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国统一高考于6月7日至8日进行，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0万人，计划招生700万人，其中本科招生计划372万人，同比增加近万人。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两地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高考改革风向标。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命题、招生制度一直不断调整。高校恢复四十年，有哪些大的变迁呢？今年的高考又有什么特点呢？在这四十年高考之路中，高考的变与不变又是什么呢？

从重大事件结点看，中国恢复高校后的重大事件有：1983年，国家实施“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政策；1994年，直属高等院校招生制度改革试点率先试行招生“并轨制”，自费上学，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由此形成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新机制；1996年取消毕业生分配制度；1999年，实施高考大扩招政策，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进入大众化的门槛，随之中国高等教育也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这项政策持续了13年；2001年取消高考年龄婚姻限制，初显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的思想；2004年统一高考时间，分省命题实施，除京沪外，广东、湖北等11个省份实施自主命题；2012年异地高考政策发布，各省在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政策；2014年恢复高考以后最全、最体系化的新一轮高考改革启动。四十年的变迁，高考的变与不变，体现着高考对公平与选材的科学考量与追求，也体现着高考对社会正义的促动，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促进。

第一，高考内容在变，为国选材育才的初心与使命未变

高考内容的重大变迁始于1999年。这一年，在高考综合测试中引入“X”，即：3门大科语文，数学和外语，“X”为自选小科，这项改革率先在广东省实施。“3十X”高考改革试点综合能力测试有两种：一是包含文理的大综合，即“文理综合”。二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的“文科综合”，包含政治、历史、地理3个科目；“理科综合”，包含物理、化学、生物3个科目。2001年，广东、河南实行“文理综合”，其它省市实行“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这种改革凸显了综合能力测试因素。命题以能力测试为主导，增加能力型和应用性题目，考查学生相关课程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X”科目改革的实施，在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这一改革对考试内容改革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次的新高考改革前后酝酿了整整4年时间，经过了10多轮讨论，之后又分别通过了国务院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最终经中央常委会议、政治局讨论，才最终确定了下来！《意见》指出，当前招考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截至目前，除新疆外，全国内地其余30个省份已先后出台了高考改革实施时间表。浙江、上海两地从2014年新高一开始实施新高考方案，北京、天津、山东、江西、海南五地将从2017年新高一开始实施。上海、浙江两地“３＋３”新高考方案取消文理分科，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政”、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３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也就是说以后全中国的高考科目采用“3+3”模式，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3门（物理、生物、化学、历史、地理、政治6科中选3科）学生自主选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成绩构成，作为高等学校录取的基本依据。与此同时，外语和选考科目均提供两次考试机会，选择其中1次作为高考成绩，缓解了考生的考试焦虑。新高考方案不仅增加了考生的选择权，同时，以专业为核心的录取制度也扩大了高校选拔人才的自主权，推动了高校招生、育人模式的改进。从2017年起，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多所知名高校都在尝试推进大类招生。新高考下录取模式的改变，导致每个高校必然形成多个录取分数线，部分“985”“211”高校将面临部分专业学科分数线低于地方普通高校的情况。可以说，经过近二十年“3+X”的探索，高考为国选材的初心与使命更为科学，更为现实。它直接触动了学生按兴趣发展，提升素质与素养；也直接触动了高校重视专业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第二，高考功能在变，为学子提供阶层流动的初心与使命未变

社会分层理论是社会学家用来描述社会结构或社会不平等的一种理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国内学者对社会分层较为一致的概念是：社会分层是将社会成员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高低不等的层次，社会分层的实质是各种社会稀缺价值物的分配及占有，它体现了社会资源的不平等。这样的差异同样体现在教育上，如不同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的过程、机会和资源不同，那些地位高、资源丰富的家庭往往能为子女谋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而地位较低的家庭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就比较有限，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教育的差距很大。但教育同时对社会分层有明显的反作用，即教育可以改变社会分层的现状与结构，教育可以促进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流动。

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场域的考察和反思，深入探讨了知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入展示了作为法国精英教育的名牌大学如何与国家的权力场域联系和互动从而促进教育和权力机构本身的再生产。名牌大学与社会精英之间有天然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考也具有了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用。

名牌大学的学生会更易进入精英阶层，高校的层级不同也预示着其毕业生未来发展的不同。一项以500名上市公司高管的教育程度调查显示，84%的高管拥有高学历，48%出身于985名校。除没有披露毕业高校的闫奎兴和普通本科毕业的王石以外，薪酬排行榜前十位中，另外8位董事长的第一学历皆毕业于国内重点本科高校。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20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有91%的2014届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且近4年以来这一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吸纳了较多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值得注意的是，2014届中有52%的高职毕业生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数据表明，近4年来，“农民与农民工”家庭背景的高职毕业生比例均高于本科院校。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编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均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乃至成为高校学生的主体。调查(60703名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显示：第一代大学生呈现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较低的特征。来自农村(69.74%)和非独生子女(70%)的比例均达到约七成，近八成(76.89%)的父母从事普通职业。第一代大学生在高中期间更少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在分科时更多从实用主义出发选择理科。

以上数据也证实了布尔迪厄的“国家精英”理论。这也更现实地说明，高考在广大学子一生中的地位与功用。“知识改变命运”、高考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用亦然很强大。“一考定终身”、“高考指挥棒”仍有很强的生存空间。对大部分社会阶层的人来讲，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想法与做法最为现实。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5名参加过高考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90.7％的受访者认为高考重要，其中37.7％的受访者认为非常重要，82.8％的受访者认为高考对自己的人生轨迹影响大。受访者中，90后占20.7％，80后占49.5％，70后占23.2％，60后占5.4％。

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高考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使命更甚

高考在社会公平、社会阶层流动中的功用，精英大学与人们社会资本的关系，使政府社会更应该从公平、公正和社会正义的角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救济。2012年以来，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实施了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不断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渠道。五年来，上述专项计划累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27.4万人，其中国家专项计划由中央部门和地方“211工程”学校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高校承担。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实施区域覆盖所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招生计划由2012年的1万人增至2017年的6.3万人。地方专项计划由各省（区、市）安排部分所属重点高校招生名额，定向招收本省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实施区域对民族自治县实现全覆盖。高校专项计划由以部属高校为主的重点高校安排部分招生名额，定向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2008年启动“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目标是解决各省高考录取率差距问题。计划实施9年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了12%，如果按在校生规模1万人折算，相当于为中西部地区增设了100多所普通高校，圆了100多万中西部地区孩子的大学梦。

虽然有这些“计划”的调整，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社会大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追求与向往和现实有巨大的反差。虽然高等教育录取率已经达到70%以上，但各省一本录取率严重不公。2016年一本大学录取率排行榜中，最高的是北京市，高达30.5%；河南只有9.63%。211工程大学录取率，河南更低，只有3.8%，而上海、北京、天津三市的211高校录取率则达12%以上。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讲，在政府重视起点公平的同时，高校应该在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上下功夫。

另一个影响高等教育公平与发展的因素，是日益发展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带来的高校对生源的竞争，即高考内涵与外延的扩展。当下的高考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的高考，是对应于全世界大学的高考。一方面，中国生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数量，另一方面，世界高水平大学对中国生源的吸引力在增强。《2017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40万人，仅比2015下降两万人，基本趋稳。从人口统计看，在二孩政策的刺激下，2016年新生人口1865万人，长达10余年的适龄人口低峰基本结束，开始恢复增长。考虑到最近10余年小学入学新生持续徘徊在1700万名左右的状况，“如果没有大的政策变动，高考报名人数还将继续长期保持这一态势，稳中略降，变化不大。”《2017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在留学国家的选择上，美国连续3年是留学首选——50%的学生倾向选择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紧随其后，德国、新西兰和法国的占比较去年有小幅提升。”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在每年的高考录取中，总有一些“985工程大学”学生被境外高校挖走；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完成不了招生计划；一些高职高专院校和专业出现“零投档”！面对这样的环境，中国高校应该在高考的录取过程中，体验压力与动力，做强自己。

由此可以看到，高考为国选材的初心未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高考促进社会公平、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促进高校特色办学的新功能和新使命正在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