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发表于《南京学研究》第七辑

从此南京以科学名世

——中国科学社及其以南京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启蒙运动

摘  要：中国科学社缘起1914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群中国学生创办《科学》杂志以向国人传播科学的行动。由于南京高校众多以及郭秉文极高明的引才办学之举，随着中国科学社社员的学成归国，越来越多的社员聚集南京，实质性地形成了中国科学社与南京高等教育的有机融合。1916—1928年，中国科学社以南京为发展中心，不仅使南京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重要发祥地，而且以南京为大本营，在全国推进科学启蒙，成就卓著。他们还对南京开展了系统的科学研究，写下了许多在南京现代科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科学的南京》是其中部分对于当时的南京建设极富价值的论文合集。中国科学社在南京的驻留丰富了南京的文化内涵，使南京“科学之都”的气质突显。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科学的南京》；科学启蒙；科学之都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史上的传奇。她源起1914年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创议成立创办《科学》杂志的“兴趣小组”，几经改组，日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团聚学术精英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中国科学社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填补自洋务运动成规模引进西方科学以来的空白，促成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中国科学社促成并参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潮的流变，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16—1928年，中国科学社以南京为发展中心，不仅使南京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重要发祥地，而且以南京为大本营，在全国推进科学启蒙，成就卓著。中国科学社在南京的驻留丰富了南京的文化内涵，使南京“科学之都”的气质突显。

一、海外游子的“中国科学梦”——中国科学社的缘起

中国科学社的历史，要追溯到1914年。

那年初夏的某个傍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大同俱乐部的廊檐下，任鸿隽等几个中国留学生在聊天。正在演变的欧洲局势加大了这群留学生的民族危机感，身处海外的他们，切身感受到西方科学技术之强大和祖国之积贫积弱，为祖国做事效力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在热烈的讨论中思想的火花最终聚焦于一个行动——既然“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何不刊行一种杂志向国人介绍科学呢？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份“缘起”很快就拟好了。他们用滚烫的语言表达心声：“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食科学之赐也……诚不知其力之不副，则相约为科学杂志之作，月刊一册以饷国人。专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勿得阑入焉。”[1]在“缘起”上签名的有胡达（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任鸿隽等9人，他们是《科学》杂志的发起人，也是后来的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

为了保障《科学》杂志的顺利出版，他们又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组织“科学社”，此机构即中国科学社的前身。“此时的科学社并无正式组织，或者可以说它暂时取一种公司形式，入社的须交股金五元，作为刊行《科学》资本。”[2]创办者以为公司形式有股东作监督，《科学》杂志就能避免当时许多刊物有始无终、半途而废的结局。据任鸿隽回忆，响应者极其踊跃，数月之间就有70余人加入，股金也有500多美元。这些钱都来源于他们微薄的奖学金。赵元任在自传中说，为了给科学社捐钱，他还和同学邓宗瀛发起了节食比赛，“有一段时间，我以汤和苹果饼作午餐，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3]。

杂志出版首先要解决稿源问题，这群热血贲张的青年就责无旁贷地充当起撰稿人，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废寝忘食地编撰文稿，到秋天就凑足了前三期所需的稿件。热心留学事业的环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接受他们的委托在上海出版和发行《科学》杂志。1915年1月，《科学》杂志创刊号在上海问世。发刊词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 [4]。最后，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5]这篇发刊词激情洋溢，振聋发聩，深入阐明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着力宣扬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最早并擎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是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前奏曲。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创办者们意识到仅凭一份《科学》杂志根本不能实现“提倡科学”的宗旨，更不用说实现“科学救国”的高远目标，甚至经“众筹”而来的区区数百美元股金，也根本不能维持《科学》杂志的继续发行。于是他们接受邹树文的提议，将原先“公司形式”的科学社改组为“学会性质”的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1915年10月25日，全体社员表决通过了由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隽3人起草的《中国科学社总章》，宣告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社章第2条规定中国科学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从“提倡科学”转向“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全面发展中国科学成为其使命。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胡明复（会计）、秉志、周仁5人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下设分股委员会、期刊编辑部、书籍译著部、经理部和图书部，初步具备了一个学术性社团的组织结构与功能，除继续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外，更有一个全面发展中国科学的谋划。

二、有凤来栖——中国科学社安营南京

从1915年开始，社员们陆续学成回国。

中国科学社早期社员以江浙籍人士居多。南京又由于拥有南高师、金陵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等大学，许多社员因此选择南京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如周仁，1915年回国，1917年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过探先，1915年回国，旋即受聘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钱崇澍，1916年回国，先执教于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1919年执教于金陵大学，后被国立东南大学聘任为教授；王琎、张准（子高）、孙洪芬于1916年回国后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邹秉文，1916年回国，先执教于金陵大学农科，1917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由于南京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科学社社员，1916年9月，供职于南京的社员便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南京支社。

1918年10月，随着社长任鸿隽和《科学》杂志编辑部长杨杏佛回国，中国科学社本部迁至国内。中国科学社先后在大海大同学院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各借一屋作为办事处[6]，并试图将上海作为社务中心。但中国科学社领导人在上海的活动效果并不明显，许多社员只得离开回国后落脚的第一站上海，赴南京、武汉、北京等地寻找职业，上海作为社务中心的理想“破灭”了。

中国科学社最终在南京安营扎寨极富见识的郭秉文的推动密不可分。

郭秉文，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15年受聘南高教务长，1919年出任南高校长，1921年南高改组东大时出任东大校长。身为南高领导人和中国科学社社员，郭秉文既积极为刚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提供临时社所，解决其无钱租房的燃眉之困，又以中国科学社为依托为南高广延名师，促成归国社员纷纷来校任教，实质性地推动了中国科学社与南高的有机融合，从而使南高（东南大学）享有“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之美誉，也使南京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重要发祥地。

1919年8月8日，中国科学社鉴于“事务日多，所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房屋不敷应用”，决定把事务所“迁移到城北大仓园一号洋房内办公”[7]。1919年12月，通过社员王伯秋的活动，张謇的上书争取，北洋政府批复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的一处官房先由中国科学社“暂行借用，不收租金”。由于要设立图书馆、创建研究所，中国科学社又通过张謇向财政部请求，改“借用”为“永久占用”。经过6年的不懈努力，诉求终得满足。

1920年3月，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执行部和《科学》编辑部迁入成贤街文德里新址[8]。社所有南北两栋西式楼房，中国科学社将南面一栋楼房用作设立研究所、博物馆，北面一栋楼房用作设立图书馆、编辑部、办事处。胡刚复任图书馆馆长，严济慈就在这里帮助他审理《科学》稿件，整理图书，编目分类，并步入科学的殿堂。成贤街文德里社所的取得对于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任鸿隽称其为中国科学社“各种事业的发轫”。1920年7月，在中国科学社第五次年会以及庆祝社所和图书馆成立会致词中，任鸿隽阐述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不完全的现象，那末，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所以今天在本社社所内开第五次年会，并纪念社所及图书馆的成立，是一件极可庆幸的事……”[9]

1922年8月18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并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举行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谭仲逵（熙鸿）主持，秉志发表讲话，梁启超作了题为《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的报告，江苏省长韩国钧、省财政厅长严家炽、省昆虫局长吴伟士、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等到会，“名贤毕集，一时称盛”。生物研究所成立时，大家共推秉志主持。下设动物部、植物部，分别由秉志、胡先骕负责。研究条件因陋就简，他们将文德里总社南楼楼上房间稍加修葺，权作研究用房。1923年又将南楼楼下辟为标本陈列馆，后发展为博物馆，对社会开放，影响日增。中国科学社总社及其图书馆迁往上海后，文德里的全部房屋归生物研究所使用，这样生物研究所就拥有二幢各为两层的楼宇，条件更臻完善。[10]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生物研究所既有场所又不敷应用。1930年，中国科学社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各出资2万元，在社所西侧空地上建造了一幢两层的钢筋水泥结构新楼，上下凡36室。1931年新楼落成，“研究之须有精微设备若组织学、生理学、实验胚胎学等，以新厦光线充足，温度适宜，亦俱能如指度，惬意以从事。研究学术既无所纷烦于措备，成效遂日以显著。”[11]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1928年前是中国唯一的生物学研究机构[12]，独领风骚，成就卓著。它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摇篮。正如蔡元培所评价：“在中国当代的著名生物学家中，十有九个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这个研究所发生联系。”[13]但令人扼腕的是，这个曾经活力四溢、成就卓著的生物学中心最终毁于侵华日军之手。1937年冬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内迁重庆时，限于人力物力，只将小部分书籍和标本迁出，留下人员照顾所址并保管珍贵的书籍、仪器和标本。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强占生物研究所，并肆意破坏所内设施。1938年1月12日，原驻防部队调访时竟然放火烧毁了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苦心积累的书籍、仪器和标本均荡然无存。[14]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十年报告》书影（顾金亮藏）

《社友》第六十二期载文德里生物研究所被日军焚毁消息（顾金亮藏）

三、耕耘南京——科学火种播四方

1928年，中国科学社迁入上海新社所，转以上海为发展中心。

从1914年创立到1960年解散，中国科学社存续了近半个世纪，其间有12年以南京为发展中心。南京何其有幸，在整个神州大地都亟待科学启蒙的时刻，中国第一批“赛先生”即于此波委云集，一时称盛！中国科学社的同仁以科学的眼光打量着南京，他们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几乎对南京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题材相当之广泛，宏观的如南京的气候变迁、地质演变与地理环境等，微观层面堪称细致入微，动物方面如南京的鱼类、鸟类（常麟定《南京及其附近鸟类之研究》）、蛇类和龟类（张宗汉、方炳文《南京蛇类及龟类之调查》），昆虫类则有丰年虫（徐凤早《南京丰年虫之解剖与发生》）、变形虫（王家楫《南京之变形虫》）等，植物方面涉及唇形科植物（孙雄才《南京唇形科植物》）、维管束植物（裴鉴《南京维管束植物之记载》系列文章）、玄武湖内植物（汪燕杰《南京玄武湖植物群落之观察》）等；对于某种具体的生物，有时也要穷析其种，深入挖掘，比如对于寄生虫中的纤毛虫，就要区分不同的宿主作研究（倪达书《南京两栖类肠内之纤毛虫》《南京湖蛙肠内之纤毛虫》等）。

中国科学社关于南京的科学著作（一）书影（顾金亮藏）

中国科学社关于南京的科学著作（二）书影（顾金亮藏）

中国科学社关于南京的科学著作（三）书影（顾金亮藏）

中国科学社关于南京的科学著作（四）书影（顾金亮藏）

中国科学社关于南京的科学著作（五）（顾金亮藏）

更为难得的是，对于同一个对象，不同领域的社员往往从自己的专长出发探析其机理，比如对于作为南京地标之一的紫金山，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学术兴趣：一代科学宗师竺可桢就为南京“冬冷夏热”的气候寻找紫金山的影响，他说：“南京之地位，处于长江下游，其四周寡山岭，即有之亦不高峻，如紫金山高亦不过一千四百呎，是故冬夏季风得以直入而无阻。”当时正积极开创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张其昀则探讨了紫金山对于首都建设和南京城市规划的影响。他如此赞美紫金山的形胜：“登北高峰俯瞰首都，则冈陵起伏，原野平铺，大江如玉带横围，有庄严灿烂之景象。”他赞同首都的建设应以紫金山为中心有序展开：“中央政府行政区域，曾经国都设计处选定紫金山南麓一带之地。盖其地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之南，北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具庄严朴茂之气象。”他对孙中山关于南京“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 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的地理优势进一步做了阐发，认为紫金山为南京增色不少：“东京位于关东平野之中心仅有高度一百二十尺之冈阜。柏林城中有沙邱，高出城市一百呎。巴黎仙河之北有孤阜，高于仙河水面三百呎。紫金山高度在千四百呎，周围四十余里，求之世界各大都会，诚未见其伦比也。王荆公钟山诗云‘终日看山不厌山’，其精神上之价值有如此者。”城市发展中饮用水的供给是一个重要的约束变量，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际南京尚无自来水厂，居民饮水主要依赖江水、河水和井水，水质均不佳。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挖掘自流井以利用地下水是获取清洁饮用水的可行途径。自流井的开凿取决于地层结构，为探明南京适宜开凿自流井的区域，地质学家谢家荣将目光投向了紫金山，他试图研究紫金山的地质构造与南京井水供给之间的关系。经过实地勘查，他给出了相当明确的结论：南京城内，“城之西部及南部，皆深覆于较新地层之下，其厚不知。此处欲凿井以取钟山层内之水，非极深之井不可也。凿井较适宜之地点，似为北极阁鸡鸣寺一带山前之平地，该处距石英质砾岩甚近，而倾斜又急，高下悬殊，压力较大，于此凿井，或有自流之希望也。覆舟山、富贵山一带山前之平地，亦可凿一二探井，以汲取石英岩裂缝中之水，但恐水量不多，不足应用耳”。南京城外适于凿井的地点较多，“自总理陵墓南约二三百公尺之地，沿东西走向一带之区域、西自明陵东至灵谷寺，皆可凿井以汲取石英质砾岩中之水，此处地位较北极阁等处为尤佳，将来井深恐不能过二百公尺。尚有一凿井区域，在总理墓南约五六百公尺，亦沿东西走向之一带，此处凿井，可以汲取细砾岩中之水，但砾岩上下，俱为砂岩。恐水分散而不聚，其量不能甚富耳”。植物学家自然关注紫金山的植被，钱崇澍就对紫金山的森林和岩石植物进行过专门的观察和研究，写成《南京钟山之森林》《南京钟山山顶岩石植物之观察》等论文。为了更好地保护森林，昆虫学家苗久稝写成《南京及其附近森林昆虫之研究》，其中紫金山及其周边的森林是其主要考察对象。放眼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能受到如此“科学”礼遇之山，恐怕只有南京的紫金山了吧！

我曾经作过不完全统计，由中国科学社社员撰写、发表于中国科学社主办的出版物、标题中有“南京”字样的学术论文不下100篇。我可以断言在中国科学社留连南京的时代，南京是中国唯一一个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地诊断、扫描和剖析过的城市，这一篇篇研究报告无疑为这个曾经辉煌，近代以来战火频仍、日趋凋敝的古都走向复兴开启了门径。南京因一众堪称翘楚的科学精英的聚集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重要发祥地。有学者评价中国近代科学的真正确立始于中国科学社的创立[15]，我要说中国科学的第一批火种是中国科学社由南京播撒四方，遂成燎原之势。从此，南京因科学而名世。

中国科学社年会文献（顾金亮藏）

四、《科学的南京》——让南京搭上“科学号”

中国科学社迁往上海之时正值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际。素怀“科学救国”之志的中国科学社自然希望国民政府能擎起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大旗，这个科学家“天团”也盼望着一展身手参与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他们对新生的首都——南京特别寄予厚望，积极参与和引导“科学建都”方略的讨论。正如时任社长王琎所言：“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从事建设，不遗余力，全国视线复集中于金陵。惟关心于斯土之自然环境之性质者，如欲知其地质之构造，水石之成分，动植之分布，气候之变迁诸事实，则苦记录之缺乏，欲参考而无由，此岂非大憾事者哉。”对南京的科学认知莫若于中国科学社。“科学社同人，不乏久居南京从事于教育实业者，间有本其对于该地自然科学各现象之研究，著写论文，登载于历年来本社所出版之《科学》，其中不无有价值之作，或供留心建设者之参考。” [16]有鉴于此，中国科学社挑选了对于首都建设极富价值的论文，汇编成册，名曰《科学的南京》，于1932年出版。《科学的南京》收集了张其昀的《南京之地理环境》、竺可桢的《南京之气候》、赵元任的《南京音系》、秉志的《南京自然史略》、王琎的《南京之饮水问题》、谢家荣的《钟山地质及其与南京市井水供给之关系》、张更的《雨花台之石子》、赵亚曾的《南京栖霞山石灰岩之地质时代》、董常的《江苏西南部之火山遗迹及玄武岩流之分布》、张春霖的《南京鱼类之调查》、林刚的《南京木本植物名录》等系列论文，以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南京的地理环境、气候、方言、地质、矿物、动植物等。

《科学的南京》书影（顾金亮藏）

《科学的南京》中的不少篇什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开篇之作《南京之地理环境》，由张其昀撰于1930年5月。本文在全书中篇幅最长，分为导言、长江、秦淮河、城郭与街道、鼓楼岗及诸小山、玄武湖、钟山等7部分。这是第一篇以现代人文地理学视角，并以欧亚诸国首都为参照研究南京城市规划的文章，属于学术界开创之作。南京当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首都建设，此文之现实针对性不言自明，并被置于首篇。本文钩沉古今，视野宏大，其中的一些观点对当下南京的城市规划仍有借鉴意义。比如，论及南京的城市规划，张其昀划了三个圈，即“以鼓楼为中心点，依其远近，作三圆周。其最近者，以雨花台为终点，作一半径三英里之圆周，是为过去之南京城厢。其次以长江东岸之大胜关为终点，作一半径八英里之圆周，在陆上大致与明代之外郭城平行，在长江方面则包有江心洲与八卦洲，现在江苏省与首都市划界结果，即在此圆周之界内。其较远者，以秦淮河上流之秣陵关为终点，作一半径十五英里之圆周，如是则首都附近名胜之地，如汤山、栖霞山、龙潭、宝华山、方山、牛首山等，在历史上与金陵有联带之关系者，亦尽入范围之中，可以称为大首都”。其思想在目前南京都市区建设方案中隐约可见。

竺可桢《南京之气候》一文，将南京与国内和国际上纬度接近的地区，如上海、汉口、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耶路撒冷等地作对比研究，揭示了南京因季候风影响，以致形成冬季特冷、夏季特热的气候特征。这一研究开我国城市气候研究之先河。竺可桢素以作风严谨著称，他的治学法宝就是观测和日记，形成“数据库”。这篇论文即为实证。竺可桢在文章中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和图表，语言朴实通俗，推理缜密，结论水到渠成。据《南京之气候》记载，1925年8月，南京曾有两次风力极强的台风，足以拔数十年之老树。现代气象研究主要是通过科学仪器进行测量获取数据，在竺可桢那个时代则是依靠人工来完成气象观测，在客观条件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竺可桢能得到和现代观测一样的研究结果，依靠的正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南京音系》是赵元任在语言学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女士是金陵刻经处创办者杨仁山先生的孙女，因此他是南京的女婿。赵元任对南京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1907—1910年，他负笈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青春作伴的三年金陵生活为他日后研究南京方言积累了丰厚的素材。赵元任伉俪曾筑屋蓝家庄二十四号，打算长作金陵人，但最终日寇侵华扰乱了他们的计划。赵元任以语言学家闻名于世，却有着深深的科学情结，他甚至将他的终身大事与中国的科学进步联结在一起。1921年6月1日，赵元任与杨步伟举行婚礼，过程中没有仪式也没有宴请宾客，仅是让好友胡适与朱徴在赵元任手写的结婚证上签字见证，贴上“四毛印花税”就算正式结婚。[17]随后他向亲戚好友寄出了“通知书”，特申明一概不收贺礼，除两个例外：“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该社各处的住址如下：南京成贤街中国科学社胡刚复博士，上海大同学校胡明复博士，北京西四牌楼羊肉胡同四十五号任叔永社长。”[18]遍观中外，将自己婚礼的份子钱充作科学发展“基金”的可能只有赵元任了！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1928年他发表了《南京音系》一文。此文不仅是第一篇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南京方言的论著，也是赵元任对南京的倾情回馈。

由赵元任担任联络人之一的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论文征集函（顾金亮藏）

经济发展和首都建设离不开产业支撑，寻找可以开采和利用的矿产资源自然成为这些科学家的责任。他们应用近代科学理论对南京及其附近的地质矿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勘查和研究，《科学的南京》收录的王琎《江苏凤凰山铁矿之化学成分》、谢家荣《钟山地质及其与南京市井水供给之关系》、赵亚曾《南京栖霞山石灰岩之地质时代》、张更《汤山附近地质报告》和董常《江苏西南部之火山遗迹及玄武岩流之分布》等论著就是相关研究成果。他们根据矿产的品质和技术经济性作出综合评判，建议都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王琎对于凤凰山铁矿是否值得开采的建议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江宁凤凰山蕴藏丰富的赤铁矿，因其矿石“色彩鲜艳，美如凤羽”而得凤凰之名。此矿早在民国初年就受到日本人的觊觎，希望得到开采权，后因事未果。[19]王琎通过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精确分析，认为“所含杂质颇多”。他进而将凤凰山铁矿与国内其他铁矿作了对比分析：“宣化之铁矿，其含铁在55.7%左右。山西诸铁矿，其含铁亦在58.9%左右。而凤凰山矿含铁乃在47.83%左右，以之炼铁，未免有损经济。加以其中含硫殊高，第二表中第十一号矿砂其不溶于酸之部分，几占全量之半，其三氧化硫之高，则为10.20%。”结论是“就凤凰山铁矿之性质与数量言，皆不得谓之优矿”，“铁矿之类此者，无炼铁之价值”。综合考虑经济技术条件，王琎的建议是暂缓开采，“以吾国目前冶铁之情形观之，则距其可利用时期，尚甚辽远也”，立论甚为公允。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凤凰山铁矿使用机械化开采，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停产。至于原因，几与王琎当年的分析一致：“凤凰山铁矿矿石以赤铁矿为主，矿床的矿石中TFe 42.7%，SiO₂14.5%，S 0.558%‚P 0.416%”；由于“精矿品位达不到要求，P、S 等有害元素含量高而被迫停产”。[20]

《科学的南京》语言也别开生面，兼具文采和科学理性之长。

《南京之气候》一文如此比较南京与美国圣地亚哥冬天气温的殊异：“是以其在冬季，南京则寒风凛冽，手足僵冻，而生笛哥地方则犹玫瑰初放含笑迎人也。”不仅文字清新雅致，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文学家描写山景的名句精彩纷呈，但终日与岩石打交道的地质学家或可与以推敲字句为日常的文字圣手对擂。试看张更《雨花台之石子》一文对江宁方山的描述：“方山，其地在南京南偏东……远望之，其山如案。”其文字干净利落而如画山景立成。

再来看《南京自然史略》一文，其作者秉志是前清举人，旧学根柢深厚，但本文语言并不晦涩艰深，文字质朴而不失灵动，状物形象生动而表意清晰，是科学小品文的典范。比如，秉志如此描写一种名为络新妇的蜘蛛的特征和习性：“其腹部似束一黄绿色之带，其网张于矮树或其他较低之处，颇便于动物家之采集。其中最普通者即俗所谓蝇虎，日常于壁间、天花板上，往来游弋，专捕苍蝇。往往自后逐之，跃登其背上，带归佐膳。有时蛰伏不少动，俟蝇落于其背上，以二中足负蝇于背而趋归。”这样的文字读来不仅使人明了这种蜘蛛的习性，其有趣之处也跃然纸上。顺便也以本文透露的信息说一说秉志毕生无私奉献科学的品格。他任职东南大学和中国科学社之时经费异常拮据，无钱购置设备和标本，日常科研和教学面临重重困难，解决之道在秉志看来却相当简单——他要么节衣缩食省下钱来购买必要的设备，要么亲自带领学生采集和制作实验和研究用的标本。《南京自然史略》中不时有“余曾于吴淞市上购得此种小鱼不少”（黄鲟）、“尝于市中购得此种鱼之头一，约二英尺长”（白鲟）、“余又尝得数尾于厦门”（鱼蛇）、“余得一皮为人所赠”（毫猪）等语句，不明就里者或以为秉志喜以野生动物饱口腹之欲，实质上他心心念念的只是标本，以及如何用最小的花费得到更多的标本。

《科学的南京》使人们对南京的认知更加科学、更加理性，也使南京在文学风华之外，崇尚科学、敬畏自然的品格得以彰显，科学与文学使南京刚柔相济，雍容睿智。我认为文学传统与科学精神是南京文化的两翼——文学是南京的颜值，科学是南京的内涵。《科学的南京》也赋予我的人生一个新的使命——近年来我致力于中国科学社档案文献的抢救性收藏，收获颇丰，其中有不少是与南京相关的文献。每次收获一份泛黄的旧纸都是我与科学先贤在时空中的相逢，也是我对他们“抱忱献玉，刖足不悔”济世情怀的感念。《科学的南京》是南京融入现代科学的脐带，南京人对她也格外地珍视。继2016年《科学的南京》获评“南京24部传世名著”之一后，南京出版社又于2023年将其列入“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嘱我加以整理重新出版，亦如历史的回响。我再次奉读这些写于90多年前的科学论著不胜感慨，谨写下上述文字，既是我对《科学的南京》这部著作的肤浅认识，也是我对中国第一批“赛先生”的又一次致敬。

我也希望南京能为中国科学社树起两座碑——一座在四牌楼，上书“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一座在文德里，上书“中国科学社旧址”。

[1]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J].中国科技史料,1983（01)：2-13

[2]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J].中国科技史料,1983（01)：2-13

[3] 赵元任.赵元任早年自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7：109

[4] 发刊词[J].科学，1915，1（1）：3-7

[5] 发刊词[J].科学，1915，1（1）：3-7

[6] 中国科学社纪事·致南京高等师范上海大同学院两校[J].科学，1919，4（5）：508

[7] 中国科学社南京事务所迁移通告[J].科学，1919，4（9）：1140

[8] 中国科学社概况[J].科学，1931，16（10）：811-818

[9]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J].中国科技史料,1983（01)：2-13

[10] 张孟闻.中国科学社略史[J].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中华书局，1981：70-83

[11]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十年报告[R].中国科学公司，1933

[12] 1928年秉志和胡先骕又在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冠名“静生”系用以纪念建所前去世的中国生物学早期赞助人范静生（范源濂）。这是继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后的中国第二家生物学研究机构。

[13] 蔡元培.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J].中国季刊（英文），1936（3）

[14] 社友[R].中国科学社，第62期，1939-01-15（1）

[15] 黄春宇.百年不孤独：《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N].文汇报,2015-06-12（T03)

[16] 中国科学社.科学的南京[M].上海：中国科学社，1932：序

[17] 赵元任.赵元任早年自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7：168

[18] 录自赵元任寄给钱玄同的结婚“通知书”，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藏。

[19] 凤凰山铁矿最终还是遭到日本人的肆意掠夺。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不久即组建“凤凰山大陆公司”（后更名为“华东矿业公司凤凰山采矿事务所”)，对凤凰山铁矿进行掠夺式开采。为此，还专门修筑了长18.6公里的板凤（板桥至凤凰山)铁路专线，将铁矿石运至长江边的码头，再用轮船运往日本炼铁。

参见：赵慕明.走访秣陵凤凰山[N].江宁新闻，2019-05-17（5）

[20] 陈小华.南京地区梅山、凤凰山铁矿尾矿利用探讨[J].江苏地质,2000（03)：18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