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演《年青的一代》的老师们

叶明

曾经是南京第一高楼的钟楼，在这里我渡过青春年少（1970-1974年。钟楼是我们十中的标志性建筑，也是现在金中校徽的原型，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汇文书院钟楼当时被称为南京第一幢“洋楼”，也是当时南京最高建筑。当年钟楼的钟声一敲响，半个南京城都能听到。在悠扬的钟声里，叙述着东西文明的碰撞和融合，见证了近代教育的沧桑与传奇。

南京十中校园内的钟楼（2018年）

在钟楼的校史馆里，有一副泛黄的照片，引起我的特别关注。那是60年代中期，几位年轻的教师演出《年青的一代》后的合影。

1963年，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创作，并由老师们担任主要演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该剧的主题反映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的不同道路：是选择留在大城市，还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该剧以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引起极大轰动，并很快风靡全国， 震撼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灵。许多大学生在看了《年青的一代》之 后 ，放弃安逸的城市生活，打起背包，主动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前排：顾荣爵（左二），冯世森（左三）；

后排：喻旭初（左四），徐美钰（右二），陈善卿（右一）

看着这张照片，青涩的面庞，激越的形象，出演《年青的一代》的老师们给予我的教诲，多少往事，历历在目。

前排的两位（左二、三）是我的初中与高中的语文老师。顾荣爵（前排左二）在其中扮演男主的养父，坚持原则的老干部林坚。冯世森（前排左三）扮演地质勘探队员肖继业，他的外形魁梧健壮，面部棱角分明，性格直爽豪放。

第一次见到顾老师是1970年1月，我刚转进南京十中。我拿着转学通知书到南京十中报到，由学校教导处办理好入学手续，并直接去北平房的初一年级报到。初一年级年级组长，一个长的像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许云峰（赵丹饰）的中年教师，拿着教导处开出的单子，看了看我，一个初中生已有1米7了，皱了眉头，说“怎么是一个男生”。男生好像是调皮捣蛋的代名词，我还被严重的性别歧视！顾老师的社会阅历丰富，曾经从事多种职业，因为热爱语文教学，经过千辛万苦才转入中学教书。

尽管开始我对他的印象不佳，但很快就被顾老师讲课的幽默风趣与知识渊博所感染，他教了我几学期的语文，我的中文阅读与写作的最初训练都是由他完成的。顾老师特擅长就学生的认知能力与水平潜移默化地稳步提升。我还记得，在五台山体育场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彩排的观众席上，他就“三”与“山”给我讲解翘舌音的用法与区别。

毕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顾老师完全没有那些涉世未深“三门”教师那样循规蹈矩、墨守常规。有一次，南京大学副校长、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范存忠（1903.5.10-1987.8.2）的儿子范家宁向顾老师“二报(打小报告)”：“某某同学打我”。 顾老师毫不客气第回怼他：“你打回去嘛！跟我讲，有什么用”。在他看来，男孩子的打打闹闹十分正常，没有什么原则问题，不必大惊小怪。不要动不动就称之为“校园霸凌”，上升到原则问题，还要维权什么。

有次，开家长会，班主任顾老师让我重点接待来几位同学的家长。范家宁的母亲是南京师范学院教育心理学的林风藻教授，顾老师好像有点怕她，指定我接待林教授。家长会后，我向林教授介绍了她儿子的基本情况与老师的评价，我夸奖了范家宁的外语纯正流利。当林教授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十分诧异地问我，你怎么每次考试都比他儿子的成绩好一点。我如实告诉她，其实主要原因是我学的比较少，老师讲的都记住了。而他儿子外语水平，我们是根本比不上的，学得多可能有些混淆，所以分数会低一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心理学领域唯一一位学部委员南京大学首任校长潘菽（1897.7.13-1988.3.26）亲自选派赴美学习心理学，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而终止了博士学业，拿了一个硕士回国。1950年8月28日在旧金山起航，林风藻与邓稼先、赵忠尧、沈善炯、涂光炽等130多名留学生、学者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班千辛万苦回到祖国。

和“老顾”一样，“老冯”（前排左三），我们背后亲切地这样称呼他们，都是一口浓重“南普（南京普通话）”口音，也是一个 “老烟枪”,好像冯老师更厉害一点.常常是在上课铃声结束之前最后一秒，掐灭手上的烟头走进教室，慷慨激昂开始讲课。冯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板书条理清晰，讲解重点突出，语调抑扬顿挫，神采激情四射。冯老师是我在中学见过的最好的语文老师，没有之一。

高一时，在西课楼一楼办公室里，我去向冯老师请教，他在我作文本上整整一页的批语，以及在整篇文章多处的用红笔批改，有赞扬写的好，也有批评的，还有商讨是否可以修改提炼的地方。冯老师十分耐心地回答我的疑问，并做了清晰的解读，使我受益非浅。

冯老师解析的十分精当，完全是就着原文做深入理解与点评。我曾读过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1894.10.28—1988.2.16）撰写的如何修改著名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文章，以及解读毛泽东的代写社论《友谊还是侵略》，其中，类似脂砚斋批注《红楼梦》一般，挖掘深明大义，点评语言得失，看得如醉如痴，体会收获满满。冯老师也基本上，做到了叶圣陶、脂砚斋式的点评。

冯老师看我如此学习认真，还让我帮助他批改我们年级的考卷。考完试后，他先改出我的试卷，然后让我试改五份试卷，他再看一看改的如何，如果符合要求那就让我批改全部试卷；如有个别我的评分不合适，他会及时指出纠正，并说明评判尺度的掌握。

冯老师给我一个学习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训练我了解老师出题思路以及提高应试能力。对我以后各种应试考试有很大帮助，也为后来有能力参与国家考试命题提供了最初的训练基础。同时，也让我体会到同学们各自的优点，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差距。

遗憾的是，冯老师后来离开中学教学岗位，走向仕途去南京市教育局。再后来，任民盟江苏省委副秘书长。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丧失初心”，迷失在杯觥交错的迷雾之中，实在可惜可叹。

相反，刚入职在冯老师带教过的喻旭初（后排左四），当然是扮演林育生，他是苏南人，英俊潇洒、才华出众，儒雅风度。喻老师是江苏教育学院1963年的毕业生，在我们十中的资深教师眼里不仅学历比较差，而且关键的是古文功底薄弱；同时也被同辈教师所轻视，小资情调太浓厚，下雨天打把伞，在玄武湖畔，吟诵残花败柳。

1970年底，发生在战备年代的“野营拉练”，强度高、条件艰苦，是当今生活条件好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喻老师带领我们初一学生被着行李，徒步旅行，在深夜行军路上写下了“头顶星光，脚踏寒霜”诗句，意气风发，壮怀激烈，风云一时，豪迈无比。

没多久，喻老师就被错误地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关押在钟楼的地下室里。他一点不认罪，愤然反抗，自主逃脱，后来还是被抓回来。放出来以后，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他，拎一个浆糊桶，张贴申诉的大字报。那个大学报，既不能说理，也没有道理可言；还不能煽情，根本没有人敢同情；写得又长又臭，翻来覆去、唠唠叨叨地像祥林嫂一样，毫无文采申诉自己的冤屈，没有逻辑，毫无文采。早已没有当年饰演林育生时的风流倜傥、潇洒自如了。

在西课楼的最后一个学期（中学毕业前），刚获得上课资格的喻老师在我们同年级的别班任教。有一次课间，他缓缓向我走来，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坚定地跟我讲“只要有一样站住脚，就打不倒”。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但是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以后，经常还回闪出喻老师当时的情景，成为我的一项行动准则。

在南京金陵中学执教语文60年、80多岁的喻旭初老师

“文革”结束后，喻老师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埋头专研语文教学。在2000年的5月，因为我要为我儿子小升初企图择校进入金陵中学做些努力，我去向喻老师求教如何提高孩子的应试作文水平，看到他在校园居住的简陋的房子里，生活的磨难早已将当年不可一世的“小喻”压弯了腰，低下了高贵的头，整个一个谦谦君子式的“老夫子”了，还是感慨万千的。几十年来，喻老师致力于中学生写作，尤其是辅导学生的高考作文，终成教学名师，一个终身热爱中学语文教学的好老师，名副其实的特级教师！

徐美钰（后排右二），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她的普通话语音语调都很好，不愧是学音乐出身的，是一位极为和善活泼的好老师。我整个中学的音乐课都是她教的。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学会，五音不全，高低不分。但是，我和她的关系一直很好，她负责学校宣传队，并担任班主任。我与宣传队的好几个同学，也是初中同班同学关系很好，经常往来。我只记得，徐老师经常在办公室打扫卫生，有时我也会去帮忙。

有次音乐课考试，每人单独唱一首歌，轮到我的时候下课了，我就去办公室唱给她听，她给了及格。谢天谢地，如果当全班同学唱，一定是不及格。当老师一个人面的面唱，不太会紧张；即使唱得不好，声音也很低，徐老师十分宽容，没有让我再唱一遍。

陈善卿（后排右一）在初中、高中都教过我的政治课，当年对我有“点而化之”的意义，对我的影响很大、也很长远。

第一次陈老师给我授课，记得应该是在初中。他中等个子，仪表堂堂，儒雅、沉静、微笑、睿智，可以用器宇轩昂来形容。我的中学时期，在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短暂时期，真正可以冠以“学习”的时光并不多。老师中 ，很多都是照本宣科，不是埋头念镐子，就是抬头背笔记。听这些老师演课，如同嚼蜡，寡味无趣。终于有一天，在沉闷无比的政治课堂上，撞进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陈老师在讲台上激情澎湃、大气磅礴，滔滔不绝，启人心智，稳居于雅和智的制高点上，让我们引颈聆听。

印象最深的是陈老师讲解计划经济的特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可以明显看出，他花了很大的心思备课，充分、丰富，不仅有翔实的数据，还有丰富的图表，更是以计划经济最高光的时期—-苏联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充分展现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大萧条时代，一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迅速地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现实逻辑上，全方位论证了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理想、最优越的经济形态。他的笑容富有感染力，让在堂的学生的思维进入他的逻辑圈子；他的语气不急不缓，不故意弄得抑扬顿挫，却又能抓住我们的心。听他上课是一场精神享受。几次课下来，大家都被吸引了，征服了，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青年学生倾服得五体投地，开始笃信计划经济是人类最好的经济体制，根本就没有丝毫地怀疑它有什么不真实的地方。

记得，高一的时候，陈老师又给我们上课。他在课堂上提问：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在国民党重重围困下能够建立起来？陈老师环顾整个课堂，问了一圈无人回答，只好点名将我拎出来。我自以为经过多年修炼早已超越了一般中学生层次，整天思绪腾云驾雾胡乱飞翔。我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做了简单的拼凑与复述，讲了整整半节课，最后我还大段背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然而，陈老师丝毫没有表现出赞许，而是进一步追问“如何用哲学原理解释这种现象？我被猛击得当头一棒，无言以对，不知从何下手。陈老师这才缓缓地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性原理”给予来很合理的说明 ：“毛泽东同志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 创造性地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创立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 为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参加过南京第一家由青年大学毕业生创办的星期日技术服务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的发言较多，引起了新华社驻江苏记者牟维旭的兴趣。会后，他专程登门拜访到我家做实地采访，我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将谈话整理成一篇内参递交上去，获得了很好的的社会影响。后来，我自己将讲给记者的谈话要点，整理修改成一篇学术论文，以《民办智力开发公司为什么能够存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6年第11期，第39-40）为题公开发表，成为我研究生毕业后第一篇期刊论文，用的就是当年陈老师课堂上教授的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性原理”的方法来阐述的。

 作者的第一篇科技政策研究论文（1986年）

四十多年后，我在回忆大学求学生涯的长篇文章中，曾对我们南京航空学院的政治课所有教师，表示了极大的鄙视与蔑视，所用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中学的陈老师。以我自己狭窄的亲身体验，有陈老师的讲课垫底，大学的政治课几乎没什么可学的！

除了课堂的交流，我很少与陈老师有直接的接触，更无私下的交流。在高三学期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时，《“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布，客观上是一把利剑刺破万马齐喑的迷信天下，第一次激发了我们的怀疑意识，极大地刺痛了我们气吞山河的情怀。有次在西课楼二楼的走廊上，作为五班的班主任，陈老师专门走到同楼的三班来找我，动员我积极投入到批林批孔运动，希望我以学生的身份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尤其是几位解放前大学毕业的老师对我们的腐蚀拉拢。我当即表态，我会按要求撰写批林批孔的大字报，但揭发批判老教师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写，也写不出来。我没有说出，对于我这样严格遵循师道尊严的“旧派人物”是不可能背叛与辱骂师门的。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我已经早已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冲动了，高中以来，我的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已经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因家庭原因被取消了；我也主动辞去学校学生会壁报的主编、主笔的职位，退出了学校师生联合的批判写作组的工作，现在更不屑于做批斗老师的急先锋或曰跳梁小丑。我知道，在他眼里，我可能是中学生最具写作批判才能，最适合做革命小将。没有想到我如此冥顽不灵、如此冷漠、麻木不仁，放弃出人头地的大好前程。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再见过陈老师，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最近一次见到陈老师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江苏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学科组委会上，有一位晓庄学院人文学院的姚老师晋升的申请，在学科组内部有较大的争议。我仔细研究了他的申报材料，结合资历、学历与科研教学成果，特别是姚老师从民国报刊的角度，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的深湛研究，综合考虑与评估觉得应该支持他的晋升申请。尽管他还是博士在读，尚未取得的博士学位（有规定一般需要博士学位），但考虑到在职教师的具体情况（1986年苏州大学历史学学士，1993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不能一味教条地要求一定要有博士学位，可以认定他的资历与成果已经达到教授的要求。所以，经过反复讨论与激烈争辩，支持姚老师晋升的意见终于获得了大多数评委的认同，最后经过投票顺利通过。

评审结果公布后，不知姚老师怎么知道了评审过程。为了感谢的鼎力相助与仗义执言，专门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参观一下。我以我们并不认识为由婉言拒绝了。结果，姚老师坚持力邀，并说可以见到我的中学老师，我只好应允，终于在阔别30多年再次见到陈老师。见面后，陈老师滔滔不绝介绍他近年来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他研究的比较深入，有很多收获，也比较全面。

我发现，我与陈老师已经很难有共同语言沟通交流了，我在现代科学的熏陶下，经过科学理性的严格训练，选择的是疑的道路,陈老师则是信的道路。疑,就不轻易被情感的冲动所裹挟,在静静地思考里看人看事;信,就卷入时代的大潮里,去殉道于自己的理想世界。我们的分歧渐渐沉淀下来后,是一种文化性格与时代的痕迹。

陈善卿在做《我的教育追求》报告（2023年）

又过了十多年，看到陈老师以八十多岁高龄，还在积极从事特别教育的研究与推广，奔波在城乡将心血写在祖国大地上，还是很受感动的。相比之下，比他小十多岁的我，早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金盆洗手，安度晚年，难免羞愧难当、悔恨不已。

我在南京十中的求学过程中，那些出演《年青的一代》的老师们给予指点关爱，引导我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解答我们心中的困惑与疑问，激励我们探索自然奥秘与社会规律，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

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曾经遇到了像顾老师、冯老师、喻老师、徐老师、陈老师这样“年轻的一代”老师。他们是时代思想潮流的“标志物”，我们远离了，走远了，失散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坐标方位，调整我们自己的演化方向。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