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开博的原因，才有写如此读书笔记的意愿，这显然是无功利的虚荣心使然。大学时读了一些名著也曾写过一些读后感，喜欢分析书中人物性格，用以警醒时不时堕落的自我。而后并未拯救出日益滑坡的青春的自己，于是不再喜欢虚构的文学作品，倒是更喜欢阅读现实题材如历史方面的书籍，想从现实中得到启发。就这样欺骗自己多年，不觉浑噩进入了中年阶段，阅读量却比大学时少了几个数量级，还经常自我安慰一下，人生已经不惑也近知天命。

《巨流河》、《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这两本自传显然属于我喜欢的现实题材类书籍，加之两位作者都是百岁老人，齐邦媛（1924—2024）、杨苡（1919—2023），所讲述的故事横跨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阶段（清末、民国到现代），不像多数历史书只记录王侯将相，书中写了许多普通人在大时代的重要选择抑或平常生活中的细节，因此很有代入感。

两位作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比我的祖父母辈小些，小时候在村里听老人讲故事多数都是家长里短，偶尔能听到谁谁去广东做生意、当红军、被抓壮丁、跑到台湾以及朱毛在村里驻扎、走日本等等，就恨不得竖起耳朵，这无疑是一个无知的农村儿童对外面世界与过去历史的好奇心所致。两位作者出生的时代正处于北洋政府当政阶段，很巧的是，两位家庭与当政者均有密切联系，齐先生父亲是德国留学归来奉系军队中的高级军官，杨先生家是北洋政府金融系统的高层。也很巧的是，两个家庭都在她们孩童时走下坡路，奉系军阀因内部兵变造成齐家逃亡，而后九一八事变东北被日本侵占，齐先生一辈子都在他乡的路上，她的自传就以她故乡的河取名的；杨先生家相对幸运，尽管她家有一段“红楼梦”式的演义，她自己一生总体来说还相对顺利。

以阶级斗争的角度，齐、杨两家的确都是属于我们要革命的对象。齐家为东北地主，祖父辈加入到张作霖部队，父亲则为国民党党务的高层；杨家是旧式官宦之家、袁世凯的嫡系。特别在杨先生的书中第一章家族旧事中，交代的人物之多、生活之奢、事物之奇也是类似于红楼梦，难怪她本人深受巴金的《家》影响，想早日脱离旧式家庭。不过不同于红楼梦里的人，杨先生是幸运的，家基本还保全，自己受到了新式教育也读了大学。两位先生的职业生涯也是一直在大学里度过的，从事中外文学的翻译与交流。

两者求学阶段，无疑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就杨先生那段在教会学校的学习经历，让我们侧面了解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的情况。虽然她生活的天津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到底是一个缩影，有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也有破烂落后的华人区。上层人读英文教学的教会学校，与英美接轨，学校设置的课程确实搞素质教育，特别是他们的音乐教育非常有特点，包含音乐、外语、宗教、美学等要素；后来民国政府要求教会学校纳入国民教育系统，周一的朝会不唱圣歌改唱当时的国歌；穷人只能读公立学校，公立大学一年学费24元，私立大学400，教会大学则更贵，这些可见当时的精英教育与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齐先生中学、大学阶段正好在抗日，其就读的南开中学搬至重庆、武汉大学则迁址到四川乐山，这段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当时年轻人的选择，有靠左的偷偷去了延安，也有靠右的跟了腐败的国民党，两边的组织都在校园里争取年轻人。文中讲到，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周恩来回母校南开演讲并未展开主义之争仅谈及健国强身，但其风度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很巧的是杨先生还曾经在南开中学代课，那时齐先生正好在南开读高中。两位年轻的女性在当时都算中间派，没什么立场，只读专业书；杨先生因为年龄稍长几岁，都知道身边参加地下党的人，甚至她自己家里就好几个，延安确实是当年进步青年的灯塔，也可见当时的精英分子已经抛弃国民党。

两位作者都是名牌大学的外文专业毕业，且都是非常细腻的女性，文笔是自然的好，写到自己的感情也是自然流露。齐先生的初恋张大飞是驾着飞机与日军作战牺牲的，战乱年代，有许多的年轻人为国捐躯。女生心中的战斗英雄是这样的：在战火燎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而飞行员眼中的齐先生是“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可以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此人此情无疑是高尚、纯洁且朦胧，甚是感人，据说著名导演吴宇森也被这段故事打动，但因齐先生很怕电影会亵渎她心目中的神圣而无法取得版权。

类似地，杨先生与大李（巴金哥哥）的关系用书中的话来说是“More than friendship, less than love”。杨先生因与巴金通信吐露苦恼，巴金让同在天津的大李开导杨先生，大李作为一个类似于老师、父辈、哥哥的人物陪伴了青春期的杨先生，有约定无缘分。杨先生到昆明读大学后，两人分开之后从等待到误会，“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迎来抗战胜利的同时，几乎也同时收到大李的过世消息，杨先生哭了三天。大李在书中出现次数最多、占比也最重。这就是两位才女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初恋爱情故事，大概是因为没结果甚至连爱也没说过，才显得那么凄美。其实当事人也无法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许超越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吧。

书中涉及的三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都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但风气差异很大。杨先生本来录取的是南开大学，正好因为抗战，南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内迁到昆明组成联大，自由的学术氛围是联大的特色，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大师级人物也甚多，联大的许多大学者在杨先生的笔下却非常接地气，性格鲜明也多有缺点。因为杨先生的个人原因，后面她借读于中央大学，这可是当时政府力挺的最高学府，因为也一直是在首都（南京——重庆），当局者管的太多，政治学习也比联大多（其中有门课“党义课”是必修的，联大并没有），三青团在学校发展组织却遭到进步青年的厌恶；中央大学校长夹在中间也不好做人，前面的校长辞职，就发生了蒋委员长兼任校长并多次参与一些校务的趣事。齐先生就读的武汉大学，刚好有2年是在内迁地乐山、有2年回到了本部珞珈山下，她的大学阶段基本上是国民党蒋介石从巅峰开始下滑时期，大学生罢课游行的学潮、惨案时有发生。这些大学校园的故事跨度大概十年，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大学制度、大学生活与大学生思想动态。

两本自传，都是两位先生晚年对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齐先生的回忆贯穿了她一生，更多的笔墨写了她在台湾的生活和工作，她自己非常认可她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而杨先生的回忆录从时间主线来讲只写到抗日胜利，虽然写不同的人物时会讲到后来的见面与境遇，时间有延伸到解放后的不同年代，但可能敏感的事件也多，许多也估计只是听闻，就不了了之。

其实读《巨流河》还是在疫情的时候，很多内容快忘记了；今年读杨先生回忆也是碎片化的，前后差不多好几个月。佩服两位百岁女性的同时，找到了许多共同点，她们是不幸的，出生于一个战乱的时代，那是没有选择的，其实还有更多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如蝼蚁般饱受三座大山的摧残；她们又是幸运的，她们的朋友、老师不乏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她们坚持做自己的文学翻译工作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到了极致。与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类似，她们毕业的时候也一样就业难，外文系毕业主要去当教师，但当时的中国教育普及率还非常低，不需要那么多教师，齐先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阴差阳错在1947年就去了台湾大学当助教并一直留在那边了。

两位先生已经仙逝，她们的文字打动我们的同时，让我们知晓了普通人在大时代下的遭遇和见闻。现在不再有国难当头，民族复兴是大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历史也将由新一代的人来谱写。勿忘历史，国家的和个人都如此；而我写下这些，也是提醒自己读过这些感动的文字。

2024.06

2024.09.18 “九一八”93周年发表于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