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课楼的“诱惑”   

 我的高中基本上都在东课楼度过，这一段学习生涯充满了新奇与诱惑。旁边有可以经常锻炼单杠双杠，篮球场，还有南京市唯一的室内体育馆，方便在阴雨天上体育课，学会了大部分的垫上运动项目，如平衡木、鞍马，有一个健魄的身体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一时，在东课楼一楼办公室里，我去向语文老师冯世森老师请教，他在我作文本上整整一页的批语，以及在整篇文章多处的用红笔批改，有赞扬写的好，也有批评写错的，还有商讨是否可以修改提炼的地方。冯老师十分耐心地回答我的疑问，并做了清晰的解读，使我受益非浅。 

1962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同期毕业的校友还有以后做了金陵中学校长的杨祖恒与岳燕宁）的冯老师，解析的十分精当，完全是就着原文做深入理解与点评。

我曾读过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撰写的如何修改著名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文章，以及解读毛泽东的代写社论《友谊还是侵略》，其中，类似脂砚斋批注《红楼梦》一般，挖掘深明大义，点评语言得失，看得如醉如痴，体会收获满满。

冯老师也基本上，做到了叶圣陶、脂砚斋式的点评。

冯老师是我在中学见过的最好的语文老师，没有之一。

 很多文学作品中描写女学生爱上老师几乎都以一个共同的桥段，就是风流倜傥的语文老师在学生作文上的批语给予女学生无限的深情，致使豆蔻年华的女学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自然而然地爱上授业老师。我当时也有类似的感觉，当然，我不是多愁伤感的女中学生。

 冯老师看我如此学习认真，还让我帮助他批改我们的考卷。考完试后，他先改出我的试卷，然后让我试改五份试卷，他再看一看改的如何，如果符合要求那就让我批改全部试卷；如有个别我的评分不合适，他会及时指出纠正，并说明评判尺度的掌握。 我不认为这是冯老师拉差，无偿占有我的劳动，倒是给我一个学习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训练我了解出题思路以及提高应试能力。对我以后各种应试考试有很大帮助，也为后来有能力参与国家考试命题提供了最初的训练基础。 

在批改同年级别的班级的试卷，我第一次深深体会到家庭教育资源的差异，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的重要性。一些南大、南师教师家庭出身的学生，从试卷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有的学生几乎不是我们中学老师能够教出来的水准，远远超过我们中学教师能够给予的教育深度与广度。即使他们当时的学校成绩也许并不比我好，但我的实际水准比他们差了很多，不得不承认。 1977年高考，我改过试卷的班级不仅考上大学的人数远超过其他班级，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顺利进入各级各类大学，我们班只有3个人；而且，其中最好成绩也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在东课楼我第一次深深感觉到阶层留下的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是我在过去从没有感受的阶级差异。

 遗憾的是，冯老师后来离开中学教学岗位，走向仕途去南京市教育局。再后来，任民盟江苏省委副秘书长，专门替民主党派领袖代笔“泡制省”政协会议的无聊提案，提供“粉饰太平”的调研报告，写那些 “锦上添花”的官样文章。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丧失初心”，迷失在杯觥交错的迷雾之中。特别是冯老师给新入盟盟员宣讲民盟的光荣历史，那叫一个鹦鹉学舌、枯燥乏味，起码的一般政治素养几乎完全不具备！实在可惜可叹。 

相反，刚入职在冯老师带教过的喻旭初老师，尽管经受种种磨难不改初心，终于成为南京中教界一个标志性的特级教师。如雷贯耳的喻老师，虽没有给我上过一节课，但我们交流还是比较多的。1970年底，发生在战备年代的“野营拉练”，强度高、条件艰苦，是当今生活条件好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喻老师带领我们初一学生被捉行李，徒步旅行，在深夜行军路上写下了“头顶星光，脚踏寒霜”诗句，意气风发，壮怀激烈，风云一时，豪迈无比。 

没多久，喻老师就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关押在钟楼的地下室里，他愤然逃脱，后来还是被抓回来。放出来以后，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他，拎一个浆糊桶，张贴申诉的大字报。那个大学报写的又长又臭，翻来覆去、唠唠叨叨地像祥林嫂一样，毫无文采申诉自己的冤屈，也没有逻辑。 

 喻老师是江苏教育学院1963年的毕业生，在我们十中的资深教师眼里不仅学历比较差，而且关键的是古文功底薄弱；同时也被同辈教师所轻视，小资情调太浓厚，下雨天打把伞，在玄武湖畔吟诵残花败柳。跟有甚者，喻老师年轻时追求一位女老师不成，就写诗讽刺她“烂苹果”。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音乐老师，是一位极为和善活泼的好老师。在冬天，她脸上经常有冻疮，已经都深感不悦了，还要被侮辱性极强的比喻讽刺，实在令我们这些爱戴她的学生，对喻老师不得不流出鄙视的目光。

 在东课楼的最后一个学期，刚获得上课资格的喻老师在我们同年级的别班任教。有一次课间，他缓缓向我走来，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坚定地跟我讲“只要有一样站住脚，就打不倒”。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但是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以后，经常还回闪出喻老师当时的情景，成为我的一项行动准则。 

“文革”结束后，喻老师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埋头专研语文教学。我在2000年的5月，因为要为我儿子小升初企图择校进入金陵中学做些努力，通过各种关系拜托时任金中的校长与校科研室主任。同时，我去向喻老师求教如何提高孩子的应试作文水平，看到他在校园居住的简陋的房子里，生活的磨难早已将当年不可一世的“小喻”压弯了腰，低下了高贵的头，整个一个谦谦君子式的“老夫子”了，还是感慨万千的。

几十年来，喻老师致力于中学生写作，尤其是辅导学生的高考作文，终成教学名师，一个终身热爱中学语文教学的好老师，名副其实的特级教师！ 在南京金陵中学执教语文60年、82岁的喻旭初老师 。

在十中我还接触过一位“另类”的特级教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术特级教师恽宗瀛老师，今年应该是恽宗瀛老师诞辰100周年。当时，我们就知道，恽老师是中央大学学生，徐悲鸿的入室弟子，“慈悲”女主角———孙多慈的同窗。 

80年代初，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里，我聆听过我们十中57届学长、专职编剧高行健，深情地回忆跟恽老师学画的幸福时光，立下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志愿，后被北京外国语学院以小语种（法语）名义提前录取，高行健的学画志愿没有实现。没想到高行健在2000年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在欧洲举办巡回画展，他的艺术作品结合了西方的抽象和中国水墨画，表达内心的感受甚至比文字更加深刻。他描写苍茫混沌、度阔无垠的天地至境，反映自己的心灵历程，探讨人生与宇宙的哲理和奥秘。观者通过欣赏高行健的性格独特绘画风格从而远离烦嚣，进入画家所说的真正的宁静境界，沉醉于黑色和灰色调子的水墨世界。恽老师多年教诲终于开花结果。    

90岁的恽宗瀛老师在家里 我在“汇文书院”读书期间，美术课应该都是恽宗瀛老师上的，完全不记得学的什么内容与画法，一共也没有几节课。印象深刻的是跟恽老师学木工，是不是美术课改为劳动课？音乐与美术课，我既无兴趣，也无才能，所以审美意识基本没有建立。 

在我们中学老师中，并不是都像前文所叙说的那些精英老师，也有很一般的老师，鱼龙混杂，滥竽充数也不在少数。 

英语老师刘辉华，解放军张家口外语学院毕业，在服役期间主要工作是监听美国太平洋舰队每日的起床、吃饭……，转业到南京袜厂当过几年质检工人。刘老师的英语水平还是可以的，只是因为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原因，保密单调的军事化生活，使她显得十分木纳，反应相当迟钝；基本不懂英语教学的规律与方法，更不要说学生管理，根本掌握不了课堂，只能说是勉强完成教学任务。刘老师应该在学校难以为继的，还是让她去她该去的地方，这也是一种解脱。

 接替冯老师的是一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69届毕业生，强伯明，一个典型的红卫兵大学生，充满了造反派的精神风貌气质，企图打碎一切旧世界，红旗插遍全球的豪迈，目空一切，大有气吞山河的气魄，毫无含宏万汇的雅量；不仅完全蔑视我们这些中学生，对课本选用的文章也是不屑一顾。倒是津津乐道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光辉事迹，还有同班同学—-杨沫的女儿小胖（马豁然）通过假离婚，从徐州调回石景山区中学当老师，以后跟歌唱家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原唱）学习美声唱法，与这位有妇之夫的歌唱家发生了不伦之恋，以及怀孕“逼宫”、自杀身亡的小道消息。 

很多年以后，我受邀去无锡参加一个医院管理的国际会议，并根据芝加哥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关于美国医院战略管理的经典案例，结合我的研究做一个主旨发言。在晚宴上，见到在一个美国教授身后做翻译，一副摇尾乞怜、猥琐卑微的形象。强老师有意回避了我一脸狐疑的目光，是不是无颜愧对当年在中学课堂上糊弄过的学生？据主办方讲，强伯明是几年前，从江苏省医学会调回老家无锡，现在无锡市医学会工作。他们不知道强伯明还在中学教过书。

 比强伯明更差、更低劣的老师，当然是蒋立辉，一个曙光机械厂的工宣队员。为了贯彻落实最高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浩浩荡荡进入学校，全面领导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开展“斗批改”运动。对于“工宣队”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学校师生大都以敬畏的心情对待。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工宣队，比老师的老师还要厉害。而作为工宣队员本身，除了感到无比光荣自豪外，更有种骄傲和优越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们来管学校的。 

蒋立辉后来作为掺沙子混进教师队伍，居然不止天高地厚地“窃取”了语文组组长。上课时，他几乎离不开别人提供的教学资料，结结巴巴地念讲义，故作深沉的一字一顿，几乎没有讲过连贯流畅的句子。这哪是优美的祖国语言文字，简直像一个濒于死亡的人在吞吞吐吐留下临终遗言。对于听者来说，实在一种煎熬；对于他自己，似乎也是一种折磨。不要说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就是那个时代，他作为一个中学生，也一定是“差生”，居然堂而皇之的“霸站”中学课堂，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荒唐的一页。 

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也是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等退票，看过蒋老师。他下身是一个大裤衩，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老头衫，肩膀上搭一条白毛巾，恢复到“码头搬运工人”的打扮，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舒适的感觉。 

在东课楼的教师办公室里，我还遇到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沈嘉荣老师。1958年，沈老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前身）。文革中，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解散了，沈老师来我们学校教历史。沈老师上课口若悬河，上下五千年全在胸中，择其精华，口中流淌，举重若轻，娓娓道来。有一次，在东课楼的教师办公室里，沈老师翻阅厚厚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十分认真地做摘录卡片。他耐心地与我讲解做资料卡片的重要性。 当时，正是“评法批儒”运动甚嚣尘上之际，沈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大肆吹嘘当时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学朱永嘉---上海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心腹，常用笔名如“罗思鼎”、 “丁学雷”）的负责人的学识与才华如何如何，无不得意洋洋，溢于言表。

 江苏新方志事业的早期组织者沈嘉荣 文革结束后，沈老师回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任历史所所长，从事清代通史（包括前后期）及史学理论研究，是一位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以及江苏近代史和顾炎武的著名学者。沈老师居住的省社科院宿舍与我居住的天津新村相邻，还能经常见面。2001年我搬走了，同年沈老师去世。    

 如果说， 100年前“汇文书院”传教士们的努力与奉献，将科学、教育和医学体系引入了中国大地，那么，50年前南京十中的老师们的教诲与引导，将科学、理性和逻辑体系植根于了我的心灵。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结束了在“汇文书院”的中学读书生涯，告别了我亲爱的老师们，奔赴江浦农村战天斗地，开启我的插队生涯（叶明：我在江浦当社员 《金陵回声》2022.11.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