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许多人都经历过，下面谈谈我个人的经历。

由于少见的自然灾害及人为等的原因，我国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以及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习惯上称之谓“三年困难时期。”

根据1960年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人口酌情减少粮食定量。我们粮食定量从1960年开始，由31斤调至28斤。由于粮食紧张，城市饮食行业、糕点和其他粮食制成品，采取凭粮票供应办法。北京少数高级饭馆高价销售和供应外国人用餐的饭店，不收粮票。

28斤定量，如果副食好，油水多些，应该是够的。但困难时期，除蔬菜外，其它副食吃不到，油水少了，显然是不够吃的。我们每顿饭吃几两都要精打细算，有时站在食堂门口，犹豫很久，想想还是少吃一点，回到宿舍喝酱油冲开水，顶顶饿。

一些科技人员也日夜加班，研究出什么小球藻、人造蛋白、人造肉等，名字好听，并没感觉有蛋白和肉的味道，和猪鸡鸭鱼肉无法相比，只是心理上起到作用吧！

倒是我们科的林科长想的很实际，也很见效，带领科里部分同志，到附近郊野采摘野菜。林科长是在农村长大的，身体魁梧，参了军，当了兵，可能还当过营长或连长之类的官吧，转业到我们单位后当上了科长。我们从来没见过什么野菜，全靠他指点才知道哪些是野菜，以及野菜的名称。

我们每人手里拿着网兜，一只小铲，其实不用小铲，手一拔野菜，往网兜里一扔就得了。我们像郊游一样，很轻松，边摘野菜，边欣赏郊野风光，真是悠哉乐哉！

那时羊坊店附近没多少房子，四周都是荒野地。有不少野菜，我们摘的野菜就有马齿苋、苦菜、刺菜等。

回来后，把野菜摘摘洗洗，煮熟后，加些佐料，大家抢着吃，又当饭又当菜，反正能顶饿。也许是第一次吃吧，我感到新鲜，并不觉得难吃，倒觉得好吃的很。

后来食堂也卖过马齿苋，一盘0.02元。

那时的饭馆的菜以及高级的糕点，不但价格贵，而且还要粮票，所以我们不敢问津。

除粮食定量供应外，肉、食油、糖、香烟、布等，也开始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猪肉、半斤食油、2两果糖（2.2元）、4包香烟，每年发十几尺布票。

单身在食堂吃饭，肉票和食油票由食堂统一管理，不发给本人。4包香烟，一般都买中等质量的，如飞马牌、黄金叶牌、大重九牌等香烟，我不会抽烟，偶尔抽一两支，大部分香烟票都送给别人。布票十几尺，一般用不完，我记得买过一条棉毛裤，3.2元，用了5尺布票。除上述一些物品每月按票定量供应外，还有不少物品要按票购买，比如缝纫机、收音机等，连买毛选（四卷），也要凭票购买。

吃的粮食少了，油水少了，体能也下降了，总感到身上没劲，有些人出现了浮肿。我也得了浮肿、肝肿大。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营养差了，短时间内又难以解决，就采取少消耗体能，多休息，劳逸结合等办法。原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和学习，后来改为每星期开两次会，主要是党团活动、业务学习等，每次晚上活动不超过8点半。每星期可看2～3次电影。

困难期间的初期，不搞外业工作，尽可能不出差。生产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开展一些业务建设、清查资料、修改规范、科研工作等。

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营养和生活需要。我们年轻的技术人员享受不了这种待遇。我们称这些人为肉蛋干部。

从困难初期到后期，是逐步好转的，这从食堂伙食的变化可以看出来。在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除定量的粮食外，食堂的菜以白菜为主，还有野菜、人造蛋白、小球藻、人造肉。

我们单位自己有农场，种了花生、黄豆等，还养了100多只猪，50多只羊。食堂伙食还相对好些。

1960年9月，我因身体不好，严重的神经衰弱，记忆力下降，休养了一段时间，于9月1日参加了铁路医院的神经衰弱锻炼小组（综合疗法之一，还有关节炎小组等），该组是由国大夫负责。国大夫很随和，和我们相处的很好。这次锻炼小组，收获不小，身体明显好转，还学会了24式太极拳。9月30日锻炼小组结束，我们学员每人出3角钱，买了毛主席石膏像以及一封感谢信送给锻炼小组的各位大夫，以表感谢。

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支援农业生产，我单位也积极响应中央的决定，职工们纷纷踊跃报名下放农村劳动，部分同志分批到山西、河北等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这样既解决了农村缺少劳动力问题，又减少吃商品粮人口，缓解城市缺粮的矛盾，一举两得。

下放劳动的干部一般劳动半年就回来，他（她）们回来时，一个个都长胖了，相形之下，我们都瘦的可怜。

1960年底，每人发一斤花生和黄豆。食堂每天供应每人4两人造肉外，每半个月可杀一只猪，供应食堂。伙食有所改善，可以吃到白菜栗子、猪肉鸡肉白菜，虽然量很少，味道也差，但还是改善了，而且还每人发了四张白薯票，每张白薯票交4两粮票可以买1斤熟白薯。

1960年的最后一天中午，为了庆祝元旦，每人只交0.20元，6两粮票，吃了一碗杂烩，有肉一大块，还有丸子，3个馒头等。但第二天元旦并没改善伙食。

我们单位自己有农场，所以时不时还可以吃到猪羊肉，而自己没有农场的单位，惨的很，几乎是天天白菜汤。

食堂还是千方百计把伙食做好，大师傅也想尽办法，想出双蒸米饭、双蒸窝窝头，同样的量可以显得多些。他们把每个星期的食谱公示出来，让大家心中有数。

1961年初，食堂有烤糕（苞谷面加人造面）供应，每

个1分钱，吃起来还挺香的。商店里开始有高级点心和糖果供应，高级点心每斤3～9元，收粮票4两；高级糖每斤5～14元，最贵的18元。贵的很，但买的人还很多。

1961年，形势开始好转，我们开始搞些生产任务，也开始外业勘测，这一年我担任了锦承线、金堆城支线、京承线的内业和外业调查工作，这些地区交通方便，工作条件也相对好些。

生产工作不多，但政治教育没有放松，经常听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录音报告，或传达领导的讲话，内容主要谈国家存在的困难，我们要共同克服困难，号召大家节约粮食、支援农业生产……虽然有些困难，但有党的领导，是可以克服的……；还经常听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关于国内外形势的录音报告。记得，与此同时，还在“二七”剧场听李永同志作的“毛泽东机车包乘组的先进事迹报告。”

1961年6月30日晚，还在四楼电视室观看首都各界人民纪念党的40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主席做了报告，会后有文艺演出，第一个为大合唱，吴德峰指挥，寇家华领唱，张兰英唱的《洪湖赤卫队》插曲，郭兰英的唱的《南泥湾》《盼红军》，罗士俊唱的《骑着马儿过草原》，郭淑珍独唱，北京舞蹈学校演的芭蕾舞《天鹅湖》，以及李焕之指挥的民乐合奏《瑶族舞曲》《金蛇狂舞》等。

1961年7月1号中午为了庆祝党的40周年纪念日，

食堂还进行了会餐。每人交了0.34元，吃了两个菜，豆夹、肉和丸子，一碗黄瓜香菇汤，三个饼。

1961年下半年，中央提出精兵简政，主要是经费不够用。1961年我院额定各种开支为164万（航测处20万），包括勘测费用、工资以及日常各种开支，不精简，工资都发不了。主要是精简转业军人和1958年后参加工作的职工。1960年我院定员是1300余人，1961年定员是1117人，精简后为598人；航测处定员281人，精简后是144人，几乎都精简了约一半。

1961年下半年开始，伙食进一步好转，在病号窗口还有清蒸鸡卖，半只3元或4元。每人还发了肉票，还有7种年货供应。浮肿病人发了4斤豆面饼；病号饭伙食也有改善。

1962年初，浮肿病人可以买4斤糠夫粉（1.75元）；

到了2月份，可以买到豆腐和黄豆，从2月份开始，每人每月又有2两肉供应。4月份开始实行工业券，有55种工业品要用工业券买，但手表和自行车例外。

困难时期，工作相对少些，很少出差，自己安排时间多些，业余时间经常到西单、公主坟、三里河、王府井等地商场购买一些食品，不是每次出去都有收获，而是碰运气，遇合适的食品，大家抢着买，队伍排得长长，即便如此，大家也很开心，比无供应总要好些。

有时到西单商场，碰运气还可买些瓶装的伊拉克枣酱（0.58元/斤）、红糖梨酱（0.53元/斤）、红果酱（0.60元/斤等。有时有啤酒卖，要排队买，冰棍（冰棒）很难买到。

我们也到过饭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菜，可以买些。1960年底到百万庄饭馆，看到有些菜，但太贵了，如肉片炒白菜0.9元一盘，板鸭块一盘3.40元。只能望而兴叹！不久，听说饭店的菜比以前便宜些，我们几个同事商量了一下，去百万庄饭店吃饭，但是每人只能点一个菜。我们5个人拿了两个号，吃完一次接着又吃一次，第一次吃了四盘红烧肉、一盘红烧桂花鱼、两个冷盘，共8.90元；第二次吃了两盘红烧肉、两盘红烧桂花鱼 ，共5.50元，还算便宜，红烧肉白菜一盘1.00元，红烧桂花鱼一盘1.6元、大家都说这是一年多以来吃的最饱的一次，第二天早上早饭都没吃。

到饭馆吃一次饭也不容易，因为每天饭馆号是有限制的，去晚了就没号了。有时拿到号后要等几小时后才吃饭，所以往往拿完号后，就到附近商场瞎逛，以消磨时间。

困难时期，虽然供应紧张，生活困难，但文娱生活却丰富多彩。在首都，文化生活丰富，因此，我们看了不少电影以及各种文娱演出，使我们在困难时期的困境生活得到了补偿，活跃了我们的生活。我回忆了一下，我们经常到中央电影院(现在的首都音乐厅)、首都电影院、中苏友好文化馆、首都剧场、实验剧场、青年艺术剧院、三里河经委礼堂、民族文化宫、宣武区工人俱乐部、“二七”剧场等看节目。那时看一场电影和文艺演出、听一场音乐会，都很便宜。看一场话剧0.50元～0.80元；中央乐团的音乐会，一张票只1.00元。有时星期六晚上还和几个好友到中山公园茶座喝茶聊天。

看过的电影根据我记载的有：基辅姑娘、好兵帅克、青云曲、以革命的名义、聂耳、团结之歌、黄浦江的故事、阿维森纳、最后一步、达吉和他的父亲、如何是好（捷克电影）、影子部队、柏林情话、两头牛、珍珠、可怜天下父母亲、叛逆、复活、白夜、真假两媳妇、地下尖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碧空雄狮、志愿者、山鹰之歌、祝你成功、青年时代、少女的春天等等。

看过的话剧有：共产党人、阴谋与爱情、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战斗的青春。还有评剧:邢燕子；古巴芭蕾舞团演的吉普赛、茶花女等。

中央乐团音乐会听了好几次，印象较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1961年7月1号中午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听音乐，有独唱、独奏、轻音乐等节目，许多歌唱家和演奏家都参加了，其中有罗美玲、刘淑芳、罗天婵、杨化堂、孙家罄、魏鸣泉、魏启贤、方国庆等。票价0.80元。

还有一次是1962年4月21日在首都音乐厅听的中央乐团110次的交响音乐会，由杨秉森和巫漪丽主演，演奏的曲子有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这是我听音乐会印象最深的一次。

另外，还很幸运观看了一次精彩的乒乓球赛，就是1961年4月9号晚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中日争夺团体冠军赛，一张票2.00元。比赛结果中国获得冠军。这是我困难时期观看的唯一一次体育赛事，实在过瘾。

从上述看过的电影、话剧，听的音乐会、舞蹈演出等可以看出，尽管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但文化生活却很活跃，甚至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无论是电影、话剧、音乐会还是舞蹈，票都很好买。话剧的主角都是著名演员，音乐会也都是中央乐团的著名指挥家、歌唱家、演奏家参加演出。我们不但目睹舞台上的著名的指挥家、歌唱家、演奏家、演员，有时还会与名角擦肩而过，因为他们也是观众。比如，我们在实验剧场看话剧《共产党人》时，就看到赵丹，他也是来看这场话剧的。

我实在羡慕那时的文化生活，演出的内容丰富多彩，不管多么高级的演出，多么好的电影、话剧、音乐会，基本都能买到票，真正做到大家平等。因为当时的社会，大部分人都是靠工资收入，贫富差距不大，没有什么富豪、大款，社会风气也很好，没有什么垄断、特权、走后门等，有足够的门票让大家排队购买。而如今有好的话剧、音乐会演出，普通的老百姓是想都不要想，因为一些特权者、富豪、大款、圈内的知名人物等早都把票瓜分了。

除参加文体活动外，在科技学术活动方面也参加过一些。如到北京中苏友好文化馆听了中国科学院沈玉昌研究员的“中国地貌基本特征”的报告；在北京市科协礼堂听了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郑威研究员的“航空照片判释在自然资源勘查中应用的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