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专业化与学科分化（二）（TClizzy）

五、教师群体的权力与分化

教师群体作为高教系统的中坚力量，教师的地位、权力、及他们所掌握的专门的知识与技术、他们所信仰的价值观念体系等方面的特征，决定着高教系统特性明显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

其一、中世纪大学有的被称为“先生大学”，顾名思义，教师群体是学者行会的主体，其拥有皇家“特许状”授予的多种特权，据考证，12世纪的中世纪大学中并不存在捐赠人和行政人员的群体，因此，掌握学术自治权的教师群体被世人称之为“社团”，而学术社团的精神由此演变成为古典大学理想的核心观念。

正如克拉克教授提出的：“因为教师群体的形成围绕着专业工作领域，教师群体的权力从实质上来说是社团性质。在学术领域，社团组织的必要性一直持续到现今，不能只是依据传统的基础及专业惯性获得解释”——有力量的控制方式上的强制性则更具前摄性。

其二、19世纪现代大学中的讲座制产生以前，教师权力在欧洲的大学获得了稳固的发展；同时期，在大洋的另一端的美国“殖民地学院”却呈现出另一番不同图景：捐赠人为主的董事会掌握着院校的决策权力，教师社团的影响虽然有所存留，但由于教师本身的雇员身份，使社团的影响（与欧洲大学相比）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而另一方面，代表董事会行使院校统治权的科层行政群体产生，行政权力不断增长渐向前移，教师权力渐向后移，校长与著名教授权力更为凸现。

其三、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的讲座制为代表，近代社会赋予社团组织以规范的知识管理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讲座制拥有社团精神的象征性系统方面的根基与特性，例如教授们组成各种形式的“学者评议会”与各种委员会，都被赋予较大的决策权。随着大学学术管理复杂性不断增长，教授个人尤其是学科代头人、学部领导及讲座教授等被赋予了重要职权，讲座制也推动了以批量投入与产出的集约化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的运行机制。但是，众所周知，由于讲座教授职权过大，同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现象，事实上普遍存在剥削及严重压抑年轻的低级职位教师的升迁需求的现象。

其四、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历了它的历史上“大学时期”，它的研究生院与系的构建赋予了教师权力以新的意义。“实际上在美国所有的任何水平上的大学和学院都设有系务会议，会议实行民主参与制程序，并传统地设有基层领导为“平等中的优先”（First Among Equals）服务。在整个操作水平上，处理事务的方式都是反科层式，那种以命令等级中的正式位置为基础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尤其是在反科层中最为有意义的是“基层选拔”制（Election From Below）的广泛应用，而不是由上级主管任命的。如果选举权仍然保留在中央官员的手中，那么对系教师成员的广泛的咨询对于加强有可能的被任命者的接受性是必要的。”系的建构不仅是适合美国本科生教育注重通识教育的本土传统，而且在多种利益群体——包括捐赠人、当地政府、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家长、市场需求等各种利益集团对渗透到高等教育决策领域中来的要求不断增强的形势下，教师群体（主要是指初级教师）在夹逢中为寻求参与决策的权力作出了艰苦地抗争，普遍发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自此以后，增强教师群体及学生参与决策的权力通过合法化的轨道，在系及同类组织的民主化改革的措施中得以巩固。

综上所述，教师群体的权力的历史演变过程正是教师群体经历外部与内部分化的过程，这种分化过程变亦可大致分为相应的四个阶段：一是教师作为“学术社团”的主体拥有较独立的决策权、学术自治权和司法权；二是董事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不仅引起院校内部教师群体与行政人员的分化，而且也开启了外部各种利益集团向大学合法渗透与反渗透时代，同时，大学校长、讲座教授、著名专家、学院院长等少数学者领袖在教师群体中产生了分化，前者成为教师群体中生产力最强，成果最多的少数上层群体，后者以青年的初级教师（包括讲师与助教）为主体的多数底层群体；三是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讲座制时期，教师群体的分化特征突出了教授个人权力，学术自治与社团的含义发生了历史的演变与重心的转移，讲座教授为代表的上层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垄断着“学术社团”，“强制性”推行其认可的文化与学术规则；四是系及同类组织的构建，赋予初级教师（也包括低职位行政人员和学生）群体参与院校决策一定的席位和系务管理投票权，初级教师群体在明星教授与影响院校决策的外部重要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可行性空间。

除此之外，教师群体分化按照机构分化与学科分化的路线，同时呈现了高度专业化时代的特征——分化导致多样化与竞争，正如克拉克教授提到的：“那些相反的力量倾向于将学术专业一分为二。声望等级的上层部分变得更加专业化了：更加完全地以深奥的知识为基础，更加受到著名教授意见的影响，更加独立于顾客需求和相关的市场力量；而在底层部分，则变得较少专业化，更多的工作责任赋予入学学生的教学，比起学术带头人，他们更依赖于学生的反应和需求，并且严重为市场需求所驱动。上层群体试图证明他们在生产知识，底层则在扩大入学。”

六、学术专业化关键命题——教学与研究制度安排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就如上述问题一样是现代高等教育长期争论的焦点。克拉克教授为掌握院校教师从事科研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而领导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其调查的问题与研究的对策如下：

其一、关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问题，在克拉克教授看来，教学与科研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悖论，是现代美国的学术工作中最大的进退维谷的问题：“有些人主张‘教学即科研，科研即教学’——实际上教授不断地感受到一种活动需要从另一种活动中抽取些时间和精力。他们谈论着他们的紧张，想知道解决矛盾的方案。”他依据调查的结果，在其《学术生活——小小的世界、不同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他们（专家）观察到现实中存在的巨大差异：一些教授每星期上两小时的课，其它教师有的上15-20小时，还有一些教师群体每周上课时数在6小时、9小时及12小时不等……院校对每周教课时数的要求上存在在很大的差异，‘少于1/5的研究性大学的教师每周上课时数超过9小时，相比之下，初级学院却有4/5的教师承担每周超过9小时的课时。’那些观察家适当总结道，教学工作量及其实质意义在于影响和推动高等教育极端分化的首要机制。克拉克教授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每周在学院的课堂中花费12-15个小时将倾向于把一个专业工作者推出他的专业研究的领域。”

在关于学术界是否存在公共的专业价值、以及广泛受惠的普遍性原则的问题上，研究小组设计了一个全国性问卷（针对教授），其中有一个问题请教授回答：“无论高等教育院校之间存在的区别，学术专业的成员是否能够分享普遍的和公共的专业价值”我们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有1/6（17%）的被调查者回答非常同意；有1/2（49%）的回答有所保留的同意；1/4（24%）回答不同意任何保留；1/10（10%）的回答非常不同意。”克拉克教授在其专著中指明：“只是知识的自身——创造它、关注它、教授它、或传播它——被认为是距离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最近的东西。理解是一种试金石，原则值得为它服务。当学术界考虑到教授们的社会功能，他们将知识的供应置于前面和中心。它本身能够自我丰富和扩展，它是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诸多途径中的一条广阔的溪流。”依据访谈资料总结，继而，克拉克教授在其专著中就教师工作任务的共同要素进行了研讨：教师成员尤其是借助于这样的术语：“知识”、“信息”、“智力的好奇”、“寻找答案”、“问题解决”、“世故的分析”等概念表达他们共有的东西。

克拉克教授在书中列举的学术世界已有的“教学与科研结合”四种模式：依据洪堡理想构建的传统模式、师徒传帮带模式、用名著与较高的学术标准进行本科生研究性教学模式、由求知欲驱动的学术专家自由地探求真理的模式。例如，他在书中引用几位生物化学教授的访谈资料借以阐明理想的教学与科研统一的模式：“卓越的学术指某人在他或她自己的领域内以优雅的方式做出真诚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在从事着教学，将信息、技术和方法传递给别人，因此说，一个学者不仅是以优雅的方式从事科研，而且他们还实际上从事着教育与训练他人的事务。”

其二、在探索学术诚实标准方面，克拉克领导的研究组进而设计了相应问卷：——为探索知识诚实的完全责任，课题调查组设计的问卷中的一个问题：“请列举严重违反学术标准和规则的几个事例”。参与调查的教授们倾向于将“剽窃”、“伪造”及“不公平地对等学生”当作非常严重的违反学术规则（即学术腐败），甚至属于高犯罪（High Crimes）。另一位教授回答：“我不喜欢那些让学生去做所有的工作，然后表现地就如他们自己做的，出版或其它什么的，这就是实质上的剽窃。”有的教授则指出：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事情。从其关系的本质来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事情。教师拥有超越于学生的权力，如果滥用教师职权，无论如何，都是从整体上而言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违背。

七、专业主义是一种整合、工作意义的源泉

以教学与科研关系为主线，克拉克教授以他敏锐的学术感知引申出从教学工作量、到是否存在“学术工作的共同价值”的调查、再到学术诚实标准的探索，从显到隐、由浅入深地构建了一个多样、分化的、竞争的学术世界。博耶在本书的序言部分曾提到：“克拉克教授在科研和学者之间作了区分：他将‘学者’定义为‘维持对主要的知识资料的控制’，而认为‘科研则是发现——包括关于课题、关于作者、关于领域的新知识或新事物’。”上述引文体现了“科研”工作富于创新的特性，而学术系统承担的职责与其分化的机构一样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但无论怎样的复杂，学术工作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艰苦思考，以及诸如此类的控制“神秘知识”工作。由此，学术工作活动与成果的评价理所当然与学术系统的特性——艰苦的思考活动密切相关，正如克拉克教授所说的：有抱负从业者只要开始攀登专业主义的这个阶梯，就会意识到他们对于牢固的专业知识基础的需求，亦会因此获得道德上的收益：“专业主义是一种整合，工作意义的源泉，亦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信仰系统。”

克拉克教授关于高等教育系统（实质）特性的研究，除了上述的意义之外，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奠定与高等教育内部特征——知识特征相适应的高等管理体制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如何在容纳政府意志与维护自治传统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本文内容节选自张丽著《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