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携带病毒的多样性、外溢和突然出现（3）

（Bat-borne virus diversity, spillover and emergence）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的 Vincent J. Munster等在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的早期（2020年6月）就在国际顶级科学杂志《自然（Nature)》发表综述论文（见参考文献），阐述蝙蝠与人类病毒性传染病大流行的关系。在新冠病毒病大流行3年（现已基本结束）后的今天再来回看此文，更感到此文确实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3年后此文不仅未显过时，而且对未来仍有指导意义。现分若干次译介此文，供国内关心蝙蝠与病毒的关系的各界人士参考。 

1.  蝙蝠病毒的多样性（Viral diversity in bats ）

对蝙蝠病毒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约瑟夫·帕万(Joseph Pawan)首次在蝙蝠身上发现了狂犬病毒，并在特立尼达岛（Trinidad，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用该病毒实验感染了几种不同的蝙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新发现的蝙蝠病毒缓慢积累。在2002年从蝙蝠身上发现并分离出萨斯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s)以及伴随而来的下一代测序技术的兴起之后，在蝙蝠中发现的病毒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对蝙蝠传播的其他新发病原体(包括尼帕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实地研究，加上下一代测序技术成本的下降，催生了当前蝙蝠病毒被密集发现的时代。这些努力已导致在各种蝙蝠物种中鉴定出与萨斯相关冠状病毒（SARS-CoV）、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Swine acute diarrhoea syndrome coronaviru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 、狂犬病毒、尼帕病毒和亨德拉病毒、甲型流感病毒新毒株以及和丝状病毒(如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密切相关的整个进化支和基因组序列。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数千种新的蝙蝠相关病毒，它们源自至少28种不同的病毒科（families）(图1)，其中绝大多数可能是宿主特异性的，成为人畜共患病的潜力有限。例如，星状病毒（astroviruse）种类繁多，在筛选的>30%的蝙蝠个体中可以发现，但目前还没有已知的在蝙蝠中发现的星状病毒向人类扩散的病例，尽管这种明显的缺失也可能是由于缺乏对这些病毒的主动监测。其他与蝙蝠相关的病毒家族，如冠状病毒、亨尼帕病毒、丽沙病毒和丝状病毒，种类繁多，由于其进化速度快、对人类或其他宿主的致病性以及已证实的出现能力，引起了公众和兽医的重大卫生关切。

尽管这个领域的发现越来越多，但我们对全球蝙蝠病毒的认识仍然不完整。蝙蝠病毒多样性的潜在驱动因素，病毒共同感染和竞争的动态模式，以及病毒与蝙蝠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探索。

新的病毒序列在广泛的地理范围和越来越多的蝙蝠物种中不断被发现；然而，很少有后续的研究旨在从功能上鉴定这些病毒或其宿主的生态和流行病学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促进人畜共患的外溢现象的发生。此外，许多病毒发现工作都集中在分类上的科或属级水平的同源（consensus）PCR方法上，以鉴定已知人类病原体的近亲，并仅对基因组的一小部分保守区域进行测序。尽管这些数据集为进化研究和为采用下一代测序方法发现新病毒而设计所需的引物组合（panels）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它们在功能鉴定方面提供的信息很少。

此外，优先针对高致病性病毒进行研究会限制我们发现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的能力。例如，在萨斯冠状病毒出现之前，很少有研究人员认为冠状病毒会是一种可能造成严重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威胁。深度测序技术的进步使得无偏见的病毒发现更具有成本效益和效率，易于获得新型病毒的全长基因组，从而有望开启蝙蝠病毒基因组学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Letko, M., Seifert, S.N., Olival, K.J. et al. Bat-borne virus diversity, spillover and emergence. Nat Rev Microbiol 18, 461–471 (2020). https://doi.org/10.1038/s41579-020-039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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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携带病毒的多样性、外溢和突然出现（1） 202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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