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考

顾 金 亮 

【摘  要】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乃至“商战”不如“学战”，从而使洋务教育偏重学习“西文”和军事技术等“西艺”的思想和做法有了调整，兴办服务于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教育渐成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1896年“俾育人才而济实用”的江南储材学堂应运而生，开两江治下实业教育之先河。在维新运动中该校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嬗变为江南格致学堂，在清末“新政”中于1904年改办成江南实业学堂，又于1905年升格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成为江苏和安徽等地实业教育的最高学府。民国以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两脉延续和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办学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关键词】教育近代化；江南储材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南京工业专门学校；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1]，中国教育近代化也是在洋务运动中拉开帷幕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地主阶级改革派掀起了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思想变成了行动。办洋务、图自强首先要培养自强之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2]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兴办洋务，而从事洋务就需要既有洋务派思想，又拥有“西文”和“西艺”才能的人才，于是举办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为目标的新式教育蔚然成风。据统计，在甲午战争结束前洋务派一共举办了26所洋务学堂，其中有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外国语学堂3所，为造船厂、兵械厂和新式军队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和医务人员的军事学堂9所，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培养人才的技术学堂14所。[3]洋务教育看上去如火如荼，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但是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教育也备受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责，既有来自顽固派的诘难，也有来自维新派的抨击。其中梁启超的评价深刻揭示了洋务教育的弊端：“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4]他批评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造就不了国家急需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出翻译、买办之类的经纪人，“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5]洋务派也进行了自我反省，有着多年买办实践经验的郑观应如是说：“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师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6]他还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7]的“以商立国”思想。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强学”乃强国之道，他说：“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8]乃至“商战”不如“学战”的观点亦渐渐明朗：“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皆本学战。”[9]《马关条约》签订后，虽然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渐近尾声，但是对新式教育的探索并没有止步，洋务教育思想与维新教育思潮相融合，协同催生了一批各门类专业学堂，推动新式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江南储材学堂[10]即是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11]

一、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前史——江南储材学堂的创办与演变

    1．张之洞两上办学奏折

江南储材学堂的创办，离不开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极力倡议与筹划。作为洋务运动后期“自强”新政最活跃的领导者，张之洞清醒地认识到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日益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生，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豫防，无从億料”[12]。他敏锐地洞察到人才是兴国自强之本，只有系统推进教育改革才能挽救清廷之颓势。他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向光绪帝上了名为《吁请修备储才折》的奏折，这也是他甲午战后继续各项洋务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和兴办新式教育的宣言书。

《吁请修备储才折》详细阐述了兴办新式教育的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13]张之洞吁请朝廷在“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14]。他认为国家必须兴办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项专门之人才，大力兴办工政，发展商务，“则人心鼓舞，必有人才出于其中矣”[15]。

为了使他的办学思想落地，张之洞又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1896年2月1日）上《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力陈创办江南储材学堂，“俾育人才而济实用” [16]。他甚至在上奏前已经谋划了切实可行的办学经费来源：“洋教习薪水……加以学生膏火奖赏，员役薪水夫马，学堂购置图书器具杂用等项，统计需银约六万两。拟将仪征淮盐总栈每年节省商捐局用银三万两，皖岸督销局每年节省商捐局用银三万余两，尽数拨给充用，如有盈余积存，作建堂经费”[17]，足以显示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的决心和周密安排。

2．刘坤一接续筹建江南储材学堂

张之洞上《创设储材学堂折》时，刘坤一即将回任两江总督，清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办学建议，并“著张之洞移交刘坤一妥为经理”，继续江南储材学堂创办事宜。

（1）选址

张之洞的构想是在金陵同文馆[18]基础上扩建校舍，以满足江南储材学堂初创时的基本需要，为了能及早开学他还建议可以先租赁房屋充当校舍，待经费充裕后再行建造校舍。“至建堂经费尚须设法积存筹措，且堂工一时亦难造成，拟先租赁屋宇应用，以便及早入堂肄习，俟筹足款项时即行建造。”[19]刘坤一甫抵江宁便极力推进江南储材学堂的筹办，而且紧锣密鼓地启动了新校舍的建设工程。《申报》曾有专门报道：“江南储材学堂于本年春夏间，经督宪派员在仪凤门内妙耳山下，相度屋基，饬匠建筑，嗣委桂乡亭、方伯、篙庆为总办，筚登削冯，将及半载，惟是工程浩大，尚未告厥成功，而储材一举已经远近传闻。”[20]可以想见，江南储材学堂的开办在当时是一大盛事。

江南储材学堂地处南京下关。由于洋务运动的多年经营，下关滨江地带日益兴盛，招商局的成立（1894年）、大马路的建设（1895年）以及金陵关的设置（1899年），似乎在昭示这个在连年战火中逐渐凋敝的古都正在复苏；不仅商业充满生机，南京的新式教育也在这里萌发，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矿务铁路学堂等学校与金陵同文馆比邻而居。商业和教育的有机结合，信息与观念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对未来江南储材学堂用先进的办学思路、务实的教育方式培育人才，以及启迪学生科学观念的产生不无益处[21]。

（2）招生

按照张之洞奏折中的办学方案，学堂将金陵同文馆开设的英、法两门外语扩充为英、法、德三门外语，招生规模由原来两门外语合计30名增加到每门外语40名，拟“遴选学生一百二十人”。在实际实施中，江南储材学堂设置了英、法、德、日四门外语，每门各招30人，共 120 名。招生工作与校舍建设同步进行。校舍尚未落成，学堂便声名远播，省内外官绅子弟纷纷前来报名，由于人数较多，只得先行考试加以遴选。“多有官绅子弟，愿充本堂学生，自客省来宁侨居，拟待招考后即入学堂肄业者……学生名数已有百余人之多，因饬役传知在公馆内先行考试。”学堂“缮写告示，日贴通衢，择定于本月下旬为试期，惟试后其有因瑕不录者，固听远归，即已蒙取定者，亦谕令暂返故乡，俟工竣开堂之日再行饬知来省，毋庸在等候以示体恤。”[22]

江南储材学堂的入学考试既严格，亦不拘一格。考试内容包括西学和中学两个方面，考试程序分为面试和笔试两个环节。面试时不仅要询问家庭住址，还要“察其年貌”；面试是笔试的前提，面试通过才能参加笔试。对此，《利济学堂报》报道甚详：“江南储材学堂总办杨诚之观察兆鋆提考学生，将报名人数汇齐，出示晓谕，定期在本公馆传见面试，并先行禀知督宪，共考十三日，兹悉自初十日开考，每日下午一点钟时传到，学生以次进见。观察先叩其居址，察其年貌，约年在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者，方为合格，否则面议毋庸考试。其有合格而且能文者，则拉取四子书命题试以后股两比或半篇起讲不等，间有年在妙龄而可原谅者，则仅试以破承题，或令作对，背诵经书，即可收录。每次考时，必有中外教习，轮值监场。”[23]

首期招收的学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原金陵同文馆的学生占了三分之一多，原因是学堂系在金陵同文馆的基础上扩建，同文馆的在读学生需要得到安置，“同文馆共有学生五十人，均应收入堂内肆业，余额仅有七十人。”二是招录金陵学生四十人，“投考者必聪颖又年幼，方为合选，因酌取四十人，将其卷封固，送呈督辕，候督帅鉴核，然后缮。”三是招收上海学生三十人，原因是上海生源较好，“上海为通商最繁之区，子弟潜心洋文者不少”，“所余三十额，拟……招考晓悉洋文之学生入堂肆业”。于是“总办杨诚之观察，又于今正赴沪，考取学生若干名”[24]。学堂将复试环节写进了学堂章程，明文规定“学生到堂，先试习三月，再行甄别，以定去留。”首期学生入学后即按章进行复试，“本月十八、十九等日，命将全堂肆业学生，悉行甄别，令中西各教习，严核诸考生功课以定去取。其有不堪造就者，即行黜退”[25]。实行严格的招生考试及复试淘汰制，既体现了学堂对办学质量的重视，也体现了倡议者对新式教育办学成效的期待。

江南储材学堂校舍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上旬竣工，同年七月初一“开堂教授”，学堂正式开办。[26]

（3）师资选聘

张之洞在《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中明确提出了未来学堂师资选聘的指导思想，即办“专门之学”，育“专门之才”，因此他非常注重师资队伍的专业性。如在聘请洋教习方面，张之洞注意根据西方诸国各自的发展水平和技术优势，力求选择最优秀的专业人才担任教习。经过比较和权衡，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大约法律、农政之教习，宜求诸法德两国；工艺、商务之教习，宜求诸英国。”[27]这体现了他对世界发展局势的精准把握和对国内教育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为了聘请到优秀洋教习，张之洞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网罗人才，比如电告出使德、法的许景澄、庆常帮助延访合适人选。

《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上奏后不久张之洞就转任湖广总督，江南储材学堂的师资招聘工作主要由总办杨兆鋆[28]完成。萧规曹随，杨兆鋆领会了张之洞的办学思想，竭力优化师资队伍。除原金陵同文馆的教习并入储材学堂外，为了达到育“专门之才”的办学目标，他制定了一个渐次优化的师资引进计划：“盖以堂内章程，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俱以华人为教习，惟两同文馆之头班学生，于英法文均能晓畅，而又因习法文者无多，并拟另延一英人、一法人为教习，于语言文字外，授以律例、种植各事。一俟新招学生，皆有进境后再添延洋教习数人，勤为传授，务使学生于西学竟委穷深，以备异日于城之选。”[29]

杨兆鋆还专门赴上海聘请教习，延揽西学教习4名、中学教习8名，在学堂正式开学前完成了教习聘任。[30]可考的师资有日文教习陈茂才，英文教习裴克雷、黎吉士刻史，德文教习萧俊生等。据《申报》报道，学堂正式开学后，“金陵储材学堂教习均有总办杨观察延订，先后莅堂，惟德文教习萧君俊生，至前月始，至兹已开堂课读，由观察禀知督宪矣。”也就是说除德文教习推迟开堂外，其他教习大都按时开堂授课，可见学堂的筹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其中总办杨兆鋆功不可没。

（4）历史意义和影响

江南储材学堂诞生于洋务教育思想与维新教育思潮相融合的特殊时期，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一是经费筹措机制领风气之先。当时清政府要为甲午战争的战败支付巨额赔款，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就连已有学堂的办学经费都难以为继，当然无力下拨新办学堂的开办费用。江南储材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商捐局捐助，“款由捐集，不动公项”，“足敷该堂经费”。应该说，捐款办学是后期洋务派兴办洋务教育的新举措，既极大地减轻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又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既有利于筹措办学资金，又能引起商界对教育界的关注。

二是开中国近代综合性办学之先河。江南储材学堂办学兼具综合性和专业性。为了办“专门之学”，育“专门之才”，学堂的人才培养体系分“四门十六目”，“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交涉之学，分子目四：曰律例，曰赋税，曰舆图，曰翻书……农政之学分子目四：曰种植，曰水利，曰畜牧，曰农器。工艺之学分子目四：曰化学，曰汽机，曰矿务，曰工程。商务之学分子目四：曰各国好尚，曰中国土货，曰钱币轻重，曰各国货物衰旺。此四门十六目，皆有益国计民生之大端。”[31]“四门十六目”近似于4个学科16个专业，从教育层次与科目设置等方面来说已具备近代高等教育的诸多特征。在江南储材学堂创办前，江苏尚未出现门类如此齐全、专业划分如此明确的学堂，特别是农政科的设立，拉开了江苏农科教育的序幕。

三是创中国早期分级学制的雏形。江南储材学堂实行分级的教学组织形式。由于学堂“西师以西书相传授，学生不通西文，即无从受西师之教，无从读西国之书……故不得不以语言文字为初基”[32]，因此依据西文水平将学生分成四个班，“以初学学生列入头班，后即升为高等学生末班，似此层递而上”。头班学生的西文水平最差，则“先以文法语言为第一要义，然后分授各课，以重实学”[33]。如果学生经过强化学习西文达到一定的水平，则被分配到高等末班，洋教习直接用西文原版教科书授课。江南储材学堂“四班制”的分级形式与上海南洋公学（分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天津北洋中西学堂（分头等、二等学堂）的做法异曲同工，三者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早期分级学制的开端。

四是办学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示范效应。专门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制约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瓶颈，因此以办“专门之学”，育“专门之才”为主旨的江南储材学堂的诞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首先提升了江苏专门学堂的办学水平，“江南储材学堂创办之后，江苏专门学堂的创办才渐有起色”[34]。事实上，江南储材学堂的创办不仅对江苏的实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申报》报道：“中日一役，以大国而见侮于小邦，各省建学堂，振兴西学，湖南巡抚陈佑民中垂大加整顿，出示招考学生，其规例与金陵储材学堂不相上下。”[35]江南储材学堂因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体制，成为同类学堂效仿的榜样。

3．在维新运动中易名为江南高等学堂[36]

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迅速兴起，他们高举“开民智”的大旗，对教育改革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并且得到了光绪帝的采纳。光绪帝于二十四年（1898）七月颁布上谕，饬令“其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学会……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37]各地迅速响应，如梁启超在上海设立了编译学堂，端方在北京设立了农务中学堂，孙家鼐在北京设立了医学堂等，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一时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

（1）刘坤一上《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

形势逼人，刘坤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九日上《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陈述了他设立省、府、县三级学堂的计划，还建议将江南储材学堂改办为省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拟设江南学堂一区为高等省学堂……江南旧有储材学堂，原议分设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学额以一百二十名为止。又以学生未解西书，不得不以语言文字为途径。现在所学仅英、德、法、日四国语言文字，即使三年有成，不过备译人之选，而于律例、赋税、舆图、翻书、种植、水利、畜牧、农务、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各国商务、中国土货、钱币、货物诸学均未讲求，仍须俟数年之后。定额既少，收效又迟，且与大学堂章程亦多不能相应。方今朝廷励精图治，百度维新，各省遍设学堂，一洗空疏积习，宏规茂矩，体用兼资，不患无翻译之才，而患无会通之士……拟将储材学堂改为江南高等学堂，推广学额，多延教习……”[38]

江南储材学堂虽“四门十六目”，专业设置齐备，但刘坤一对其办学效果不甚满意，说它“定额既少，收效又迟，且与大学堂章程亦多不能相应”。彼时江南储材学堂正式招生方一年，指望它已经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恐怕不太现实。或许通过改建，“推广学额，多延教习”，以扩大办学规模并优化专业设置，是刘坤一的真实意图。

（2）江南高等学堂的筹建

刘坤一在将江南储材学堂改为江南高等学堂的建议获批后，任命两湖书院监督蒯光典[39]担任江南高等学堂总办，具体负责学堂的筹备工作。

江南高等学堂自1898年十月开始筹备，于1899 年四月一日正式开学[40]，并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申报》报道：“江南高等学堂，自四月朔开办以来，遴选两省英才，课以有用之学，济济者争自奋励以期无负大宪栽成嗣因。”[41]《知新报》则说：“开学以来，四十余日，堂中一切规模，经总办禀承大帅，苦心擘画，尽美尽善，生等努力自爱，兼日课功，虽自愧不才，然亦时思勉副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与大帅栽培后进之深心，而两省士民踊跃来堂，陆续踵接，几至室不能容，是以议添黉舍。”[42]可见，江南高等学堂的开办在两江地区引发了相当的社会反响。

（3）江南高等学堂的办学特点

与江南储材学堂相比，江南高等学堂在人才培养上的显著变化是不再单纯以外语水平作为分级的依据。江南高等学堂将课程大体上分成专门课程和通行课程，“以专门为归宿，以通行课程为阶梯”。“专门学艺设格致、商学、律例三门，格致所包至广，先就其中挑出三类：工程、制造、化学。”通行课程涉及面广，门类相当齐全，包括 “经史、理文、中外政治、掌故、舆地、洋文、算学、体操、试验、格致、化学、攻金、攻木、测量、绘地、图绘等事”[43]，可见“洋文”则是诸多通行课程中的一门，不再是一语独大的主要教学内容。将课程划分为专门课程和通行课程，即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使办学的综合性与专门性得以统一，这表明江南高等学堂的办学思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专门课程和通行课程的划分也与人才培养层次相对应。《江南高等学堂简明章程》规定，通行课程以三年为期，学生三年期满经考试合格后方可毕业，成绩优良者可继续深造，接受专门课程的教育。与通行课程相比，专门课程更加专业和深入，直接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为宗旨。通行课程和专门课程明显有初级和高级之区分，江南高等学堂在分级学制的探索上又更进一步。

（4）江南高等学堂的裁撤

正当江南高等学堂逐渐步入正轨将在新式教育上一展身手时，时局突变。1898年9 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守旧派群起攻击西学，在礼部的建议下慈禧下令各地裁撤学堂，恢复书院制度。江南高等学堂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此时的刘坤一已经对新式教育有了相当的认知，他向朝廷力陈“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以竭力保留维新教育成果，并建议朝廷饬令孙家鼐“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44]。刘坤一不仅竭力维护江南高等学堂的存续，还要求所辖江南地区各书院保留原有的西学课程。奈何独木难支，1899年夏天，江南高等学堂最终以“学堂无实效，徒事虚糜”为由被裁撤。从筹办到被裁，江南高等学堂仅存续了10个月，便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下。

4．逆势而行的江南格致书院

戊戌政变后，清廷明令停办学堂，恢复旧式书院。作为清末难得的兼具远见卓识和非凡胆量的封疆大吏，刘坤一推进新式教育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而是策略性地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将江南高等学堂改办成江南格致书院就是他的手笔之一。

刘坤一最初的打算是将江南高等学堂改名为中西学院，其目的是“盖欲使诸生顾名思义，庶几学通中外，宏济时艰也”。但考虑到朝廷对新式学堂的反对和压制，他最终将学校命名为江南格致书院。在办学方针上，刘坤一确定了“另筹别款，接办课程，悉沿旧例，惟易其名”[45]的基本原则，即课程依照原江南高等学堂设置，书院章程沿用旧制，即除学堂改名外其他事项一律照旧。如此，既可以避免朝廷注意，又间接地恢复了原江南高等学堂的开办，从而达到他兴办新式教育，培育可用之才的目的。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实为明智之举，从中也可以看出刘坤一对当时时局和未来教育走向的准确把握，从而间接地为近代两江教育保留下了这一可贵的维新成果。

从1899年7月江南高等学堂被勒令停办，到同年9月以江南格致书院的名义“复活”，仅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

二、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举办——清末“新政”背景下实业教育的复兴

1900年中国遭遇庚子之变，陷入空前灾难。为了挽救危局，从1901年起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在官绅合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兴办实业学堂已是大势所趋。近代两江实业教育的主要奠基人刘坤一于1902年10月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继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后，魏光焘于1903年3月履任两江总督，两江地区的实业教育迎来了复兴。

1．筹议改江南格致书院为实业学堂

魏光焘对于实业及实业教育极有洞见，他认为：“强国之道，首在富民；致富之方，不外实业。而振兴实业，莫大于农工商矿四者。”他又具体分析两江的实际情况：“两江虽夙称繁庶，而士旷民游，商疲工窳，多未讲求，非兴实业学堂，不足以陶冶人才，以为振兴富庶之基。”于是，魏光焘决定在省垣金陵创办实业学堂，通过培育实业人才以振兴实业。而且事不宜迟：“是考求实业，实为今日第一要图。江南地广人稠，兴办尤不可缓。”[46]

考虑到新建实业学堂非一蹴而就之事，魏光焘决定改江南格致书院为实业学堂，作此决策主要基于节省经费。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赔款数额庞大，清政府的财政更加拮据。“方兹时事艰难，筹款非易”，魏光焘选择“于格致书院改并办理，既收实业之用，复省度地营建之劳，诚为两益”[47]，是最经济的做法。

2．江南实业学堂的开办

为使学堂顺利开办，魏光焘委任“于农工商各学尤极究心办事”的江苏补用道刘世珩[48]兼总堂务，委任早年出使日本，对“学堂规制亦极谙练”的黎经诰为驻堂总办。[49]此二人均熟稔西学，讲求实业发展，有志于实业教育，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实业学堂[50]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标杆性的几所综合性实业学堂之一。

江南实业学堂“分设农工商矿四科，额设学生一百二十名，分门肄业”，对于矿科生源可在原格致书院在校生中遴选，“中有曾习矿学者，于格致之理已有根柢，故本堂矿学一科，即以原有学生专门练习”；农工商三科需另行招生，并“延聘日本教习、技师，分班教授，先习普通一年，四年毕业”[51]。毕业考试优秀的学生，由学堂保荐到京师高等实业学堂继续深造，以资成就。

实业教育离不开实验教学，江南实业学堂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实践。学堂不仅“备有各科标本、仪器、材料，为学生考验之用”，而且专门为农工科安排实习场所。对于工科，学堂专门设立劝业机器工艺局，以方便诸门学生进行实际操作，“以资实习”。对于农科，在“省城元武湖广袤几及十里，于种植、畜牧等学均便试验 ”[52]。学堂甚至注意到“俄国居寒带……其天然物产之殷富不下于他国，且仿种他国农品亦几于应有尽有。如能广为罗致以供我国研究之资，其于农业有裨实非浅鲜”，因此委托出使俄国大臣代购各项子种，“计购到农品子种三百四十六种……种植之法另行开列”[53]，如此国际视野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应属罕见。学校附设的农业试验场，仅试验田就达180亩；实验科目及种类则不一而足，仅农事试验一项，即分水田试验、陆田试验、木框试验3种，所涉及的实验物种有普通作物、特有作物、蔬菜、果树、有用树木、草花6种。实验教学效果相当明显，不仅让学生扎实掌握了农业专业知识和技术，又在江苏改良和推广了农业科学技术。[54]此外，江南实业学堂商科的举办，对于开启商智、促进江苏地区的商业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苏州商务总会试办章程》所指出的：“学堂也，讲习所也，陈列所也，皆为商界下新种子也。”[55]

3．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举办

1904年张之洞等拟奏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颁布，实业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实业教育分农、工、商三种，学制分为高、中、初三等，且规定高等学堂招生规模在500人以上为合式，最少不得低于200人。江南实业学堂起初按照中等实业学堂章程举办，其任务和目的是培养适用的实业人才，以及向高等实业学堂输送优秀毕业生，继续深造。随着各地中等实业教育的蓬勃兴起，以及两江地区对高层次实业人才的巨大需求，学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改江南实业学堂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56]，并于1907年开办高等正科[57]，成为江苏、安徽等地实业教育的最高学府[58]，亦是江苏实业教育的重要源头和基础之一。

关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停办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停办于辛亥革命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受战争的影响，“江苏境内除教会大学以外的高等学堂，如江苏高等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南菁高等学堂、江北高等学堂以及两江师范学堂，全部停办”[59]，校舍皆被军队驻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自然不能幸免 。二是停办于1913年。《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称，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于“于民国二年停办”[60]。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首任校长吴桓如在《1913年1-3月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概况报告》中说：“桓如自去冬十一月受事以来，即日催令军队迁让”[61]，如果参照吴桓如的说法，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应该是停办于辛亥革命中。

三、从实业学堂到专门学校——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民国以来的延续

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顷刻间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教育振兴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拉开了教育变革的序幕。法令的第一条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62]同年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了《专门学校令》，将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及外国语等10类[63]。在这样背景下，在清末癸卯学制中建立起来的高等实业学堂纷纷改名，一般是改为高等工业学校，比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为国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改为国立北平工业专门学校，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改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64]。如同枯木逢春，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虽然在辛亥之役中被按下暂停键，但是它良好的办学基础仍在，得以在“改名潮”中迎来再生和分蘖的机遇。江南实业学堂在办学初期即以“四科十六门”著称，经过多年经营，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工科已以“矿、电、应用化学”三科为明显特色，农科实力尤强，且一度筹议附设蚕桑学堂，因此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将工农两科独立办学的夙愿[65]。

1.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工科办学的延续

（1）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

1912年11月，以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工农两科为基础，分别成立了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甲种）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甲种）两所中等实业学校。江苏省第一工业学校设在复成桥，校长陈有，有教员16人，学生80人，初期设机械、电机两科，有“任事得人，进行必速”之誉。[66]

（2）南京工业专门学校

1923年施行《壬戌学制》，为“提倡工艺”，“培养高等领袖人才”，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由中等职业学校升格为专门学校——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设机械、电气两科。此时南京工业专门学校与另一所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被赋予为江苏培养工科应用型人才的重任，“自应内审地方财力，外察世界潮流，以定整理与扩张之标准。庶几苏省之实业及专门教育，得与时俱进也”。[67]

2.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农科办学的延续

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是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农科办学的传承，设在原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仪凤门内三牌楼旧址，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学实科的吴桓如任校长。学制 4 年，预科 1 年，本科 3 年。设农林两科，预科额定70名，实取学生65名，其中农科 37 人，林科28人。[68]

1915-1919年，由中国科学社的发起者之一、著名农学家过探先[69]担任校长。过探先长校期间对校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颇见成效。一是充实与优化师资。过探先利用自己曾留学美国的视野广延名师，聘请唐昌治担任农科主任，陈嵘担任林科主任，钱崇澍等留美生和余乘、黄希周、曾济宽、萧诚等留日生亦来校任教，学校的师资条件大为改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保证。[70] 二是努力在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谋发展。面对经费的严重短缺，过探先主张：“本因陋就简之旨，为苟完苟美之谋，不敢从事夸张，致多纷更，适值经济奇绌，进行不易，各部虽略事布置，返原来之计划。”[71] 即将筹集到的教育经费首先用于学校自身发展。三是积极推进校外农业教育。过探先深受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教育模式的影响，认为农学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学生不应只在校内从书本上学习农学知识，必须走出校门，主动参与农业调查和农林实践活动。他提出：“研究为实施农业改良之基础，调查为研究之先导……特恐不先调查研究，所谈偏于学理，反碍推行，研究少有端倪，即当进行。”[72]过探先将校外农业教育作为农业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为此他积极联合江苏省内其他农业学校，共同开展农业试验和农业演讲，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

在过探先任职期间，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的招生规模逐步扩大，由1915年的187 人，增长到1917年的224人[73]。学校的社会声誉日隆，时人评价“择地甚良，规模亦阔”[74]。

四、百川归海——在大学区制的推进中汇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6月在蔡元培的推动下施行大学区制。大学区制是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于每区设置一所大学来管理全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在江苏，国民政府将“江苏教育厅与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等九校，合并而设立第四中山大学”[75]，以此来管理江苏大学区（含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内全部的教育文化事宜。

接下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南京农业学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一分子。“1927年6月23日，江苏教育厅函聘杨孝述会同督学周宣德接收南京工业专门学校，7月2日又加聘卢恩绪一同办理。该校师资、设备等均并入四中大（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工学院。”1927年7月29日，常宗会、张天才前往接收南京农业学校（即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合并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并以该校旧址作为四中大农学院院址”。[76]

从此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融入了历史。它在不同的办学时期一共存续了30余年，是近代许多重大时代变革的协同者和见证者，亦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1]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

[2] 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曾国藩全集·日记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7：748

[3]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435

[4]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32

[5]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32

[6] 夏东元.郑观应集 (上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80

[7] 夏东元.郑观应集 (上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86

[8]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93

[9] 与同志书.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394

[10] 材，通“才”。在涉及该学堂的历史文献整理中，“储材”与“储才”均有所见，考虑到“江南储材学堂”系专有名词和实际的历史存在，本文在涉及该学堂称谓时用一律用“储材”，其他情况下遵从所引文献原文。

[11] 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还有天津北洋中西学堂（今天津大学）、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等。

[12]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二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89

[13]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二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96

[14]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二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96

[15]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二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97

[16] 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2007：305

[17] 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2007：306-307

[18] 1883年由左宗堂创立，地址在仪凤门内三牌楼，近妙耳山。

[19] 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2007：307

[20] 储材招考[N].申报，1896年12月28日

[21] 当时新旧思想的融合与碰撞,从鲁迅在南京的求学经历可见一斑。鲁迅于1898年17岁时进江南水师学堂求学，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在《琐记》一文中既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诸多“乌烟瘴气”，也记述了他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以及不顾本家老辈反对，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画和体操”，并“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的书。他不仅在课堂上勤奋学习，手抄讲义，精细地绘录《机械制图》，还不止一次深入到南京市郊的青龙山矿井实地考察，并经常采集“铁矿石、铜矿石、石英石、三叶虫化石，还有像石榴籽一样的矿石”。鲁迅使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个译本，名为《地学浅说》，他学到了当时关于古生物学的系统知识，进一步了解了赫胥黎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天演”学说。可以说，南京下关是鲁迅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的开端。鲁迅的经历与感悟是当时众多学子的写照。

[22] 储材招考[N].申报，1896年12月28日

[23] 记储材学堂试事[N].利济学堂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97-598

[24] 记储材学堂招考[N].利济学堂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97

[25] 记储材学堂甄别学生[N].萃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98

[26] 记储材学堂开学[N].萃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2007：598

[27] 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2007：306

[28] 杨兆鋆，字诚之，号须圃，浙江乌程人，生于1854年。同治七年（1868）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同治十年（1871）由两江总督曾国藩第二次咨送到京师同文馆英文馆学习。光绪十年（1884）随许景澄出洋，归国后以道员身分发江苏补用。光绪十九年任金陵同文馆教习，精通西学。兼授算学，且对算学有一定的研究，撰有《须曼精庐算学》24卷。初任江南储材学堂总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刘坤一推荐任督办。

参见：王全来.杨兆鋆“三角测量术”推广的研究[J].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04)：121-124

[29] 记偖材学堂招考[N].利济学堂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97

[30] 记储材学堂开学[N].萃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98

[31] 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06

[32] 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06

[33] 江南储材学堂章程.汤志钧，陈祖恩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08

[34]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45

[35] 振兴西学[N].申报，1897 年 7 月 29 日

[36] 近代南京曾先后建有两所江南高等学堂，两所学堂在时空上并无交集。另一所江南高等学堂成立于1902年（此时由储材学堂改建的江南高等学堂已演变为江南格致书院），系由钟山书院改建，首任监督为原钟山书院山长缪荃孙，校址位于延龄巷门帘桥。《首都志》释之曰：“江南高等学堂，肇基于癸卯，辍讲于辛亥，凡为学九年。”有许多文献混淆了这两所学堂，如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江南储材学堂”词条说：“校名屡易，（光绪）二十九年（1903）定名为江南高等学堂”；百度百科“江南高等学堂”词条称：“江南高等学堂成立于1902年，由南京钟山书院在创办于1896年的江南储材学堂并入后改建”，均不确 。

参见：王焕镳编纂.首都志（下）[M].正中书局，1947：711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下）[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685

[3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57

[38] 刘坤一.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刘坤一遗集（第3册）[C].北京：中华书局，1959：1045

[39] 蒯光典（1857—1910），字礼卿，安徽合肥人，在清末以革行新政，兴办教育而著称。

[40] 饬撤学堂[N].申报，1899年7月20日

[41] 学堂近事[N].申报，1899年9月29日

[42] 江宁高等学堂学生：上刘制军禀[N].知新报，1898年8月26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06

[43] 江南高等学堂简明章程.申报（61辑）：205

[44]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C].北京：中华书局，1959：1067

[45] 学堂近事[N].申报，1899年9月29日

[46] 前两江总督魏奏江南格致书院改为实业学堂折（1904年）.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2007：67

[47] 前两江总督魏奏江南格致书院改为实业学堂折（1904年）.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2007：67

[48] 刘世珩（1875—1926），小字奎元，字聚卿，又字葱石，号檵庵，别号楚园，安徽贵池县（今贵池区）人。曾任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张之洞再署两江时任用刘世珩为三江师范学堂总办。1903年春奉派率团赴日考察大阪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创办劝业工艺局、商品陈列所、江宁商会，设商业中学、高等学堂，并被委任为江宁商会总理。他还相继兼理南洋官报局、两江学务处、裕宁官银局、江宁马路工程局、两江师范学堂、江南实业学堂等实业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均治绩昭著。

参见：徐学林.精于理财  拼命存古——近代出版家刘世珩传略[J].出版史料，2003(01)：77-85

[49] 前两江总督魏奏江南格致书院改为实业学堂折（1904年）.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2007：67-68

[50] 曾初命名为江南农工格致学堂和农工商矿实业学堂。《首都志》（第737页）引《江苏咨议局第二年度报》“张督部堂答复据宁学司详江南实业学堂正名高等并农工分办案，应俟有的款再行照办文”称：“实业学堂系由格致书院改设，名江南农工格致学堂，后该堂详请前督宪魏奏咨改称今名”；引《续金陵通纪》称：“光绪三十年改格致书院为农工商矿实业学堂”。

[51] 前两江总督魏奏江南格致书院改为实业学堂折（1904年）.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7

[52] 魏奏办学务情形折[N.申报，1904年10月11日

[53] 出使俄国大臣胡咨两江总督购送各项子种文[N].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二十三日：15

[54]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94

[55] 苏州商务总会试办章程[M]. 苏州商务总会，1905：21-22

[56] 从“二重证据法”的角度，“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作为校名于何时启用或者是否启用过仍然待考。目前笔者所见的实物至少有3件不支持该校曾经使用过“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校名。一是由学堂总办李凤年作序，1906年学堂官方印行的《江南实业学堂普通毕业同学録》，其中无“高等”字样，但据《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此时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已于前一年即1905年开办。二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二十三日《政治官报》载有“江南实业学堂”委托出使俄国大臣代购各项子种的消息，亦不见有“高等”二字。三是东南大学档案馆收藏有“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于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初九日颁发给吴克颐的毕业文凭，如果依据文献记载此时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有年，理应用“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名之。但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关于校名该文凭使用的称谓是“江南实业学堂”（出现了2次），而不是“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不过此时的江南实业学堂系高等学堂是确凿无疑的，因为该文凭清晰地说明吴克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在矿学普通科毕业”，“是年八月升入矿学专科”。

[57] 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C].开明书店，1934：145

[58] 同一时期举办的高等实业学堂有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三十年九月开办）、南洋公学（于光绪二十九年升格为高等商务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开办）、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开办）等。

[59] 王运来.试论江苏高等教育主体的近代化[J].民国档案，2000(01)：96-102.

[60] 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C].开明书店，1934：145

[61] 1913 年 1-3 月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概况报告.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27

[62] 教育部：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C]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596

[63] 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471

[64] 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C].开明书店，1934：145

[65] 根据《首都志》（第737页）转引《江苏咨议局第二年度报》，早在1909年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就曾经申请工农两科独立办学，“拟划分矿、电、应用化学三科，改为高等工业学堂，划分农科及农事试验场为高等农业学堂，并以蚕桑学堂附入”。时任两江总督张人骏答复：“农工合办本未非法，若遽行分办，非筹有巨款，必致两种均成敷衍。不如该堂仍暂行照办，一俟筹有扩充农工两科的款，再行详立预算表，增加科目，分为两校。”工农两科独立办学的计划终因没有筹集到充足的办学经费而流产。

参见：王焕镳编纂.首都志（下）[M] .正中书局，1947：737

[66] 视察第三区（皖、苏、浙）学务总报告（191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C].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19

[67]蒋维乔.江苏教育行政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52-53

[68] 1913年1-3月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概况报告.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24

[69]过探先（1886—1929），江苏无锡人。1910年通过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习农学，不久转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4年夏与任鸿隽、赵元任、秉志、周仁等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科学社（后改名为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1915年初回国，8月被任命为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兼农场主任。随着社员的学成并纷纷归国，中国科学社本部自然移至国内。由于南京是社员聚集之地，南京成为事实上的社务中心。由于处于草创时期，中国科学社南京总部一度设在过探先三牌楼住所。1921－1925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农科副主任、推广系主任，对东南大学农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见：顾金亮.中国科学社南京社所考略[J].档案与建设，2014(12）：62-64

[70] 同校录[J].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4）：6-10

[71] 过探先.本校进行计划概略[J].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4）：1-6

[72] 过探先.本校进行计划概略[J].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4）：1-6

[73] 五年间本校经费及学生数比较表[J].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 (4)：11

[74] 视察第三区（皖、苏、浙）学务总报告（191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C].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19

[75] 学校教育概况.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C].开明书店，1934：33

[76] 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8

本文已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