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的毁灭警示：对于地质构造复杂、山地丘陵约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中国，地质灾害是一种比地震更为常见的威胁；山区城镇的规划和建设，必须引入地质灾害风险管理和控制的理念

　　发生于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对于中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四川省北川县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地震以及随后引发的山体崩塌、滑坡，使这个总人口不到17万的县，至6月5日，至少有1.5万多人死亡，4400多人失踪。其中县城所在地曲山镇，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报告死亡1.2万多人，失踪1500多人。
　　《财经》记者获悉，北川人其实长期生活在地质灾害的阴影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川县就曾考虑过整体搬迁避险，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如今，这个有着1400多年建县历史的“大禹故里”，政府机构已暂搬至临近的安县安昌镇办公。未来的新北川县城到底设址何处，仍是悬念。
　　梳理北川县城的过往，有助于未来的新北川以及中国众多同样存在巨大地质隐患的地方，能够引以为鉴。

从治城迁址曲山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不少劫后余生的北川人，仍然习惯于把位于现北川县城西北20多公里之外的治城，称为“老县城”。早在1992年，治城因属“大禹故里”，更名为禹里；而其失去县城的名分，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在漫长的岁月中，治城更像这一带的中心。公元566年，北周政权即以此地为县城，设北川县，并延续了上千年。直到1952年9月，北川县城由治城迁往位于曲山的现址。《北川县志》中，对于搬迁的原因未有明确记载。民间的说法是，这一搬迁举措，或许与新中国建立初期当地匪患猖獗有关。
　　1950年1月，北川县和平解放。解放初期，当地土匪活动十分猖狂。当年3月和4月，匪众曾两度发动大规模暴乱，并围攻治城，多位解放军指战员和县大队战士牺牲。
　　与治城相比，民国时期曾作为“茂北安联防办事处”（茂县、北川、安县）会议地点的曲山，因靠近安县和江油，交通更为便利。如果县城搬迁到此地，一旦发生危急状况，就可更快地得到支援。
　　然而，选址曲山镇搬迁，被证明是一个仓促的决定。1952年，北川全县有7万多人口，而曲山仅是一个人口不足500人的小镇。其长期难以大规模发展的原因，与曲山恶劣的地质条件不无关系。
　　曲山镇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狭窄地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四川绵阳市水利系统的张德藩在1992年《水利水电技术报导》上发表论文中指出，由于山高坡陡，处在断裂带上，地质环境复杂，曲山镇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严重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
　　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回龙场（今名茅坝，为北川县城的新城区）后山发生崩塌、滑坡，滚石飞移距离达1000多米；场镇被埋大半，乱石林立，后得名“乱石窖”。1856年（清咸丰六年），泥石流毁掉了修建在三角形洪积扇上的曲山旧镇。
　　自北川县城搬至曲山后的1958年2月8日，曲山任家坪一带发生6.2级地震，县人委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两头震垮，砖柱震裂；新华书店、邮局、银行、诊所、粮食局等单位新建房屋上部的单砖墙震垮，柱子震裂。此外，据有关记载，在曲山成为县城的北川，几十年来，滚石伤人、崩塌体破坏建筑物等事故，一直屡见不鲜。
　　上世纪80年代曾在北川担任过县级领导的一位老干部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整个县城依山而建，经常发生崩塌和滑坡。他在任期间，只要遇上大雨，都要和同事穿上雨衣，查看街上有没有垮下来的石头。
　　1976年，河北唐山以及临近北川的四川松潘、平武相继发生大地震。据《财经》记者了解，地震发生后，有专家多次到北川勘察，指出北川处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而县城被裹胁在山体之间，“非常危险”。

流产的搬迁
　　既然曲山镇并不适合县城发展，尽快实施搬迁避让，是最为合理的选择。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证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川县政府向地区和省里打报告，要求搬迁县址，并向国家申请2亿元的搬迁费用。此次大地震后新县城的候选地之一擂鼓镇，也是当年的候选对象之一。
　　1986年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北川公安部门工作的姜永寿，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确有搬迁的设想。他告诉《财经》记者，转业后不久，他妻子所在的中药材公司发生火灾，房子被毁。中药材公司当即准备重建，图纸设计出来后，因为县里通知说县城有可能搬迁，重建工作被推迟。
　　但由于种种原因，北川县的申请未获批准，搬迁计划最终流产。究其原因，经济问题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2亿元无疑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上述北川县老领导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到北川就任时，条件非常艰苦，全县有十多个乡镇不通公路，各级工作人员待遇很低。当时北川中学一些骨干教师打算调离，北川县领导班子恳切挽留，并表示一旦师资缺失，将亲自给孩子们讲课。教师们被感动，最终留了下来。其时地方财政之困可见一斑。
　　此后，四川省政府批准北川自1988年1月起享受少数民族县待遇，县里每年得到100多万元的补助。但这笔资金仅能暂解燃眉之急，很难满足搬迁这样宏大的规划。
　　除了财政上的掣肘以及需要国务院审批等程序上的要求，当时学术界的一些争议，也是导致搬迁最终被搁置的重要原因。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全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川人。在1978年考上成都地质学院（今成都理工大学）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那里。
　　王全伟告诉《财经》记者，1986年至1987年间，绵阳市地质学会组织专家对北川县地质情况做过评价。当时意见分歧，一派认为北川县城很危险，应该尽快搬迁；另一派则认为并不十分危险，无需搬迁。
　　“他们认为，短期内北川县不会有大地震发生，靠近老城区的王家岩的山体不会发生大的坍塌。”他补充说。在王全伟看来，北川县城并不适宜大规模发展。

脆弱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北川县城人口仅为1万多人；而据官方统计，此次大地震发生之前，县城人口已经增至2万多人。
　　北川县公安局老干警黄色发告诉《财经》记者，这2万多人实际上只涵盖了户籍人口。如果加上在县城的打工者、经商者以及县城周边的村民，总人口估计应在4万人以上。
　　由于土地局促，曲山镇老城区的可建设用地已使用贻尽，城区面积只有区区1平方公里。于是，县城跨过了湔江，在对岸的茅坝拓展新城区。
　　北川县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局的一份文件显示，到2005年底，北川县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6平方公里，按居住人口1.8万人计算，人均城市建设用地89.4平方米。又据2008年初四川省建设厅批复的该县城市总体规划（2006年至2020年），到2010年，用地规模将扩大为2.8平方公里；到2020年，建设用地规模将达到4.1平方公里，人口也将从目前的2万多人增长到4.5万人。
　　当然，客观地说，居住在北川县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并没有完全忘却崩塌和滑坡的风险。北川县国土资源局2006年的一份汇报材料显示，该局“对重点地质灾害点的治理高度重视，多次向上级反映汇报”，并于2004年对北川县城老城区王家岩滑坡进行治理。
　　王家岩滑坡由于对60户村民和22个单位的3000多人生命构成威胁，2005年也被列入了省级重点工程治理项目，获得防治专项资金152万元。经过公开招标，四川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开始修建抗滑桩、挡墙、排水沟等工程设施，工程于2006年7月竣工。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四川省“512”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编写组组长许强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从这次地震的情况来看，对王家岩滑坡的局部治理，还是收到了一定成效。
　　“我在5月13日晚上就赶到北川县城，看到经过治理的地方没有出现滑坡，否则王家岩全部滑下来，幸存者会更少。”他颇为感慨地说。
　　然而，鉴于北川县城潜在的地质灾害毕竟是全局性的。于是，当一场巨大地震在2008年5月12日发生，北川县城最终没有逃脱被垮塌山体“包饺子”的悲剧。
　　在老城区，《财经》记者注意到，王家岩滑坡发生的大面积滑塌，将无辜的男女老少彻底掩埋。在新城区，景家山滑塌规模稍小，但也无情地吞噬掉北川中学新区、公安局等单位，以及大片居民楼。
　　北川中学新区只有少数师生得以生还，教学楼废墟上飘扬着一面国旗。每当在电脑上看到那幅国旗飘扬的照片，数学教师杨胜建就会悲从中来。他在老城区的曲山小学就读的女儿，也永远回不来了。
　　北川县公安局的干警中，至少有20多人遭遇不幸。姜永寿的母亲、兄长、弟弟、舅父、姨父等十余位亲人，都不幸遇难或失踪。姜永寿痛心地说，“如果不是山垮塌，县城不会死那么多人。”
　　据许强教授估计，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死于山体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可能达到地震总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北川县城作为地质灾害的重灾区，状况就更为不堪。

警惕“北川式悲剧”
　　上述那位曾在北川县工作过的老领导，目前已在绵阳定居，此次地震中亲人也都平安，但仍难以割舍对北川的那份感情。在大地震十多天后见到《财经》记者时，老人先是长叹，手不停地抖动：“如果当初县城搬迁了……”之后无语凝噎。
　　5月27日，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主任郭华东，在上海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说，根据对北川及周边地区的遥感观测，北川县城周围滑坡达上百处，即使没有地震，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很大。作为人口集中的县城，选址的确欠科学。
　　当前悲剧已经发生，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避免这种悲剧再次重演。
　　毕竟，对于地质构造复杂、山地丘陵约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中国而言，地质灾害是一种比地震更为常见的威胁，每年都有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死于各种地质灾害。除了北川，此次地震灾区中的四川青川、汶川以及甘肃文县等，都是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
　　此次大地震后的第五天，文县突发强降雨，引发城关镇关家沟特大泥石流灾害。所幸及时发出预警，泥石流仅将停放在关家沟口的四辆小轿车冲埋，未造成人员伤亡。
　　刚从文县等地震灾区考察归来的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总工程师刘传正对《财经》记者表示，关家沟口原本就是泥石流的自然泄洪通道，人类活动侵袭了自然平衡所需的区域，灾害往往在所难免。
　　地质专家王全伟对《财经》记者强调，震后重建，除了北川、青川、映秀等地应纳入搬迁重建的范畴，如丹巴、茂县、理县也要做通盘考虑。
　　在他看来，理县虽然不在断裂带上，但整个县城非常狭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他甚至认为，整个岷江上游的发展都应该有所控制，因为这里不仅是大成都地区的水源地，同时更是地质环境复杂、生态脆弱的地区。
　　成都理工大学许强教授也告诉《财经》记者，在四川的“三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处于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的城镇大概在一半以上。
　　例如，大渡河上游的丹巴县城坐落在一个大型古滑坡体上，极易发生崩滑泥石流。2005年2月，设置在丹巴县城建设街后山滑坡体的监测点数据显示，滑坡体加剧变形，直接危及县城上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滑坡体整体下滑后，还可能堵断大渡河，情形万分危急。当时包括许强在内的多位地质专家紧急赶到现场，经过数月奋战，耗资数千万元，才赢得“县城保卫战”。
　　在云南、贵州等省的山区城镇，这种情况也不少见。以云南为例，全省100多座县级政府驻地，受到地质灾害不同程度危害的城镇有40余座。
　　据《财经》记者了解，“512”大地震之后，全国政协委员、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烈荣，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建议，对一些城镇和工程建设，要重新审视巨灾风险，检查其是否修建在活跃的地震断裂带和地质灾害多发地带。
　　由于人类不合理工程活动直接引发的特大型地质灾害，已经多次出现。
曾担任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的李烈荣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些年中国的建设强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加剧了地质灾害的风险。”
　　而据《财经》记者了解，长期以来，对于地质灾害防范重要性的认识，似乎仅局限于国土资源部门。许多决策部门和有关人士或多或少地存在侥幸心理。
　　李烈荣就坦言：“只要不出大事，往往引不起足够重视。每年汛期，各地都会采取一些措施应对地质灾害隐患，一旦拖到汛期结束，可能又没什么人关心了。”
　　中国在地质灾害防范方面欠下了太多旧账。刘传正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不少城镇、村舍的选址和建设都并未经过科学调查，地质环境评价也就无从谈起。
　　在许强看来，要从源头上避免这种困境，在山区城镇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就必须引入地质灾害风险管理与控制的理念。毕竟，防止增量“危险地质资产”的产生，总比化解存量要容易一些。

http://www.caijing.com.cn/20080607/681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