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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对论文图1内容进行充实。如下：对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三个探索方向，进行简介（含哲学源头）

科学的精髓是其方法，人们对“方法”的认识活动从未停止。不同于西方^[1]，辩证法指引下，中国学术界的认识活动并未囿于对“单数的方法”片面、孤立、静止地考察，而是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眼光进一步去把握“复数的方法”，产生了一系列围绕其“结构”的实践活动。

在“科学方法的结构”问题上，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预言了三个可供探索的方向^[2]，平心而论，学术界近四十年的实践活动并没有超越这项理论预言半步，人们依然在“逻辑结构”“时空结构”“哲学范畴结构”中考察(复数)方法的结构问题，这些实践活动与本文发明的“过程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下图1所示。

“逻辑判断”是人根据笛卡尔的理性原则，对事物进行分析、辨别和推理。理性主义认识论担保“逻辑判断”可作为知识的来源。方法“逻辑结构”实践活动在逻辑判断基础上揭示“方法-方法”之间的内部联系、规律性和本质。这类实践活动包括了：“方法体系研究”和“方法分类研究”和“方法图谱研究”三种研究主题。

方法“时空结构”“范畴结构”实践活动的立论基础都是经验主义认识论―关注对事物动态的外在进行识解，而非事物静态的内在规律。这两类实践活动通过还原方法使用行为的本来面目，在“事实判断”基础上建立对方法、方法行为的客观化认识。

“事实判断”离不开时空坐标，这类方法“时空结构”实践活动形成了“方法-主体研究”“方法使用调查研究”两种研究传统。科学哲学视角中，“研究范畴形成”“问题解决-方法应用”，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对应的、可转化的，这样的思考推动了面向客体（问题）的实践活动，即：“方法-问题（主题）研究”。

本节简述上述方法“结构”实践活动，同时，对学术界正在形成的方法“过程结构”认识萌芽进行梳理（这个略了）。

（1）方法“逻辑结构”研究

正如赫伯特·斯宾塞“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注1”，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追求知识的系统化，这自然也包括“方法”有关知识。最早出现的方法“结构”实践活动是“方法体系研究”，也称“方法体系构建研究”。

“方法体系”在科学语境中的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描述有关方法论知识总和的概括性术语。第二层含义是第一层含义的具体化，即本文所指：“方法体系”是一个以单数“方法”为直接素材的、富有立体质感、层次分明、相互融会的结构性系统。研究者通过不同视角、逻辑起点、思维程序对特定学科领域范围内各种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紧密联系、形式概念上有存在一系列复杂关系的研究方法，按照一定秩序与内部联系构建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方法体系”在一门学科领域的整个发展周期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科自身独立成熟的符号标志、学科研究深入的行动指南、学脉传承的重要载体、应对学科危机的有力武器，因此，构建切合学科领域实际情况，既广度概括各种研究方法又深度梳理归纳研究方法间关系，同时结构科学、组织合理、功能强大的研究方法体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

“方法体系”由专家依托自身学识与经验构思生成的，具有“托物言志”的学术传统，是专家将客观方法世界与个人学术理想、价值取向联接在一起，加以想象、联系和思考，最终产生学术创造的过程。如图2（1）提供的“方法体系”，是社会科学不同领域都流行过的“层次说”体系，它继承了“经典社会科学层次说”构建思想，其中，设置“哲学方法”旨在凸显哲学的方法论地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统摄地位，而“一般方法”“专门方法”则分别与当时科学主义思潮和立学成风的历史氛围有关。除“层次说”以外，常见的逻辑线索还有“流程说”“功能说”“二分说”“对象说”“时代说”，不同专家体系的背后都隐含着不同的关注点，引领了不同的学术潮流。

图 2 “方法体系”和“方法图谱（体系）”成果示例图

“方法分类研究”“方法图谱研究”可以看作“方法体系研究”的两种技术版本。

“方法分类研究”是运用聚类技术对复数方法进行的“分类”实践。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在于：聚类分析技术基于“数学理性”来揭示对象之间亲疏关系，本身负载着知识发现的逻辑，基于聚类技术的知识组织活动可以看作知识发现的过程，具有发现事物内部中潜藏模式的可能。

“方法图谱研究”则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关系纽带”和文献学“共现”逻辑来刻画方法之间关系，如图2（2）所示，“方法图谱”不仅能够切实提供方法组合使用方面的知识，同时，可对一门学科领域方法世界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以及整体架构进行形象展示，为揭示方法世界的发展规律提供可能。

（2）方法“时空结构”研究

 时间空间是认识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注2，通过“时空结构”把握具体内容是认识主体一种最起码的能力，与此同时，在“时空结构”中考察科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就像乔治·萨顿在《科学的生命》中的描述：“在科学领域内，方法至为重要。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科学方法与科学研究的历史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方法史的研究不仅是“科学思想史”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现实课题。

“方法使用调查研究”是对特定范围内样本学术文献中所使用方法进行编码，通过把握一个学术团体方法使用行为的经验现象，能够揭示这个学术团体在方法使用行为中的某些特征、规律和结构。

“方法使用调查研究”依赖数据和编码。随着“有方法的”学术文献不断积累、学术资源进一步开放、辅助编码技术日趋成熟，“方法使用调查”在研究范围上的限制被打破，“主体”可以是个人、具有科学学或人口学意义的任意群体、学科领域、国家乃至整个学术界，这类衍生研究可以概括为“方法-主体研究”。

两类研究本质上属于文献计量研究范畴，同时，“论方法”活动持续开展必将导出“方法论”知识。方法“时空结构”实践活动在图书情报领域得到了繁荣发展，图3示意图是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最早的“方法使用调研”。

图 3“方法使用调查研究”示意图

方法“时空结构”和“逻辑结构”实践活动是认识方法世界的两条不同路径。

“逻辑结构”实践活动实质是以“概念层次结构”为方法世界“立象”，这决定了研究者需要发挥想象力来平衡揭示力和解释力：“象之有限”决定了研究者需要舍弃方法世界绝大部分的信息维度。“立象以尽意”要求研究者能够通过关键学术特征很好说明其对方法世界的领会。

“时空结构”实践活动摆脱了“概念层次结构”的束缚，从对方法世界全局性的宏大叙事回归到朴素的计量俗常。研究者考察方法世界在真实世界中的投影-学术文献，借道采样方法和量化技巧，管窥研究方法世界之轮廓，这些经验研究也为读者直接领会提供了可能，经验研究性质要求研究者平衡揭示力和还原能力。

从“逻辑结构”到“时空结构”，推动“还原”内涵回归和现代定量精神转向的关键因素是：21世纪新形势新背景下，“概念层次结构”作为一种静态、机械分类方法，难以适应加剧复杂化的“方法世界”。

（3）方法“范畴结构”研究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借助一系列“范畴^注3”来认识客观世界，“范畴”是对谓词（判断）以及谓词（判断）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的最高或最普遍的分类。而一个“研究范畴”的提出，总是伴随着重要问题的解决和相应科学方法的产生，因此，“研究范畴”等价于“问题―方法”二元组，两者是一致的、对应的、可转化的，构成了本体与现象的“体用关系”。（一脉相承的思路在行动上的）

相对于纯理论研究，经验研究的核心内容由“问题”“方法”“结论”三部分构成。“方法―问题”研究是一种面向经验研究文本的细粒度知识发现活动，它研究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在经验研究的文本中抽取与“问题”“方法”对应的知识单元和知识关联，通过“方法―问题”二元组来揭示论文中的关键知识内容。

下图5，旨在说明两项命题：首先，“方法―问题”研究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其次，本节标记着重号的分析判断，“方法―问题”等价于“范畴结构”。

图 4 示意图：方法“范畴结构”实践活动溯源

“方法―问题”研究的源头，可溯源至共现分析法（Co-occurrence Analysis）和爬虫技术出现。前者以心理学邻近联系法则和知识结构及映射原则为方法论基础³，能够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亲疏关系。后者则允许研究者便利获取互联网开源数据。

“当手握锤子，一切都像钉子”。网络论文数据库的题录数据，包括题名、作者、关键词、机构等特征项，两种数据挖掘方法的出现，激活人们沿着题录数据固有形式，展开“填空式的”试错，如图中“试错1-5”。

产出学术价值的程度、暴露出的困难能否克服，这些因素决定了一条试错思路是被抛弃、悬置，又或改进。例如试错4：多重（三元组）共现分析，研究者难以从分析结果中知觉到潜在的有用知识（试想“三模网络”可读性），因此它被抛弃。

方法关键词是从文献中选出的“方法类”术语，“方法”相较其他术语类型分布更收敛，同时，产生关涉方法论的新知识，基于方法关键词的三项“试错”获得学术界接纳。由于方法关键词具有主观性特点，同时，词层面固有“同量不同质”、“高频孤立词”等漏洞，这使得它们尚不能令人满意。

为获取更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结论，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编码技巧）启发下，研究者以文献中真实使用科学方法的“编码”取代“方法关键词”。而为了避免人工“编码”的昂贵代价、增加揭示范围，研究者们再度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知识图谱技术深化两项研究。“科学方法―科学问题”适用关系研究，最终渐进完善至“方法知识元-问题知识元”共现分析研究，即“方法―问题”研究。

学术共同体成员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范例，不断对某项“试错”进行补充和声援，当它的解题方法和适用范围（方法―问题）稳固下来，“试错”渐变为一项可以预期的科学解谜活动，则 “试错”将被奉为经验并得以保存、进入到一种“常规科学”阶段。而那些紧密联系的“方法-问题”二元组将构成一个新研究范畴。一个研究范畴的形成，正如卡尔·波普尔的观念：科学是“猜想与反驳”的文化过程。

注1：“追求完整概念体系的想法”东西方各有传统，西方的源头来自柏拉图。柏拉图认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如果建立在不稳定的感觉基础上，是不可靠的，那些可靠的知识，必须对理性世界有认识，即要发挥理性的能力，而“概念”就是人类发挥理性能力的结果，但是，柏拉图并没有提到“系统”，所以古典唯名论存在着困难。休谟对人类知识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观念与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休谟认为理解这种“关系”比观念本身更重要，这种思想也被认为是第一次提出了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的观念；康德明确提出“理性”具有加以综合统一的能力，具有把“知性”获得的材料改造制作、加工整理为最高完整的系统，以达到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的知识的能力。可以看到：在康德时期，理性加工出来的完整概念体系等价于“绝对知识”。

作者认为：“系统”蕴含近似认知心理学“图式”的先天机制。如同拼图游戏，在经过理性的组织加工，材料之间“榫卯”一般互锁起来，而整体又展现出前所未见并具有预言功能的图景，脑力“劳动-回报”的超额奖励以及“自洽”带来的内在和谐感，会引发主体在心理上的快适。

注2： 康德哲学认为，时间空间不是自在之物本身的形式，而是我们认识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一切直观对象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当自在之物刺激我们的感官，在我们的时空观中所形成的现象，当我们的时空形式把感官的杂多表象纳入到我们自身里面来的时候，一个感性的对象就直观的被构成。

注3：康德提出的“范畴”与亚里士多德有所不同。康德在探讨“先验逻辑”时指出，先验逻辑包含两个层次，其一，先验分析论（“知性”及其内容），其二，先验分析论（“理性”及其内容）。其中“知性”是人类产生概念，并且运用概念来进行思维的能力，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 “知性”作为一种先天认识能力，能够把感性提供的直观对象在思维中综合和统一起来。“知性”本身，具有一整套的结构和作用方式，即“范畴”。“范畴”是人的认识主体为自然界所立的法，人类通过“范畴”来把握科学知识，或者说，人类借助“范畴”把杂多的经验联结成一个客体，“范畴”代表了自我意识的综合作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十个范畴”是形式逻辑的，形式逻辑对判断内容不关心，它只是判断的真理性的消极条件；康德的“十二个范畴”是先验逻辑的，它能够指导判断内容走向通往真理之路，如果希望取得积极成果就必须要努力地寻求满足的条件。无论何种理解，“范畴”都是后天经验材料成为知识的必经之路。

[1]A review on method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cience//作者的外文论文，在谷歌学术搜索

[2]查有梁.科学方法的结构[J].社会科学,1986(12):58.

          [3]王曰芬,宋爽,卢宁,朱烨.共现分析在文本知识挖掘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02):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