路与道路工程专业的，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更有幸成为徐先生嫡传亲授弟子之一！

记得入学之初，道路工程教研室的领导和骨干教师给我们部分新生进行集体入学专业教育。在座的有我国道路工程学界的两位老前辈，当时已年近70的方福森教授、方左英教授，有几位年近半百的中轻年教师徐吉谦、邓学钧、邵容光、陈荣生等老师。二位方老都是留过学的，给我们讲述了国际道路交通工程学发展历程、成就与趋势，展望了我国在开启改革开放，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途背景下，交通运输行业和学科发展的美好前景，让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产生的浓厚兴趣与高度期待。邓学钧、邵容光、陈荣生等年轻教师向我们概要介绍了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专业概况和道路、桥梁工程、机场道面工程等课程设置与学科特点，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专业既需要扎实的数学、力学等基础科学功底，还需要气象气候、水文地质、经济地理等相关学科知识，可谓“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而有一位中年老师的讲话则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以一首我们几乎听不懂的古诗（是什么诗已记不得了），教导我们这些大学生要既要有刻苦学习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勇气，还要学会做人做事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他就是徐吉谦教授。徐先生的讲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大学本科三年半读完，进入到了毕业设计阶段。十分有幸的是，我和另外3位同学（周鹤龙、唐虎平、韩家志）一起被安排到由徐吉谦老师作为我们的毕设指导老师。令我们很意外的是，徐先生第一时间把我们四位跟他做毕设的学生一起请到了先生家里。我们坐下来后，先生并没有急于了解我们的学业，也没有交代毕业设计题目，而是开门见山跟我们说，你们进入到了本科毕业设计阶段，即将大学毕业，进入到人生关键阶段。人最要紧的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第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其次才是做事做学问。做人者，对人，要以人为善、以人为师，对己，要自以为非，不要自以为是。做学问，要谨记王国维先生的读书三境界：‘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也就是要有拼搏登峰精神，要有持久耐劳精神，要有创新突破精神。徐先生一席话对我来说，可以说醍醐灌顶，终身受用！

    言传身教，甘为人梯

我自做本科毕业论文开始，到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再到留校任教，直至调到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工作，至今已逾30年，追随先生，亲密接触，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热心帮助，让学生深受感动、获益匪浅！许多细节，只有学生才能有幸亲身体验。我每次去先生家里拜访求教，先生都亲自迎接，亲自搬凳让座，亲自沏茶添水。学生起身告辞，先生都不忘要我带向我夫人问好；每次都必亲自送行，而且会从三楼送到楼下，反复作揖并目送我离开。我结婚成家后，分居两地，先生亲自关心关怀，帮我联系疏通相关领导，最终帮我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困难。规划局领导告诉我，当时我被调去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工作，也是事前征求了先生意见，是先生推荐了我作为合适人选。先生担心我年轻气燥，常常提醒我，工作上要有耐心定力，不要急于求成。先生怕我抽烟多影响健康，常常提醒要自我控制，加强锻炼。

先生对我学术生涯的起步、成长的帮助是无可替代的。我的第一篇在全国公开学术刊物“城市交通管理”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南京长江大桥通行能力研究与建议》是在先生鼓励下，根据我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整理归纳起草的。我对学术刊物论文写作的规范性框架、格式、内容等要求还一窍不通，对论文内容的逻辑、分析、结论和文字表述把握也很门外。先生亲自动手，帮我从文章大小标题、内容摘要和正文全文都做了全面修改。我投稿前署上了先生和我两人的名字，先生硬是把他自己的名字划掉了，令我感动不已。经先生推荐，论文很快发表了。多年后我从南京交管部门领导口中得知，我的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交管部门重视，采纳了我论文提出的建议方案，调整了南京长江大桥车道划分。听到这个信息，我感到很高兴，更感激徐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本科临近毕业，我很意外有幸获得了面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我毫不犹豫选择徐先生和交通工程作为我硕士研究生导师和方向，跟随先生继续深造学习。先生给我建议的硕士论文研究选题方向是城市交通规划方案评价。原因一是先生正在主持《南京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编制，我和先生指导的王炜、李旭宏等师兄都是该《规划》项目组成员，先生指令李旭宏师兄负责交通需求预测，王炜师兄负责交通网络分配与规划，由我负责交通规划方案评价。这三个方向都是城市交通规划编制的核心技术，当时国内城市交通规划理论研究和编制工作都还刚刚起步，理论研究、技术攻关、软件开发都基本上是从零起步。先生安排我们三位研究生，同步开展硕士、博士论文研究和规划编制实践，这是改革开放起步、“摸着石头过河”特殊历史时期的精心安排。先生既大胆放手、热情鼓励青年学子开拓创新，又认真耐心悉心指导，还不辞辛苦，亲自补台托底；既保证了规划编制任务按时圆满完成，又让研究生们理论联系实际，做出高质量论文。

先生当年50出头，正是学术与事业黄金年代。然而，先生高风亮节，甘为人梯，大度大胆把弟子们推到科研教学第一线。他热情鼓励、热心辅导支持青年教师们申报并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参与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研究。先生承接的合肥、郑州、鞍山、马鞍山等城市综合交通规划项目，分别由王炜师兄、李旭宏师兄和我来担任项目负责人。正是有了这样难得的国家科研课题研究和城市重大交通规划项目锻炼机会，师生一起奋力攻关、精心编制，迅速积累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论文专著和规划成果，青年教师们才可能有机会和条件破格晋升。他安排王炜师兄担任交通工程教研室和研究室主任，我担任党支部书记、教研室和研究室副主任。先生这样的安排用心良苦，就是为了助推年轻教师迅速成长，挑起大梁，带领东南大学交通工程学科迅速成长发展。

本人极其有幸，在跟随先生共读研究生阶段，就被先生安排参与了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模式研究”之分专题“大城市出入口道路交通特征与规划设计研究”。1987年，先生先安排我利用暑假，回老家南通，独立开展南通市出入口道路交通特征调查。先生明确交代，不能只做一套方案，要充分考虑各种外部条件与不确定因素，提前做好不同适应性调查方案和应急预案。这对于我这样刚刚起步从事科学研究的新兵而言，无疑是极为重要、受益终身的教导和训练。我也一点不敢怠慢，针对事先预选的交通调查点，必须考虑的多种外部条件和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状况，我拟订了5套方案，先生认真审阅后，非常满意。由于考虑周到，尽管只有我一人亲临现场调查，一个星期调查进展非常顺利，圆满完成了任务。1988年夏天，我已经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先生又派我和正在读研的师弟赵同安（现任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巡视员），赴大连市，与上述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主持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交通所以及大连市规划局、规划院的领导和技术骨干，共同开展试点实证研究。这对我和学弟两位年轻人而言，是极其难得的一次向我国城市与交通规划科研设计顶级水平的国家队面对面学习、交流、请教和训练机会。通过这次机会，我和师弟十分荣幸，既认识了中规院交通所第一任老所长朱剑松先生（已故）和后来先后接任朱先生的李兵弟先生、李晓江先生，还有马林、李亚明、闫军等一批中规院交通所的青年骨干。这次在大连的半个月现场实证研究工作营的经历，让我不但与中规院交通所这个国家队老中青三代领导和专家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和深厚友谊，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交通规划、交通工程研究与实践的许多宝贵知识与经验，初步建立了城市交通与城市空间互动关系和协同规划基本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这对我后来几十年的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与实践，特别是主持南京交通所和城交院开展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具有极为深刻影响和帮助。我从心底由衷感谢、感激和感恩徐先生对我的良苦用心、悉心栽培和给我提供的珍贵机会和无私帮助！

高瞻远瞩，精心布局

徐先生对于中国交通工程学科发展、东大交通工程学科发展重点特色、对于他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选题和科研项目的选题，都有着认真思考、统筹谋划、精心布局。

先生对于东南大学交通工程学科建设、科研重点特色，有清晰定位和布局。先生大学所学专业和留校后从事专业都是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主要方向是公路路线设计。1970年代末，先生已年近半百，毫不犹豫选择了从头开始学习和探索交通工程学研究。我揣测，先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既非被动接受，也非心血来潮，而是先生的自觉的必然的选择。首先，先生既是一名自觉自律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位负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教导弟子们做科学研究要勇于创新，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其次，先生长期从事公路与城市道路路线设计的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对于交通工程学发展必要性、重要性和前景，比其他老师有更直接而深刻的认知与判断。这一点，我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佐证：一是先生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0年代中后期，就受命担任我国第一条一级公路——南京宁六公路设计技术总负责人。先生对于这条开历史先河的一级公路的功能定位，路线选线、路面标高与区域、城市、城乡交通服务关系，与沿线城镇空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清晰准确判断，充分体现了交通工程师和交通规划师应有的核心理念与基本原则。二是在先生年近90岁时，我有一次去先生家拜访，他拿出了一本珍藏了几十年，“文革”前出版的张烈教授专著《都市计划与交通网》，据说先生做过张烈教授的助教，说明先生早在“文革”前就已经接触到了交通工程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理念。

1980年代初，先生亲自策划、促成并领衔编制南京市第一轮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以此为契机，先生将交通工程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交通规划编制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同步推进相关工作。先生指导了当时上海城建学院派来的青年访问学者晏克非开展城市居民出行调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在先生指导下，晏克非老师完成了国内第一本《城市居民出行调查方法》研究报告，为顺利成功开展南京市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居民出行调查奠定了基础。晏克非老师的这本专题研究报告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深感这本报告堪称城市居民出行调查科学方法论经典手册。而徐先生为他所指导的研究生们各自的论文选题，也是经过先生精心思考和布局的，王炜的硕士论文《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通行能力研究》、博士论文《城市交通网络分配与规划研究》，武进的硕士论文《城市出入口道路特性与规划研究》，李旭宏博士论文《城市交通需求预测理论研究》，黄富民硕士论文《城市出入口道路技术标准与评价研究》，杨涛硕士论文《城市道路网总体性能评价与建模》、博士论文《城市交通网络总体性能评价与建模》，周鹤龙硕士论文《大城市辐射交通研究》，惠先宝硕士论文《城市交通战略规划研究》，李洪武硕士论文《城市交通规划评价方法研究》，赵同安硕士论文《城乡结合部交通规划研究》，吴敏硕士论文《城市道路网布局规划研究》等等，这些硕士、博士论文结合了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南京、合肥、郑州、马鞍山、鞍山等城市综合交通规划项目同时进行，形成了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系列成果，开创性建立了中国现代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编制的基本理论框架与技术方法体系，也奠定了东南大学交通工程学科特色与品牌效应。

徐先生既强调不同高校交通工程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不要千篇一律，要有各自重点和特色；同时作为高校的一个独立专业学科，无论是课程体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训，也要兼顾完整性和系统性。交通工程教研室的老师们各自承担的研究方向、专业课程有明确分工。为了弥补城市交通控制课程教学和相关科研人才缺失，专门从东大自动控制系引进了优秀硕士毕业生乔凤翔进入交通工程教研室工作。徐先生还组织开展了环形交叉口、平面交叉口通行能力的研究，并亲自撰写了《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设计》技术指南报告，争取到并亲自主导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城市道路单向交通组织研究”，亲自撰写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先生还积极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森发教授、周晶老师等，合作开展城市道路交叉口自适应控制研究等科研项目。先生的上述努力与卓有成效的科研攻关，对于完善交通工程学科建设以及交通工程本科生研究生专业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建设都是十分必要，具有前瞻和奠基意义的。先生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交通工程总论》是全国各大高校交通工程专业本科经典专业教材，荣获交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笔者有幸也成为该书参编作者与获奖者之一，承担了其中“交通调查”和“道路通行能力”两张编写任务），至今已再版5次，重印加印数十次，发行量累计估计已经超过10万册。

创新务实，“五观”立统

我在庆祝徐先生90寿辰师生座谈会上，试探总结了从师徐先生近40年学习和研究交通工程，体会到的先生一生在交通工程教学科研方面的主要学术思想，即本文开头提到的系统观、区域观、控制观、工程观和创新观。在此对徐先生这“五个观念”的具体内涵与体现做一些说明。

根据欧美《交通工程学》经典教材对于这门学科特征的归纳，认为这是一门融“工程（Engineering）、经济（Economic)、执法（Enforcement）、教育（Education）、环境（Environment）等多学科知识为一体的交叉学科，称“五E”科学。这意味着交通工程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技能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系统性。交通问题是与国家、区域、城市、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关联的十分复杂的系统科学问题。一名合格的交通工程师，必须建立系统科学思维和基于系统科学思维的系统工程方法技术。徐先生敏锐而前瞻认识到了这个事关交通工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攻关的关键问题。先生在交通工程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系列中率先列入了“系统工程与最优化”这门必修课。徐先生专门邀请后来升任东南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盛昭瀚教授担任交通工程研究生这门课的主讲老师。盛昭瀚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较早从事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教学与研究的年轻教师。后来成为在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交通土木复杂建筑工程技术与管理集成和系统优化、供应链与物流系统工程等多领域卓有建树的知名学者。盛老师上的系统工程与最优化方法课，视野开阔、思路缜密、条理清晰，让我们这批交通工程研究生收获匪浅，深感钦佩。也说明徐先生的高瞻远瞩、慧眼识才。1990年左右，徐先生领衔担当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中国交通工程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我与师兄王炜、李旭宏，以及教研室李俊利、乔凤翔等老师都参加了这个开创性的国家级研究课题。先生以系统科学思维，亲自构思、亲手绘制了一张交通工程学科树。他把交通工程学这门系统性、综合性、交叉性极强的学科的知识体系，从基础知识体系、到主干专业知识体系，到相关专业、应用专业等知识体系，以一个有机生长的大树形象表现出来，体系完整、层次分明、功能明确、一目了然。这张图展现了先生对于交通工程学这门学科极其复杂的学科知识体系的脉络、结构与关系的深入研究、系统思考、清晰认知和了然于心。对于城市交通系统及其科学规划、科学治理，先生同样进行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他认为，交通系统是城市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规划必须放到城市大系统规划中来思考和制定。为此，先生要求给交通工程研究生开设城市规划原理课程。我们这一届的城市规划原理，是由东南大学建筑系柯建明老师上的。柯老师讲课既简明扼要，又高屋建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因为徐先生和柯老师的启蒙，让我对城市规划及其学科相关学科知识产生浓厚兴趣。我购买和阅读了大量中西方城市规划、经济人文地理教科书、经典专著和学术论文。这为我日后离开教学岗位，转到城市与交通规划研究与编制一线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城市交通治理是城市建设与治理最重要、最长期，也是最复杂的任务之一。而先生在30多年前我国交通工程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就进行了非常深入系统的思考。他明确指出：城市交通系统有很强的系统工程特性·在综合治理时必须认真研究考虑各个系统间的有机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关系，使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与系统总体能良好的协调，最有效地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先生根据系统工程和交通工程的原理和城市交通系统的特点，将城市交通系统综合治理中涉及的运量、运力、运基、运管、运环五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内在关系与逻辑进行了详细分析梳理，建立了五大系统协同闭环的城市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平衡逻辑框架。这个基于系统工程的城市交通运输系统逻辑框架，是徐先生的原创和首创，可以说，其科学性和先进性，不输于国际上迄今为止交通运输领域内任何一个先进理念或理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逻辑框架对于城市交通规划建设与科学治理实践极具普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意义。

交通运输是人类社会为了生存、生活和生产必然产生的在一定地理空间区域内的移动。而为一定区域内人和物移动提供保障和服务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载运工具、运营管理系统等，也就必须覆盖到人和物移动所需通达的区域。而人类存生和活动的地理空间，无论是自然地理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条件，还是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等，都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从事交通工程学研究与实践，尤其是城乡交通规划和治理研究与实践，必须自觉建立起区域经济与人文地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徐先生在转入交通工程学研究与教学之前，是侧重于公路与城市道路路线工程研究与教学的。公路路线经济调查、公路选线选址、平纵横线形设计等，都必须紧密结合公路沿线区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确定。这可以说是一名合格公路路线设计师必备的基本素养。然而，一条延绵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乃至几千公里的公路，需要考虑的区域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因素是十分复杂的。要成为一位高水平的公路路线设计工程师，其实是相当困难的。而徐先生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年代，被国家、地方和学校选中担当我国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宁六一级公路的总体设计负责人，即是大家对先生学识与能力的高度认可！而先生能够圆满顺利完成这一光荣、复杂、艰巨的设计任务，既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成为了载入史册的经典，更为我国高等级公路设计与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拟订相关设计标准和规范提供了更为珍贵的遵循与第一手资料。个中秘诀，非常关键的是先生的设计理念与观念中有极为清晰的区域观！第一，他能够顶住压力，力排众议，力主并最后说服各方接受，这条一级公路选线不用老路，另辟新路，不用高路堤，而用低路堤，不用一块板，而用两块板和四块板断面，既保证了这第一条一级公路线形设计的高标准，更为南京江北地区后续高质量发展和沿线区域居民出行便利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其二，先生的区域观，绝非静态的静止的区域观，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区域观。先生敏锐而准确认识到，宁六一级公路并非是一条单纯的常规的城际区域公路，而是一条极为重要而关键的城市出入口道路！其服务的交通功能复合了城际交通、城市交通、城乡交通多重功能。而这几种不同交通功能交通流量，在不同区段和不同时段是变化的。因此，宁六一级公路断面不应该是单一模式，而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有所变化的。先生在酝酿、创建和培育东南大学交通工程学科过程中，充分继承和延续了宁六一级公路设计中的动态区域发展观思想。他先后承接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大城市出入口道路规划设计研究”和“城乡结合部交通规划设计技术与方法研究”，并指导了武进、黄富民、周鹤龙、赵同安等多名研究生展开持续的系列研究，取得丰硕理论与应用成果，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建设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先生在指导我主持马鞍山城市综合交通规划过程中，提出了前瞻大胆的建议，规划要考虑预留预控马鞍山长江大桥。当时，我们年轻项目组成员和马鞍山业主领导们一开始都感到很吃惊！整个武汉以下长江中下游只有南京长江大桥，马鞍山既非大城市特大城市，也非国家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预控预留长江大桥是不是太大胆、太超前了吧？但听了先生站在动态的区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和思维，精辟分析与展望，大家都接受了先生的建议。而今天马鞍山长江大桥已经建成通车快10年了！回过头看，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远见卓识！

徐吉谦先生另外一个极具先见远见灼见，但至今未被引起重视，甚至已经被人遗忘的观念和理论，就是交通发展的“控制观”！先生所谓的“交通控制”并非通常意义上基于通讯信号和计算机技术的道路交通控制，而是基于经济、法律、政策和行政等多渠道多方式多路径的对于交通运输供求关系进行合理调控的源头控制。对照欧美国家100多年来现代交通运输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机动化起步期的交通工程管理（Traffi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EM），到交通系统管理（Transportation System Management TSM），再到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 TDM）和交通政策管理(Transportation Policy Management TPM)若干阶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反思、不断更新。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而徐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国机动化还处于快速发展前夜，中国交通工程学还处于奠基初建阶段，就远见卓识提出，中国的交通运输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单单看TEM、TSM，更需要立足于基于经济、法律、政策和行政等多渠道多方式多路径的对于交通运输供求关系进行合理调控的广义交通控制TCM！先生的TCM实际上就是欧美国家1960年代初探，1980—90年代盛行，直至今日还在推行的TDM和TPM总和。先生在30多年就提出的TCM原创性的、吹哨性的理念观念，对于正在深陷城市病、交通病的当下各级党政领导、代表委员、专家学者乃至黎民百姓，难道不是振聋发聩的哨音、警音和福音吗？！

至于与先生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的“工程观”和“创新观”，已经可以从以上介绍的先生一生为师、为学实践中体会得到了。跟随先生几十年中，不知多少次先生向我，也向其他年轻教师和学生提示和强调，交通工程学生、教师和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树立牢固的工程意识、工程思维，千万不要陷入到纯粹的数学公式、数学模型、计算机软件与数字的泥潭中拔不出来。即使是做数学模型和软件开发与分析测试，首先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现实世界、科学概念、科学逻辑和工程实践基础上。先生这样的不厌其烦的耳提面命、反复提醒，真可谓用心良苦也。

千言万语，只需一句：当先生之徒，不胜荣幸！终身受益！感激不尽！

杨涛

2021.6.22临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