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与科学课程（三）（张丽）

——近代英国科学教育沿革探析

一 综观近现代英国社会大变革

本文在探讨科学教育思想方面广泛应用理论意义上的英国科学教育这一概念。与之相关，在探讨推动科学教育引入各级学校课程同时，笔者广泛应用了“科学课程”和“现代学科”等相类似的概念，源起于新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此类概念因共处于近现代科学知识基本部类的分类框架之中，在英国各级学校实施的科学教育均共同拥有近现代科学知识的分类属性，主要包括各门新兴科学、专业的或职业训练的课程，还包括民族语言、近代史和近代文学艺术等一切被古典学科体系和旧文法学校所排斥和忽略的现代学科，此类新兴课程因共同拥有“现代的”、“大众的”和“文化下移”等特征，被统称为近现代科学课程。

（一）新兴自然科学上升与新时代精神的浮现

17世纪以来的欧洲大陆兴起了一场近代科学革命，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揭开了超自然神力的面纱，自此，新天文学突破了中世纪科学体系而产生了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同一时代的著名科学家还有波义耳、吉尔波特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哈维在医学领域，约翰.雷和弗朗西斯.威鲁比在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都获得了杰出成就和科学成果，所有这一切新科学成果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历史使命：运用归纳法，以科学实验为途径，确立了新科学的精神——即崇尚独立思考，克服对宗教信条和权威的盲从；重视科学实验和实践，追求现世最大幸福而对来世思想更加淡漠。此类体现功利主义价值倾向的时代精神对近现代英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革命性影响。

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所指出的：“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想象产生革命性影响以外，有两点伟大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误的；第二，承认考查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搜集事实，再结合大胆猜度支配这些事实的法则。”自然科学家总是从最简单而又最丰富的感知材料中获取有关这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而这些科学理论往往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抽气机的发明直接受益于伽利略的落体运动的加速度学说，而这一技术发明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真理性。

由此可见，功利主义哲学和价值取向是一种兴起于19世纪初期的近代英国哲学上的革新思潮，其著名代表人物有边沁（Jeremy Bentham）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作为经院哲学及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新思潮，与同时代广泛兴起的实证哲学相互响应，其核心价值取向形成追求世俗幸福、科学实证及个人奋斗的集中体现。代表了这一时期科学和哲学发展的趋势，显著增强了人们认识世界和创造幸福生活的信心。

（二）以新经济变革为先导推动义务教育法案的颁布

对18世纪中期兴起的产业革命而言，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即在制造业领域中机械化生产获得迅速扩展，到19世纪末，工业部门的收入是农业的两倍还不止，商业和运输业的收入也超过了农业，英国社会由此产生的相应变化，即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中产阶级多是从事工商业和贸易活动的经营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出要求普及教育的最强呼声，由此成为推动义务教育法案出台的主要社会力量。 1833年议会通过第一个具有实效的《工厂法》，以及1845年颁布的《废除谷物法》，都是这一时期对英国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变革的大事件。反映在教育领域内突出表现为这一时期提出的实现普及教育的诉求。工厂法的颁布导致大量贫苦儿童被禁止入厂，对这部分儿童进行学校教育成为当时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废除谷物法直接推动自由贸易获得大发展。由此可见，一方面，古典文科教育培养出的具有文官技能和绅士礼仪的人才已经不能满足工业时代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所需要的企业经营者、机械师、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师、航海家、商务管理者等，因此，改革传统教育成为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机械化大生产不仅需要工人具有熟练的操作技能，而且要求工人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知识素养，因此，对普及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推动了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及科学教育和训练的进一步发展。

二 社会教育观念的革新

（一）教育观念上的实践转型与两种课程论的辩论

　１、教育观念上的实践转型

新天体理论以实证力量降低了对圣经教条和权威的信仰，以古典文科为核心的教育传统在培根所描绘的“所罗门之宫”——一所体现现实需求和效用的科学教育机构中可谓踪迹全无，取而代之以全部知识的基础。“所罗门之宫”就是这样一所重视创造发明和科学实验的大学，这所大学最高原则不再是背诵经典和文法分析，而是要教会任何人做任何事情。这种体现实践转向的教育观念，启发了哈特里卜，杜雷（John Dury），威尔金森等一批活跃的科学活动家的教育改革思想，同一时期也深刻影响了英国教育家洛克（John Locke）的近代教育观念。

近代社会变化反映在教育领域的一个明显的倾向即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新教育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英国是一个重视传统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发生了100多年之后，实际上是古典学科控制着学校教育。但是，以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教育观念承袭了培根和洛克的教育思想中的关注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倾向，语言教育不再是思维训练的工具，而是为人们之间的交流服务的；数学则把重点转向培养学生掌握如何从经验材料中发现规律性知识的科学方法。因而，以现代语言和科学课程为核心的现代学科和教学方法更能灵活地适应工业社会变化了的需求。因此，尽管遭遇到强大的阻碍，但是终于到20世纪上半期，上述现代学科课程体系在各级学校教育中逐步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

２、两种课程论的辩论

古典学科（包括古典语言与文科，全文同）与现代学科（包括现代语言、近代史与自然科学，全文同）是相互对立的两种课程理论，近、现代英国教育制度是在两者间长期的争论和斗争过程中确立的。古典学科理论承继了古希腊的学术传统，重思辩，轻实践，认为古典学科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来自于智力训练，而抽象文法与概念学习是实现自由教育目标的最佳途径。正如经院哲学的开创者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知识很可能主要是言词的结果，而不是事物课程的结果”，“因为言词是概念的内容和符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兴起的功利主义课程理论，与科学课程理论是同等程度的范畴。所谓现代科学课程，在理论上受到培根的科学教育思想的影响，英国科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是其主要的倡导者和理论上的奠基人。主要观点包括强调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倡导科学知识具有增加人类幸福的功用，所以观察、实物演示和科学实验等直观获取知识的方法不仅是可靠的，而且具有与古典学科相媲美的智力训练的价值，因此，呼吁新学校增加和教授现代语言、近代历史、自然科学等现代科学课程。

由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在18世纪的英国，民族语言在议会、法庭、工商业贸易及民众生活中获得广泛应用，拉丁语、希腊语日益失去了实践价值，但公学、文法学校和传统大学的课程仍然固守拉丁文的主流地位，在文法学校里通常有7年或10年的时间耗费在拉丁文的学习中，现代语言的开设却遭遇了强大的阻力，甚至直到18世纪未期，现代英语在文法中学的课程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但现代语言、近代历史，地理等现代学科在近代学园和私立实科学校几乎获得普及，其中的近代科学及各类职业性课程占据了主要地位。于是1712年“旁观者杂志”引发了一场争论：“一个著名的问题，公学教育与私人教师教育，哪一个更受欢迎？”这场著名的争论最后归结为文法学校与学园，古典学科与现代学科之间的斗争。保守派观点宣称，古典学科和拉丁文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把现代学科诉诸狭隘的功利性——就象“男子服饰用品商店中的一把用于量身的卷尺或是对其低劣产品的零售。”

在争论的另一端，改革派则以功利主义和重功用的标准作为论战的有力工具。洛克认为，人们应该关心的只是这样一种可以对我们有用的知识。这种争论因私立学园更多成功的办学经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以及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而且在教育目标上显著表现出功利价值的转向，此类转向获取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也包括某些贵族的欢迎，从而迫使公学、文法学校开始作出点滴的改革，以争取竞争中的有利形势。

三 近现代英国科学课程改革的特征

近现代英国科学课程的改革是在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社会大变革的缩影，表现出不同于古典课程传统的各方面特征。

（一）重视公共舆论的传统

英国科学教育历史表明，展开教育大辩论是一条宣传教育改革的行之有效的途径。近现代英国教育史上产生的几次大的教育辩论是有力佐证。如19世纪末，科学教育运动在阿姆斯特朗（Henry.E.Armstrong）的倡导下发展到其重要阶段。阿姆斯特朗设计了更具启发性的发现式教学方法，此时的教育大辩论已经向纵深发展，从两派意见的激烈排斥转向有关学科内容、方法及专业化程度等方面的争论。以现代语言教学为例，关于现代语言重要价值是在于其智力训练和欣赏的价值，还是在于将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这一问题成为辩论焦点。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法国居民因避战乱移居英格兰，他们中有许多人有热情并胜任语言教师工作，他们多采用列举具体实物，把单词同实物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的新方法，在现代语教师那里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运用文法分析教授现代语的实践是不成功的。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叶斯伯森（Otto Jespersen）发表了一本关于语言教育的颇有影响的著作，在英国广为流行，这本书易读且充满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它有助于公众理解语言革新的方法。在19世纪80年代，在这位著名的语言教师倡导下，应用自然方法学习民族语在英国获得广泛影响，甚至启发和推动一场实物教学方法运动。由此可见，教育辩论在促进科学教育走向现代化和大众化的道路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

（二）以颁布教育法令为主要途径推动科学课程的改革

在近现代英国教育史中，曾颁布了许多重要教育法令，对英国教育传统、民族特点、未来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1862年法令规定了初等学校法定的课程体系，不得违背。而有些初等学校因增设高级程度的新学科而被法庭判为非法。可见，英国教育制度中长期存在着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互不沟通的双轨传统。19世纪70年代，由于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1867年规定新增的学科可以以“特殊学科”的方式教给较高年级的儿童；1871年发布许可证规定为每位儿童提供至多两门“特殊学科”的考试；1875年颁布“班级课程”法令，规定以学校的学科精通程度为依据向这些学校颁发“特殊学科”许可证。这一系列的法规促进了高级初等学校的发展。到1900年，大约200多所高级初等学校获取了许可证，伦敦的高级初等学校被描绘为“科学的、文学的和商业的学校”。在英国教育史上高级初等学校被看作是向贫民子弟进行廉价的中等教育的场所，也体现了要求沟通初等和中等教育两条轨道的呼声。最终导致1902年教育法的颁布，法案以为有才华的初等学校的学生进入文法中学提供奖学金的方式将初等和中等教育联接起来，标志着公立中等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教育法令的颁布在推动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决策作用由此可见一般。

（三）近代课程改革的目标及功能发生实践转型

17至18世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人类社会多方面的重大变化。其—，表现为科学信仰取代权威信仰；其二，表现为新兴中产阶级迅速成长，逐渐形成为民族国家的中坚力量；其三，极大扩充了人类知识构成。然而，已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古典教育，继承自由教育的传统，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传统的公学、文法学校和古老大学把清教派和清教徒拒于大门之外，而大部分清教徒是从事工商业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对教育存在着职业上和个人发展上的实际需求，改革现存教育要求日渐强烈，不少清教徒创办了学园和实科学校，这些私立学校运营体现了实践倾向的教育理念。此类学校大都大量纳入现代语言和科学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还有旨在服务于工商业的职业性学科如勘探，航海，测量等。学园课程以重视自然科学课程、进行职业性训练为其特有的特征。这一时期学园发展很快，象赫克斯顿（Hoxton Acadamy）、汤顿（Taunton Academy）学园，存在在时间很长，大约有80年左右，18世纪大部分这样的学园的新生入学率达到60%以上。

近代学园和私立实科学校营造了教育目标和功能上的新模式，工业时代要求现代学校不仅要培养文官技能的官员，而且要培养出大量工程技术人员、航海家、建筑师、企业管理者、商务经营者等专业技术人员。如果没有这些具备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员，产业革命产生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学园在近代学校教育的功能方面亦表现出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为兼具中等和高等教育功能的学园首次使中等教育带上了升学和就业双重功能的特征。其一，设置升学课程，以升入大学为主旨的准备性课程即学术性课程；其二，设置就业课程，以谋取职业和完满生活为主旨的终结性课程即职业训练课程。虽然学园仅仅是特定阶段的过度性或大学预科性教育机构，但由于它并不直接与大学接轨最终被公立现代中学和综合中学所取代。但是，近代学园在教育目标和功能上所带有的革新观念和现代特征极大影响了近现代英国科学课程的变革。

（四）在内容及方法上表现出关注现实需求及实用倾向

19世纪末期，由阿姆斯特朗倡导和发起了“启发式”科学教育方法运动，到20世纪初，这一运动取得相当大的成功。20世纪初期，具有广泛影响的数学与语文教材在内容上逐渐体现出学术性向实践性的转化趋向。在当时的现代语言和数学的课本中联系日常生活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这些教材在内容选择上突破了思辩传统，体现了新教学法的思想：即把通过直接观察和实践而获得的丰富的感觉材料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内容选择上力求与学生实际生活紧密结合，旨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到1908年，拥有科学实验室的中等学校的数量获得较大增长，而阿姆斯特朗倡导“启发式”科学教育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初中等学校的基础教育中去。阿姆斯特朗倡导科学教育是体系化（系统化）知识教育，这种观点无疑受到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科学教育思想的启发，由此进一步推动科学课程走向专业化轨道，为科学教育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四 近代科学课程变革的驱动力分析

（一）内源动力分析

为了进一步把握近现代英国课程改革的脉络，有必要对影响近现代英国课程改革的内外部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究，从中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规律和驱动力要素，因为，这些规律和动力不仅决定了近现代英国课程改革的方向和特点，而且内在的涵概了现代教育发展的一切萌芽。

1、知识价值观是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在知识价值观方面，教育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即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论与现代功利主义价值论的争论，前一派理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曾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牛曼，他在《大学的理想》中指出：实用的未必总是好的，好的总是实用的，因为“好的”与“实用的”不是一回事。他继承古典传统，认为智力训练是全部教育的价值所在，一方面，批评实用派的狭隘功利性和重商主义，另一方面，认为古典学科是具有较高学术性学科，在发展人的心智能力和人性完善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理性知识价值最大，并以此为核心确立了古典学科的课程体系。

19世纪50、60年代，由英国科学家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倡导发起了一场科学教育运动，其中，科学教育的宣传者有边沁（Jeremy Bentham）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作为古典主义传统的对立面的哲学思潮，引发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有关“知识价值”的教育大辩论，其中著名的代表如斯宾塞此时出版了他的名著《教育论》，他在此书中运用富于雄辩的语言，在英国教育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证明科学学科在智力训练上的价值和古典学科一样好，况且，科学学科还具有古典学科所不具备的功能和优越性，由此，他发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社会呼吁，斯宾塞进一步指出：“生产过程既然那么快的科学化，竞争会使它们不得不如此，合股经营既然那么快地推广，而事实一定如此；科学知识就应该同样快地成为每人所必需的”。斯宾塞从“为完满生活而准备”的知识价值观出发，认为古典学科只具有半内在价值，它的价值“只能在我们语言存在的时候存在”，科学知识则具有内在价值，“它们在一万年后还会和今天一样同人类行为有关。”因此，他得出结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应在一切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他发出富有社会影响力的呼吁——把科学课程引入一切学校教育。

综上所述，知识价值论围绕着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最值得学习的这些焦点问题。每一个时代都其流行观念，均在试图诠释什么样的知识和人才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和最为公众所需求的，应该说每一个时代都是知识变革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概括而言，此类观念体系包含对时代观念、知识价值标准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显然，知识价值观对课程的设置与增删，以及对各门学科在课程体系中的结构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决定性影响和作用。

2、学校课程通常滞后于经济发展，即课程的“惰性”往往演变为课程改革的自我否定的方面

课程变革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当学校课程忽视或排斥某种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就预示了学校课程变革的必然性；当学科课程与现实需求及公众诉求发生严重脱节的时候，我们通常所说的课程的“惰性”就开始转化为学校课程变革的自我否定方面。

近现代英国教育史上为了将科学课程引入各级学校所进行的斗争长达3个多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初期，科学课程才逐渐地在学校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科学课程之所以战胜势力强大的传统教育的原因就在于学校课程必需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我们的社会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而学校课程往往会落后于时代50年，在当今教育领域也不难发现这种事例。一方面，说明学校课程存在着相对稳定的领域（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日益明显的存在于课程的滞后性与迅速变化社会需求之间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逐渐成为学校课程改革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动力学问题。

学校课程作为融合旧的与新的人类文化精华的载体，具有相对持续的稳定性，尤其是中小学课程，主要是各门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是不易经常变动的。但大学作为知识更新的主要场所，大学课程应体现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并依据科学的每一个重要发现做出灵敏的和及时的反应。从课程设置的最终目的来说，传递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把它转化为学习者创造幸福生活的能力，这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依循着某些共同规律，尤其是约定俗成的惯性，这就意味着课程改革通常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课程变革及革新计划的确立需要居住在大学中的教育家、服务于大量的官方或私人委员会的学者、政治家，有影响的市民及学校教育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因此，课程变革是多种因素相互抗衡又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课程变革往往是一个艰苦的、反复的、长期积累的过程。

（二）外源动力分析

1、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决定课程改革的重点、强度及途径

其一、科技进步是影响课程改革最活跃的外部动力因素。

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普遍创办以普及科学教育为己任的新式学校提供社会期待和动力源泉，有助于新型科学学校获取充足的办学资金、资源和生源。17世纪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唤醒了一个科学时代，从而造就这个产业革命的源地。科学兴趣不仅在有闲阶层，而且在普通民众和市民迅速漫延，皇家协会、科学小组、工人讲习所等活动十分活跃，新发明不断涌现，以新兴科学学科为基础的新学校的数量在短时间内呈现迅速增长。因此，17世纪科学发展中心在英国，但18世纪后半期，世界科学中心从英国转移到法国，19世纪初期又从法国转移到德国。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法国加强了国家教育统一管理和大力资助科技教育，以及与巴黎理工学校及一批多科技术工程学院（如大学校）的成功创办息息相关；而德国科技的领头则得益于现代化柏林大学所倡导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二是由于英国社会中传统力量仍然很强大，科学技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遭遇了强大的阻碍，导致世界科学中心的称号和成就旁落别国。

近代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发展成为拥有具体研究对象的独立的知识领域。与此对应，学校教育出现了“学科中心”课程论和现代分科教学。学校课程不仅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增加新学科，而且学校课程的门类与科学门类几乎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尤其，在二战后，当代科学在高度分化基础又呈现高度综合的发展，以新生物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获得长足发展，使传统教育目标和彼此隔离的学科越加显出不合时宜的矛盾。因此，将大量新兴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如环境学、地球学，信息学引入学校课程，使英国学校课程变革在这一历史时期更加倾向于综合课程模式及综合化教育制度的改革趋势。科技发展的特点不仅决定学校课程变革的特点，而且科技进步往往通过教学重点的转移体现出来的。例如，20世纪初期，物理学一直在科学发展中处于中心地位，因而在学校课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物学取代物理学成为科技发展中的领头学科，反映在学校实践中，表现为重视生物学及所涉及的基因生态学，环境学等跨学科的教学。

其二、经济效率不仅极大影响着文化价值重心的转移，而且直接促进普及教育课程模式的确立。

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最为紧迫的现实需求。例如，17世纪英国的采矿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相关矿井的通风、照明及不安全的劳动条件亟待改善。在1561年到1688年间英国公布的317件专利中约有75%的发明专利与采矿业有关，说明经济发展、科技发明与民众工作及生活条件的改善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科学知识的传播成为广受欢迎的活动，文化价值的重心随之发生向追求实用和高效率等功利价值转移，学校课程被广泛要求提高对现实的适应程度，纳入新兴急需学科，并进行某些社会急需的职业训练，此类课程改革诉求代表着众多学生及家长的愿望和需求。

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率等核心需求是推动普及教育课程模式确立的直接动力。18世纪中期，机器大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成倍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局限于少数富人阶级的教育与机械化工厂所提出的众多专业人才的需要发生了尖锐矛盾。1867年的工厂法条例把20万儿童拦在工厂门外，对贫苦儿童普及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1870年教育法建立了普及的初等教育，在公立小学更多开设倾向于实用的学科，并且进行某些职业技术训练，但与中学教育相隔离，形成了英国教育史上具有长期影响的两种课程传统。然而，机械化工业所需要的不仅是熟练的工人，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现代工人，程度浅显的小学教育显然是不足以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因此，普及教育延伸至中等教育程度就成为20世纪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哈多报告、30年代的史彭斯报告直到1944年教育法，完成了普及中等教育的历史任务，从而导致尤其是公立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的大变革。英国科学教育历史发展证明，经济发展需求、科技发明、提高生产效率目标及颁布教育法案，都是直接推动普及教育课程模式创立的关键外部动因。

除此以外，经济与技术的竞争及国防安全都对课程变革产生立杆见影的推动效应。19世纪中期，分别在伦敦和巴黎举办了两次万国博览会，科技力量第一次显著表现为一国的经济实力的决定力量。在英国，国际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经济技术的衰退引发国人的广泛恐惧，纷纷要求政府加强发展正规的科学技术教育。19世纪末，政府颁布“技术教育法”，科技教育开始有计划的纳入中小学课程，从而带来中小学科学技术课程设置的新模式。随着20世纪20年代伦敦大学的创立，一大批适应地区发展需求的民间学院和多科技术学院涌现出来，这些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完全摆脱了传统课程的局限，自然科学及大量的建筑、机械、工程等方面的专业学科占据主要地位，许多民间学院干脆完全取消文科，有些大学学院发展成为地方工业发展的研究中心。科技竞争及科技教育的扩展所导致的学校课程的大变革浮出水面，为科技革新成为推动课程改革的最有效外部动力之一提供了有力佐证。

二战以来，国防安全亦日益成为学校课程变革的一种重要的、特殊的外部动力。50年代，在国际宇航方面的竞争及美国的失利，美国政府颁布了《国防教育法》，以加强地区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为途径，导致了波及整个世界的课程结构改革运动。无独有偶，以欧美几个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政府是时纷纷拨放大量经费用于加强新数学和科学教育。由此可见，教育立法、政府资助及国防宣传构成学校课程改革特殊的加速器及变革途径。

2、考试制度是影响课程变革的有效的外部杠杆

约翰.罗奇在《英国1850—1900年的公共考试》（1971）一书里曾指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学校考试制度基本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关于考试的历史背景这一课题的研究结果还说明在所教的东西与如何检查所教的东西之间有明显的联系。这句话不仅表明考试制度明显制约着学校课程的设置，而且体现出考试制度对一个国家课程传统的形成产生着的重要影响。1780年剑桥大学设置了书面考试制度，这是最早的正规教育的考试制度的开始。随后直到19世纪50-60年代，正规考试制开始在一些普通学校、社会公共机构和军队中获得较快发展，最著名的是对印度文官实行的选拔性考试，这样的考试制度最先体现了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即依靠竞争而不是血缘世袭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早期在中学实行的学业考试如巴利奥尔地方由本杰明.乔伊特建议的考试制度，在给考试评定的6875分中，英语，文学和历史占总分的四分之一，希腊文和拉丁文占四分之一，数学占七分之一，自然科学只占十二分之一。由此，以古典学科课程为核心，忽视或轻视新兴自然科学的课程传统由此可见一般。

大学入学考试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学课程设置。由于大学入学考试对语言考试提出较高标准，致使史彭斯委员会也为此破坏了它给自己确立的课程原则。史彭斯报告曾建议在中学第二学年实行第二外语的选修制，允许不具备语言倾向的学生可以不选修这门课程，但是事实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学生要继续读大学，就会由于在第二外语方面的较迟的开始而受到严重阻碍。”

以自然科学，数学，现代语言为核心的现代学科在中小学课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917年实行的普通中学证书考试制和高级中学证书考试的直接有效的推动。虽然这两种新考试制度遭遇了较强的阻碍，但终于在1923年实施了它的第一次考试，从此，标志古典学科教育时代在英国社会的终结。

综上，通过探究近现代英国科学课程教育沿革得出结论：知识价值观成为决定课程改革方向的基础动力，它是构成学校课程体系的价值系统的内部关键力量；课程的滞后性为课程改革提供否定自身的内部动力；科技进步形成影响课程改革的最活跃的外部动因，对课程内容及重点的转移产生关键影响；经济功用及提高国家生产率是推动普及和义务教育课程模式确立重要力量；考试制度则成为影响课程变革最有效的外部杠杆。此外，国家实力上的国际竞争及国防教育对课程改革的范围和强度产生关键影响及提速功能；适时和及时颁布教育法案，不仅高效引导课程改革的方向和重点转型，而且为课程改革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及保障。

温故而知新，对课程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上述驱动力因素，至今历经四百余年，其形式与需求都发生着各种变化，但是，其实质上则以变换的形式依然成为分析课程改革所不或缺的关键成功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