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课楼的“魅力”
东课楼是我们中学的科学实验馆,一楼的化学实验室和二楼的物理实验室,当时在南京市是最好的。每次去实验室上化学课或物理课时,我都异常兴奋。在老师们的耐心引导下,我开始对自然科学萌发兴趣,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而基本杜绝了写大字报、批判文章的一切活动。尽管我们敬爱的老师们从来不会说,好好学习,长大去读大学,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这在当时几乎不可能的。
在我们中学,我最幸运的事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群体;他们都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名牌大学优等生。除了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生,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如今,“清、北、复、交”毕业生扎堆进入中学还成为新闻。殊不知,在我们那个“秋风萧瑟”的年代,我的数理化生老师,就是“清、北、复、交”的毕业生,而且还有日本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日本国立大学)的杰出留学生,真可谓群星璀璨、阵容豪华。
数学、物理老师唐绍密,今年应该是诞辰110周年。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到昆明,转入西南联大。大学四年,读了三所大学。资料显示,1936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入学时物理系不知多少人,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物理系学生仅25人,毕业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已经减少到只有8人,十分稀少与精贵。
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名录(1937-1946)
在唐老师同班同学中,最出名的当属钟开莱(1917-2009年),世界知名的概率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也是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数学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许宝騄的学生,之后留校任数学系助教。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1971年7月,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亲自设宴款待杨振宁和他的家人。消息一经公布,就听有老师们说唐老师是杨振宁的学长。我好奇地问唐老师,杨振宁是一个怎样的人,唐老师只是轻描谈写地说“他读书读的比我好”。其中,无不悲凉与深感遗憾。
我曾听担任过班主任的数学老师李显斌告诉我,他曾在旧军队做过通讯技术工作,毕竟大学是学物理的,唐老师也是。唐老师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科研机构工作,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为投身抗日而加入国民党军队,为美国援华的志愿人员和军事使团服务。抗战胜利后,唐老师因厌倦内战,脱离军界到中学任教。解放后,唐老师成为南京市中教界唯一的一级物理教师。1977年后十年,唐老师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连续担任过两届江苏省政协委员。
唐老师不仅教过我数学,当然也教过我物理。他的讲课天马行空,思绪丰富,对于思维活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吸引学生对物理世界的好奇心,探求自然奥秘背后的客观机理,完全能做到“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而不是埋首于数学公式与物理定理的纠缠。
物理老师孟昭华,交通大学(重庆)毕业生,教我们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语言严谨,深入浅出,从不说废话,也不说空话。对于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的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我的第一次物理考试,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工业基础知识》,我根本分不清物理知识还是机械知识,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刺激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力,以至于1977年考大学的三个志愿都是物理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在中学里受到孟、唐两位老师潜移默化的熏陶。
化学老师是戴玉仙,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日本国立大学)毕业生,戴老师一口东北口音,能将枯燥的化学元素,高声朗读成唐诗宋词。我现在还能朗朗上口地流淌出“金银铜铁锌”,“氦氖氩氪氡”。
我们中学的学农基地是在栖霞区十月人民公社尧辰大队尧舜生产队。中学时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时间一到二周。戴老师和我们多次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戴老师主要在厨房安排伙食,负责烧饭,我们共度过一段相互关爱的美好时光。戴老师居然还是女子排球队队长,我的排球就是跟她学的,受过她“魔鬼地狱般”地残酷训练。
当我中学毕业后插队时,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和一位学妹“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学妹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耳边响起的就是戴老师字正腔圆的音调“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
1972年10月中日恢复邦交后,南京大学外文系筹建日文专业,戴玉仙携手陈德文、凌大波等老师成为日语系的主要创系者。1975年创建了日语教研室。戴老师在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在中国重要的专业翻译刊物《译林》杂志上发表过一个部著名的日本电影剧本《风雪黄昏》的译文,描写青年男女风中残烛般的飘摇爱情故事,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出演男女主角。
生物老师已经不记得是那一位老师,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农业基础知识》,讲一些如何种植高脚黄、矮脚白的农业常识。出身于北京教会大学生物系,我们中学校长李治中(十中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出任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一口京腔,满腹经纶,风度翩翩,学者气质,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正在接受劳动改造,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恳切地要我相信,国家总是要科学的。遗传变异、生物精华等现代生物学的概念,都是李治中校长普及的基本知识。
他整天在校园里拿住着一把扫帚,看见垃圾及时清除。遇到时闲聊会讲一些遗传变异,生物进化的尝试。有时在我的座位旁上逗留一会儿,旁听青年教师上课,习惯性旅行校长的督导职责。
我上大学时,有次,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等退票,李校长路过,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还报出我的名字,着实让我感动不已,敬佩李校长的职业素养的精深。
地理俞文杰老师是一位年纪很大的长者,一上课就是“上点钟,我们讲了**,现在我们讲##”,饱含深情地叙述中国的地质地貌,“西高东低” 是它的基本特征。这个表述印象特别深刻,以致以后来我研究中国经济东西部发展的“梯度理论”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生态构成,都会回想到余老师当年反复讲的地貌特征。
大约在20世纪最后几年,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在大三元酒家吃团圆饭,我看见俞老师的一大家的人也在那里欢聚,我主动上去打招呼,可惜她只记得我是他的学生,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那时余老师大概有八九十岁了。
除了上述数理化生地的老师,还有一些优秀的老师,如音乐老师徐美钰、体育老师朱景云,政治老师陈善卿,学长兼青年教师陆佩珍,朱心,金萍,袁东林,陈平兰,王海韵等,无论有没有教过我课,他们都给予我很多指点与帮助,是我在“汇文书院”读书时得到的最大收益所在。以至于后来上大学,实在瞧不起那些乏味可陈的工科教师,所用的参照就是我的这些中学老师。正如有的校友戏言:“和我们中学相比,那些大学几乎就是一片文化沙漠的开发区”。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9-1 09:19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