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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进化论告诉我们,在自然界中,不具有进化优势的基因会被淘汰,不具有进化优势的物种会被清除。
狂犬病毒作为已知病毒中毒力极强的存在,无论感染动物还是人类,一旦发病,死亡率近乎 100%。狂犬病至今只能预防、不能治疗,全球范围内尚无公认的临床治愈成功案例。
从常规进化逻辑来看,容易致使宿主死亡、毒力过强的病毒,在宿主群体中大规模传播的难度较大,在进化进程里极易被自然选择所淘汰。毕竟病毒入侵宿主旨在实现自身的生存与繁殖,若迅速导致宿主死亡,与宿主同归于尽,病毒便无法持续繁殖,这显然并非利于其自身发展的理想结局。
一般而言,低毒力的病毒在人类群体中成功建立传播循环的可能性相对更高。这或许是因为高毒力病毒在传播初期需要更多的易感宿主,而不易导致宿主死亡的病毒能够与宿主长时间共进化。在此过程中,病毒会逐渐获得逃避宿主免疫攻击的能力,对宿主的伤害随之减小。例如,肝炎病毒感染人体后往往需数十年才可能引发严重病症或死亡;部分疱疹病毒甚至可伴随人类一生,却不产生明显症状。
由此可见,多数病毒在进化和变异过程中,通常会朝着低毒性和高传染性的方向发展,这有助于病毒在宿主体内长期存活并感染更多宿主。
而狂犬病毒的高毒力使其在进化层面存在严重缺陷,狂犬病毒并非是一种“成功”的病毒。其高致死率给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狂犬病发病率低且难以大规模流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诸多病毒性传染病曾引发大规模流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如天花病毒、1918年大流行流感病毒等。
尽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中,人们对狂犬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其惨痛的临床过程与 100% 的致死率也备受哲学家和科学家关注,但狂犬病对人类历史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在历史上,狂犬病始终呈现零星散发的态势,难以形成大规模流行。全球范围内,人群中狂犬病的发病率通常极低,一般不超过人口的十万分之一,从未显著改变各国的人口数量。
人狂犬病的主要感染源是狗,相比之下,人狂犬病的发病率通常远低于狗狂犬病。在欧美国家,在消除狗群狂犬病之前,每年因狂犬病致死的人数往往仅为个位数。像美国、日本、法国等人口众多、面积较大的国家,每年狂犬病死亡人数也只是两位数,仅美国偶尔会超过 100 人。
中国最近70多年来,人狂犬病曾出现3个流行高峰和3个低谷,每年死亡人数波动范围在 7,037 人(1981 年)到 159 人(1996 年)之间,波动幅度达35倍以上(参见图1)。从图中可见,中国人狂犬病流行的 3 个低谷分别是 1950 年、1960 年和 1996 年前后,年度死亡人数都在200人以下。
【图1】1950年-2009年中国人狂犬病年度死亡率示意图。
自 2007 年以来,中国采取了积极的犬只管理与免疫接种等综合防控措施,人间狂犬病疫情出现了持续且显著的下降。2007 年全国报告死亡人数为 3300 人,此后一路走低,2010 年降至 2000 人以下,2015 年降至千人以下,到 2020 年前后已降至极低的水平。
【图2】中国自 2007 年以来狂犬病发病人数显著下降示意图。
然而,最新的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数据显示,在经历了长达 16 年的持续下降后,我国狂犬病报告发病数和死亡数在 2024 年出现了令人警惕的反弹。根据权威发布,2024 年全国共报告狂犬病发病 167 例,死亡 148 例,较 2023 年(发病 122 例,死亡 111 例)均有明显上升。进入 2025 年,发病和死亡两个数字更是呈陡增之势,全年发病 244 例,死亡 233 例,较前一年又增长了约 50%,创 2020 年以来新高。
专家分析指出,这与部分地区防控意识淡化、农村及省际交界地带流浪犬管理薄弱、宠物数量激增(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数量达 1.26 亿只)以及“疫苗犹豫”(暴露后疫苗接种率仅约 35%)等因素有关。这再次警示我们:狂犬病防控一刻不容松懈,任何一个环节的松懈都可能导致疫情的反复。
二、狂犬病毒实际上经常会自然灭绝狂犬病毒的高毒力还导致其经常面临被淘汰的威胁,并且在历史和现实中,狂犬病毒确实经常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在全球不同地区,狂犬病毒交替灭亡的案例屡见不鲜。某些地区可能在数年内自然病例逐渐减少,直至完全绝迹,但随后又会因病例输入引发小规模流行。随着疯狗大量死亡,狗群数量急剧下降,狂犬病毒也会再次绝迹,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曾出现过完全绝灭的情况。
非洲肯尼亚的现场研究进一步证实,狗群中狂犬病持续传播需要群体密度超过 4.5只/平方公里。一旦低于这个阈值,病毒就无法在狗群中立足,只能逐渐消失。
当前世界各地广泛分布的犬(食肉目动物)狂犬病毒均属于基因 1 型狂犬病毒,虽存在众多变种,但它们拥有共同祖先,可追溯至约500年前,这一时间恰好与人类过去5个世纪的大规模迁徙相吻合。历史记载显示,犬和人的狂犬病由来已久,早在 4000 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文明中,就已有关于食肉目动物狂犬病的描述。然而,引发美索不达米亚狂犬病的病毒型别至今未知,且极有可能早已灭绝,其原因可能涉及历史、环境因素,也可能仅仅是由于该病毒毒力过强、致死率过高,致使受感染宿主群体的数量或密度无法满足该病毒的生存需求。
三、狂犬病毒的分子钟和系统进化史通过对狂犬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现已能初步梳理其系统进化史。分子钟(molecular clock)假说认为,在进化过程中,氨基酸或核苷酸替代速率大致保持恒定(尽管观察值会受随机误差影响)。依据此假说构建生物谱系树,可估算不同谱系或序列之间的分化时间。
研究表明,狂犬病毒属的进化率约为 3.1 x 10⁻⁴ ~ 5.5 x 10⁻⁴ dS(同义替代)/ 位点 / 年,由此推算,当前世界广泛分布的狂犬病毒变种的分化发生在 285 至 504 年前。与 dN(非同义替代)相比,dS 通常呈中性,对进化时间更为敏感,但在进化间期较长时,dS 更容易达到饱和。因此,为评估较早的分化情况,常采用 dN 进行计算,由 dS 推算出 dN 的平均值为 1.85 x 10⁻⁵ / 位点 / 年。该变异率远低于 HIV 或人甲型流感病毒,但与单负链 RNA 病毒目的另一个成员埃博拉病毒 G 基因的变异率相近。
由于狂犬病毒的进化率极低,使其难以快速适应新宿主。借助 PHYLIP 系统发生推导软件包构建系统进化树(采用非同义校正距离),可推算出狂犬病毒从翼手目到食肉目动物的宿主转换发生在 888 至 1459 年之前。
犬狂犬病毒都来源于蝙蝠狂犬病毒。狂犬病毒在蝙蝠(翼手目)中的进化远远早于食肉目动物中狂犬病毒的出现,后者很可能是源于从蝙蝠中溢出(spillover)的病毒。换句话说,现存的犬狂犬病毒与蝙蝠狂犬病毒在大约 1000 多年前有共同的祖先。若考虑所有基因型的狂犬病毒,其最近的共同祖先出现在 7080 至 11631 年前,且最初以食虫蝙蝠作为传播媒介。
四、结语:利用狂犬病毒的“缺陷”,加速全球消除狂犬病狂犬病毒并非是一种“成功”的病毒。狂犬病毒的高毒力使其在适应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其高致死率给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狂犬病发病率低且难以大规模流行,狂犬病毒实际上经常会自然灭绝,这都使狂犬病毒成为一种相对较容易消除的传染病。
英伦三岛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率先消除了狂犬病毒,随后所有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先后陆续消除了狂犬病。西欧、加拿大、美国和日本都在上个世纪的中后期消除了犬类传播的狂犬病。本世纪以来,在拉丁美洲的 35 个国家中,有 28 个国家报告无人死于犬传播的狂犬病。这些成功经验为全球消除狂犬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对于中国而言,近年来持续加强狂犬病防控工作,通过扩大犬类疫苗接种覆盖面(如北京启动“犬风铃”行动,犬群免疫抗体合格率持续稳定在80%以上)、加强流浪犬管理、提升公众狂犬病防治意识等一系列综合措施,狂犬病发病数和死亡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针对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疫情局部反弹趋势,要彻底消除经犬传播的狂犬病,我们仍需从以下几个核心维度精准发力:
1. 落实“同一健康”理念,强化源头管控:狂犬病消除的关键在于动物端。我国应持续大力推进犬只的大规模免疫接种,确保犬群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70%以上的阻断阈值。同时,需完善地方立法与执法,严格落实养犬登记、强制免疫和外出牵绳制度,从源头上减少流浪犬的无序繁殖与跨地域流动。
2. 填补防控洼地,消除“疫苗犹豫”:针对当前农村及省际交界地带等薄弱环节,需加大公共卫生资源的下沉与倾斜。通过科普教育消除公众的“疫苗犹豫”,提升暴露后规范处置率,确保“冲洗伤口15分钟+规范接种疫苗/免疫球蛋白”的防线不被击穿。
3. 警惕野生动物溢出风险,完善监测网络: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扩大。应建立健全针对蝙蝠、狐狸、獾等高风险野生动物的狂犬病监测预警体系,阻断“野生动物-流浪犬-家养犬-人”的潜在传播链。
4. 优化暴露后处置(PEP)体系:进一步完善基层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的规范化建设,确保被动免疫制剂(如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充足供应,保障极高风险暴露人群得到及时、足量的救治。
随着防控工作的深入推进,狂犬病毒正进一步走向被自然选择淘汰的进程,这无疑是全球彻底消除狂犬病的重要有利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提出目标,全球有望在 2030 年消除经犬传播的狂犬病。借助于狂犬病毒容易被自然选择淘汰的客观趋势,只要人类社会坚持科学防控,织密“动物免疫+规范处置+公众教育”的立体防护网,狂犬病毒正进一步走向被彻底淘汰的进程,实现“2030年零死亡”的目标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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