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我走出黑暗的“燃灯者”

南京十中校园绿树成荫，紫藤缠蔓，芳草萋萋，四季花香的校园里，西洋建筑多彩多姿，质朴无华，高低错落，疏密相间，像一曲曲凝固的乐章，似一幅幅流淌的画卷，在学生的记忆里萦绕不绝，挥之不去……1970-1974年，我曾在南京十中度过四年半的中学时光，那是在黑暗时代的一线光明。我的中学老师，则是一群带领我走出黑暗的“燃灯者”

星璀群璨、阵容豪华：理科老师

在我们中学，我最幸运的事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群体；他们都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名牌大学优等生。除了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生，这是主要的，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如今，“清、北、复、交”毕业生扎堆进入中学还成为新闻。殊不知，在我们那个“秋风萧瑟”的年代，我的数理化生老师，就是“清、北、复、交”的毕业生，而且还有日本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日本国立大学）的杰出留学生，真可谓群星璀璨、阵容豪华。

数学老师：一张“娃娃脸”

教过我的数学老师有好几位，大多数已经完全没有印象，甚至都记不起叫什么，长什么样子，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惟独十分清晰地记得史济芬老师的音容笑貌，往事历历在目。

史老师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张“娃娃脸”，大大的额头，圆圆的脸，一副天真无邪的娃娃形象，个头不高，大约1米5几，清脆的童音，有点像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

史老师是1963年江苏师范学院的毕业生，那一年江苏师范学院分来很多大学生来十中任教，例如，后来做过校长的杨祖恒与岳燕宁，南京晓庄学院陈善卿教授（叶明：有这样一位老师 《人民作家》 2023-07-06）等等。

史老师教我们时应该是30岁左右，远比我们这些少年老成的中学生，显得幼稚得多。我们在背后亲切地称她“娃娃老师”。当然，决不会当面叫这个外号，我们这点师生伦理还是有的，决不会造次。

在那个服装与色彩单一的年代，史老师穿得干净整洁，好象每天都要换一件鲜艳的新衣服，看得我们眼花缭乱。特别是与其他老师相比较，我不记得有重复，当然，肯定会重复。只是我的辨别能力比较差，或许还有一点色弱。1977年高考体检时，被判为色盲，差一点就与大学失之交臂（叶明：苦难与酸楚岁月的涅槃重生（《新三届》  2022-07-06 ）。

史老师上课极其严谨，条理十分清晰，板书简明扼要，语调铿腔有序，很好地掌握课堂教学节奏，循循善诱，逼迫学生跟她的节奏走，不能一点开小差。她经常大声训斥学生，毫不留情，同学们并不反感。     

我现在还记得在北平房教室的台阶上，上课铃响了，我依依不舍地里离开篮球场，气喘吁吁地跑回教室。史老师在教室前拦住了我，她站在平地上，昂着头、面对我，毫不留情地咆哮：“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所有写文字的答案都是对的，但写数学符号大于小于就几处与文字答案不一致”。她认为我掌握数学符号不过硬，或者做作业不认真。我后来努力去克服，但还是经常有个别的地方出错。这就遭到史老师暴风骤雨般的呵斥。

很多年后，我研究了神经教育学，才理解我为什么会一再地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实际上是神经认知障碍，视觉神经上的问题；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态度问题。就像现在我在等公交时，经常将56路、65路、66路看混，当公共汽车开到分叉路时，我才发现坐错车。虽然史老师是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尽管学过一点心理学与教育学，不过基本没有任何神经科学的训练，当然不懂这些。

史老师批改作业也十分仔细认真，主要注意力并不是放在对答案上，简单地打个对错完事，而是特别注重逻辑推理，每一步是否合理，是否有依据，前提条件是否站住脚，表达是否准确清晰。经常在我的作业本上，写得密密麻麻，页面上满目苍欹，给我极大的压力，打掉了我们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看着整版红色批注的作业本，令我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初步建立起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与学习逻辑，为我后来学好工科课程奠定了良好的数学与逻辑基础。

不知为什么，我们在史老师的严格训练下，刚刚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史老师就不来上课了，接替她的老师是物理老师唐绍密（后面详细介绍），唐老师的教学几乎与史老师完全不同。他提倡思维开放，不拘泥解题的一般思路，总是分析各种解题方式，对于开发思路，创造性有很大好处。不过，对于我们这种资质一般的学生来说，很难掌握，也不利于基础的建立。唐老师的教学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但基础训练不够，比较适合天资聪慧的学生，对一般学生很不利。

反观史老师的教学，一种典型的师范教育的摸版，一步一步引导学生，严格要求，强化训练。对于打好基础有很大帮助，或许不利于思维活跃有某种限制。师范院校与综合大学的教育模式对于中学教育的功效各有千秋，主要视学生的现实需求与发展阶段的不同，能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一样的。我在理智上倾向于唐老师，情感上接近史老师，两位老师培养了我的数学思维，体会到数学的美妙。

大约在金陵中学120周年（2008年）校庆活动中，我又遇到史老师，她一再抱歉地对我说：“如果当年能再多教一段时间，或许能将你们的数学素养真正培养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她不能多教我们几节课，她说当年她怀孕反应强烈，身体吃不消，不得不在家休息。我才明白，史老师为什么突然不辞而别；也理解史老师新婚不久，多穿几件新衣服而已，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此我要为史老师的“臭美”彻底平反。

物理老师：出身于清华、交大

物理老师唐绍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到昆明，转入西南联大。大学四年，读了三所大学。资料显示，1936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入学时物理系不知多少人，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物理系学生仅25人，毕业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已经减少到只有8人，十分稀少与精贵。

1971年7月，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亲自设宴款待杨振宁和他的家人。消息一经公布，就听有老师们说唐老师是杨振宁的学长。我好奇地问唐老师，杨振宁是一个怎样的人，唐老师只是轻描谈写地说“他读书读的比我好”。其中，无不悲凉与深感遗憾。

我曾听担任过班主任的数学老师李显斌告诉我，他曾在旧军队做过通讯技术工作，毕竟大学是学物理的，唐老师也是。唐老师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科研机构工作，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为投身抗日而加入国民党军队，为美国援华的志愿人员和军事使团服务。抗战胜利后，唐老师因厌倦内战，脱离军界到中学任教。解放后，唐老师成为南京市中教界唯一的一级物理教师。1977年后十年，唐老师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连续担任过两届江苏省政协委员。

唐老师教过我初中物理，作为代班老师还教过我数学。他的讲课天马行空，思绪丰富，对于思维活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吸引学生对物理世界的好奇心，探求自然奥秘背后的客观机理，完全能做到“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而不是埋首于数学公式与物理定理的纠缠。

高中的物理老师是孟昭华，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毕业生，教我们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语言严谨，深入浅出，从不说废话，也不说空话。对于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的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

我的高中第一次物理考试，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工业基础知识》，我根本分不清物理知识还是机械知识，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刺激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力，以至于1977年考大学的三个志愿都是物理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在中学里受到孟、唐两位老师潜移默化的熏陶。

化学老师：化学元素的唐诗宋词

化学老师是戴玉仙，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日本国立大学）毕业生，戴老师一口东北口音，能将枯燥的化学元素，高声朗读成唐诗宋词。我现在还能朗朗上口地流淌出“金银铜铁锌”，“氦氖氩氪氡”。

我们中学的学农基地是在栖霞区十月人民公社尧辰大队尧舜生产队。中学时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时间一到二周。戴老师和我们多次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戴老师主要在厨房安排伙食，负责烧饭，我们共度过一段相互关爱的美好时光。

戴老师居然还是东京帝国大学女子排球队队长，我的排球就是跟她学的，受过她“魔鬼地狱般”地残酷训练。

当我中学毕业后插队时，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和一位学妹“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学妹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耳边响起的就是戴老师字正腔圆的音调“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

1972年10月中日恢复邦交后，南京大学外文系筹建日文专业，戴玉仙携手陈德文、凌大波等老师成为日语系的主要创系者。1975年创建了日语教研室。戴老师在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在中国重要的专业翻译刊物《译林》杂志上发表过一个部著名的日本电影剧本《风雪黄昏》的译文，描写青年男女风中残烛般的飘摇爱情故事，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出演男女主角。

生物老师：闲聊获得知识

生物老师已经不记得是那一位老师，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农业基础知识》，讲一些如何种植高脚黄、矮脚白的农业常识。

出身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我们中学校长李治中（十中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出任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一口京腔，满腹经纶，风度翩翩，学者气质，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正在接受劳动改造，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恳切地要我相信，国家总是要科学的。遗传变异、生物进化等现代生物学的概念，都是李治中校长在闲聊中对我普及的基本知识。

他整天在校园里拿住着一把扫帚，看见垃圾及时清除。遇到时闲聊会讲一些遗传变异，生物进化的尝试。有时在我的座位旁上逗留一会儿，旁听青年教师上课，习惯性旅行校长的督导职责。

我上大学时，有次，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等退票，李校长路过，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还报出我的名字，着实让我感动不已，敬佩李校长的职业素养的精深。

地理老师：“西高东低”的特征

地理老师俞文杰是一位年纪很大的长者，一上课就是“上点钟，我们讲了**，现在我们讲##”，饱含深情地叙述中国的地质地貌，“西高东低” 是它的基本特征。这个表述印象特别深刻，以致以后来我研究中国经济东西部发展的“梯度理论”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生态构成，都会回想到余老师当年反复讲的地貌特征。

大约在20世纪最后几年，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在大三元酒家吃团圆饭，我看见俞老师的一大家的人也在那里欢聚，我主动上去打招呼，可惜她只记得我是他的学生，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那时余老师大概有八九十岁了。

珍珠和鱼目并存；文科老师

在我们中学文科老师中，并不是都像理科老师那些精英，以后十分优秀、感人至深的老师，也有很一般的老师，鱼龙混杂，滥竽充数也不在少数。

语文老师：良莠不齐的鱼龙

高一时，我去向语文老师冯世森请教。他在我作文本上整整一页的批语，以及在整篇文章多处的用红笔批改，有赞扬写的好，也有批评写错的，还有商讨是否可以修改提炼的地方。冯老师十分耐心地回答我的疑问，并做了清晰的解读，使我受益非浅。

冯老师解析的十分精当，完全是就着原文做深入理解与点评。

我曾读过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撰写的如何修改著名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文章，以及解读毛泽东的代写社论《友谊还是侵略》，其中，类似脂砚斋批注《红楼梦》一般，挖掘深明大义，点评语言得失，看得如醉如痴，体会收获满满。冯老师也基本上，做到了叶圣陶、脂砚斋式的点评。

冯老师讲课时语调高亢,顿挫抑扬，他高声诵读“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刿论战》）的声音，几十年后依然想在耳边。

冯老师是我在中学见过的最好的语文老师，没有之一。

冯老师看我如此学习认真，还让我帮助他批改我们的考卷。考完试后，他先改出我的试卷，然后让我试改五份试卷，他再看一看改的如何，如果符合要求那就让我批改全部试卷；如有个别我的评分不合适，他会及时指出纠正，并说明评判尺度的掌握。

我不会认为这是冯老师拉差，无偿占有我的劳动，倒是给我一个学习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训练我了解出题思路以及提高应试能力。对我以后各种应试考试有很大帮助，也为后来有能力参与国家考试命题提供了最初的训练基础。

在批改同年级别的班级的试卷，我第一次深深体会到家庭教育资源的差异，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的重要性。一些南大、南师教师教师家庭出身的学生，从试卷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有的学生几乎不是我们老师能够教出来的水准，远远超过我们中学教师能够给予的教育深度与广度。即使他们当时的学校成绩也许并不比我好，但我的实际水准比他们差了很多，不得不承认。

1977年高考，我改过试卷的班级不仅考上大学的人数远超过其他班级，有一二十以上的学生顺利进入各级各类大学，我们班只有2个人；而且，其中最好成绩也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在东课楼我第一次深深感觉到阶层留下的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是我在过去从没有感受的阶级差异。

遗憾的是，冯老师后来离开中学教学岗位，走向仕途去南京市教育局。再后来，在民盟江苏省委任副秘书长，专门替民主党派领袖代笔“泡制” 省政协会议的无聊提案，提供“粉饰太平”的调研报告，写那些 “锦上添花”的官样文章。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丧失初心”，迷失在杯觥交错的迷雾之中。特别是冯老师给新入盟盟员宣讲民盟的光荣历史，那叫一个鹦鹉学舌、枯燥乏味，起码的一般政治素养几乎完全不具备！实在可惜可叹。

有一位没有直接给我授课，仍然想我传授语文知识的是当时在图书馆工作宋家淇老师，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语文老师。宋老师三十年代金陵大学毕业生，古文修养极高，在南京中教界是出名的学问大家。他的书法，更是闻名遐迩，南京街头有不少店铺的门头用的就是他的墨迹。

作为30年代金陵中学学生刊物《金陵钟》的主编，宋老师深情回忆他在中学读书时，如何组织编辑与撰写刊物，对我这个70年代学校板报主编很多启发。宋老师在主编校刊《金陵钟》时，曾受到过一位学者的指导。当然，当时宋老师并没有说出曾昭燏（1909.1.27——1964.12）的名字，就更没有讲出她是曾国藩的长曾孙女。

我曾读到宋老师的一篇教学经验的论文，主要精神是，语文教学应当强调范文的背诵：一个学期背诵五篇文章，整个中学6年，背诵60篇，而且必须每学期累积背诵直到高考，仍然可以全部背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体会不同文体、不同风格，在理解的基础上做较深理解，同时可以综合利用，类似“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么还有什么样高考作文不能应对自如？这样，才能真正体味中国语文博大精深的奥秘。

接替冯老师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69届毕业生，强伯明，一个典型的“红卫兵大学生”，充满了造反派的精神风貌，企图打碎一切旧世界，有红旗插遍全球的豪迈，目空一切，大有气吞山河的气魄，毫无含宏万汇的雅量；不仅完全蔑视我们这些中学生，对课本选用的文章也是不屑一顾。倒是津津乐道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光辉事迹，还有同班同学—-杨沫的女儿小胖（马豁然）通过假离婚，从徐州调回石景山区中学当老师，以后跟歌唱家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原唱）学习美声唱法，与这位有妇之夫发生了不伦之恋，以及怀孕“逼宫”、自杀身亡的小道消息。

很多年以后，我受邀去无锡参加一个医院管理的国际会议，并根据芝加哥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关于美国医院战略管理的经典案例，结合我的研究做一个主旨发言。在晚宴上，见到在一个美国教授身后做翻译，一副摇尾乞怜、猥琐卑微的形象。强老师有意回避了我一脸狐疑的目光，是不是无颜愧对当年在中学课堂上糊弄过的学生？据主办方讲，强伯明是几年前，从江苏省医学会调回老家无锡，现在无锡市医学会工作。他们不知道强伯明还在中学教过书。

比强伯明更差、更低劣的语文老师，当然是蒋立辉，一个曙光机械厂的工宣队员。为了贯彻落实最高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浩浩荡荡进入学校，全面领导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开展“斗批改”运动。对于“工宣队”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学校师生大都以敬畏的心情对待。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工宣队，比老师的老师还要厉害。而作为工宣队员本身，除了感到无比光荣自豪外，更有种骄傲和优越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们来管学校的。

后来作为掺沙子，蒋立辉混进教师队伍，居然不止天高地厚地“窃取”了语文组组长。上课时，他几乎离不开别人提供的教学资料，结结巴巴地念讲义，故作深沉的一字一顿，几乎没有讲过连贯流畅的句子。这哪是优美的祖国语言文字，简直像一个濒于死亡的人，在吞吞吐吐留下临终遗言。对于听者来说，实在一种煎熬；对于他自己，似乎也是一种折磨。不要说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就是那个时代，他作为一个中学生，也一定是“差生”，居然堂而皇之的“霸站”中学课堂。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荒唐的一页。

80年代中期，我读研究生时，也是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等退票，看过蒋老师一次。他下身是一个大裤衩，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老头衫，肩膀上搭一条白毛巾，恢复到码头搬运工人的打扮。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舒适的感觉。

相反，刚入职在冯老师带教过的语文老师---喻旭初，尽管经受种种磨难不改初心，终于成为南京中教界一个标志性的特级教师。如雷贯耳的喻老师，虽没有给我上过一节课，但我们交流还是比较多的。1970年底，发生在战备年代的“野营拉练”，强度高、条件艰苦，是当今生活条件好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喻老师带领我们初一学生被着行李，徒步旅行，在深夜行军路上写下了“头顶星光，脚踏寒霜”的诗句，意气风发，壮怀激烈，风云一时，豪迈无比。

没多久，喻老师就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关押在钟楼的地下室里，他愤然逃脱，后来还是被抓回来。放出来以后，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他，拎一个浆糊桶，张贴申诉的大字报。那个大学报写得又长又臭，翻来覆去、唠唠叨叨地申诉自己的冤屈，毫无文采，也没有逻辑。

喻老师是江苏教育学院1963年的毕业生，在我们十中的资深教师眼里，不仅学历比较差，而且关键的是古文功底薄弱；同时也被同辈教师所轻视，小资情调太浓厚：下雨天打把伞，在玄武湖畔吟诵残花败柳。

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刚获得上课资格的喻老师在我们同年级别的班任教。有一次课间，他缓缓向我走来，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坚定地跟我讲“只要有一样站住脚，就打不倒”。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但是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以后，经常还回闪出喻老师当时的情景，成为我的一项行动准则。

“文革”结束后，喻老师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埋头专研语文教学。2000年的5月，我因为要为我儿子小升初企图择校进入金陵中学做些努力，通过各种关系拜托时任金中的校长与校科研室主任。同时，我去向喻老师求教如何提高孩子的应试作文水平，看到他在校园居住简陋的房子里，生活磨难早已将当年不可一世的“小喻”压弯了腰，低下了高贵的头，整个一个谦谦君子式的“老夫子”了，还是感慨万千的。几十年来，喻老师致力于中学生写作，尤其是辅导学生的高考作文，终成教学名师，一个终身热爱中学语文教学的好老师，名副其实的特级教师！

美术老师：绘画与木工并举

在十中我还接触过一位“另类”的特级教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术特级教师恽宗瀛老师，今年应该是恽宗瀛老师诞辰100周年。当时，我们就知道，恽老师是中央大学学生，徐悲鸿的入室弟子，“慈悲”女主角———孙多慈的同窗。

80年代初，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里，我聆听过我们中学57届学长、专职编剧高行健，深情地回忆跟恽老师学画的幸福时光，立下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志愿，后被北京外国语学院以小语种（法语）名义提前录取，高行健的学画志愿没有实现。没想到高行健在2000年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欧洲举办巡回画展。他的艺术作品结合了西方的抽象和中国水墨画，表达内心的感受甚至比文字更加深刻。他描写苍茫混沌、度阔无垠的天地至境，反映自己的心灵历程，探讨人生与宇宙的哲理和奥秘。观者通过欣赏高行健的性格独特的绘画风格从而远离烦嚣，进入画家所说的“真正的宁静境界”，沉醉于黑色和灰色基调的水墨世界。恽老师多年的教诲终于开花结果了。

我在“汇文书院”读书期间，美术课应该都是恽宗瀛老师教的，完全不记得学的什么内容与画法，一共也没有几节课。印象深刻的是跟恽老师学木工，是不是美术课改为劳动课？音乐与美术课，我既无兴趣，也无才能，所以审美意识基本没有建立。

英语老师：瑕不掩瑜的光彩

劳元丽，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四十多岁，微胖，五十年代初在外交部做过翻译，曾因吃饭时误译而被下放来中学教书！劳老师的英语地道纯正，语音标准流畅，语调富有感染力，比当时在广播电台里教英语的老师相差无几。虽然，教的大都是一些简单的句子，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还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语音、语调的良好基础。

她教了我整个初中的英语。同时，劳老师是一位充满母爱的班主任，对所有学生都关心与爱护，一直对我悉心教导，精心栽培。我中学毕业后，插队期间还去她家看望过她，她丈夫是南京电影机械厂的总工程师。

刘辉华，解放军张家口外语学院毕业生，在服役期间主要工作是监听美国太平洋舰队每日的起床、吃饭……，转业到南京袜厂当过几年质检工人。刘老师的英语水平还是可以的，只是因为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原因，保密单调的军事化生活，使她显得十分木纳，反应相当迟钝；基本不懂英语教学的规律与方法，更不要说学生管理，根本掌握不了课堂，只能说是勉强完成教学任务。刘老师应该在学校难以为继的，还是让她去她该去的地方，这也是一种解脱。

历史老师：著名的历史学家

我的历史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沈嘉荣。1958年，沈老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前身）。文革中，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解散了，沈老师来我们学校教历史。有一次，在东课楼的教师办公室里，沈老师翻阅厚厚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十分认真地做摘录卡片。他耐心地与我讲解做资料卡片的重要性。

当时，正是“评法批儒”运动甚嚣尘上之际，沈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大肆吹嘘“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学朱永嘉---上海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心腹，常用笔名如“罗思鼎”、 “丁学雷”）负责人的学识与才华如何如何，无不得意洋洋，溢于言表。

文革结束后，沈老师回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任历史所所长，从事清代通史（包括前后期）及史学理论研究，是一位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以及江苏近代史和顾炎武的著名学者。

沈老师居住的省社科院宿舍与我居住的天津新村相邻，还能经常见面。2001年我搬走了，同年沈老师去世。

除了上述老师，还有一些优秀的老师，如音乐老师徐美钰、体育老师朱景云，政治老师陈善卿，学长兼青年教师陆佩珍，朱心，金萍，袁东林，陈平兰，王海韵等，无论有没有教过我课，他们都给予我很多指点与帮助，是我在“汇文书院”读书时得到的最大收益所在。以至于后来上大学，实在瞧不起那些乏味可陈的工科教师，所用的参照就是我的这些中学老师。正如有的校友戏言：“和我们中学相比，那些大学几乎就是一片文化沙漠的开发区”。

如果说， 100年前“汇文书院”传教士的努力与奉献，将科学、教育和医学体系引入了中国大地，那么，50年前南京老师们的教诲与引导，将科学、艺术和逻辑体系植根于了我的心灵。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结束了我在“汇文书院”的中学读书生涯，告别了我亲爱的老师们；奔赴江浦农村战天斗地，开启我的插队生涯（叶明：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不能对付《 新三届》 2023-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