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队的知青们-----插队岁月：观察社会的“洞穴”（六）

在插队期间，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群优秀的知青同伴们，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与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知青点的伙伴们，教会了我如何在农村生存下来，那么，我们大队的伙伴们则引导了我如何面对未来迎接挑战。

下乡第一年的夏天，我们大队组织知青开展李扫盲活动，为我们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机会。每月在大队部，有一次扫盲教学研讨活动，各生产队有一位知青做扫盲教师参加，半天时间，相互交流，由此，开启了我的另一段知青生涯。

保持了几十年深厚友谊的当属麦庄的李四南，他是南京六中的毕业生。他所在队好象只有他一个知青，没有独立的知青住房，他住在一个年轻的队长家。他读书很多，智力超群，善于交际，对人诚恳。他有很好的背景，父亲是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又是一个文化人，以电影剧本《红色的种子》、话剧《雨花台下》（与人合写）等闻名，文革前作过江苏文联主席与省作协主席，当时是省文化局长。他介绍了他的自修方案，有计划地读一些大学的教科书，很好地引导我避免了沉沦，启发我充分利用好插队的认真读一点书，为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好知识与经验的准备。在农村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学一点东西，客观上为未来考大学乃至以后的工作奠定了思想与知识的基础。他后来招工进了十四所，做雷达设备研制。1977年考入南京邮电学院无线通信专业。毕业后，去了邮电部数据传输研究所，后来调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开始做科技政策研究，有译著《转折点》面世。1989年后，移居美国。2000年前后，回国推广无线接入技术等，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以后，就音信遥无。但是，在他的引导与鼓励下，我在农村没有被动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挑河堤背唐诗转移疼痛的方法就是他教我的。准备高考也是他最先告诉我，并带我参加了唯一的一次老师复习。大学毕业后，尤其是他进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将他整理的厉以宁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由来与发展》演讲稿，传给我，触发了我二十年的创新研究。他领衔研究的信息经济测度研究，也推动我完成发表了最初的几篇经济学论文，并在《经济学动态》《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等刊物上发表。

跟李四南比较熟悉的是山林队的顾莓莓，父亲曾作过《群众》的主编，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29中毕业生的顾莓莓，美丽端庄，教养很好，在农村劳动也十分突出。她上山划柴，过重的树支导致腰肌劳损，留下病根。这是我们知青最常见、最普遍的疾病。后来，有幸成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她曾咨询过我们的意见，去清华大学读计算机，还是去南京大学学古生物？她自己的意愿是想学生物。我建议，去清华大学。结果去南京大学学古生物的是我的中学同学杨湘宁，当时我并不知道。杨湘宁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生。后来，有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拿了博士，回国做了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省教育厅副厅长。他们都是1976年底，招工进了省科技系统，然后没几个天就被推荐上大学的。真是无比的幸运啊！顾莓莓毕业后在省计算所工作，等到我们大学毕业设计时，还指导过我的一位同学黄索。我大学毕业后，去常州工作，她主动介绍我认识她丈夫一家，她丈夫在常州的一个部队医院，丈夫的父亲是常州市副市长。我去拜访过他家，住在十字街。后来，她丈夫转业，一同到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我去省卫生厅办理我父亲做核磁共振等批准手续，在她办公室见过她几次。听她讲，参加省里的干部培训，不过，她没有选东南大学的课程，我在其中有讲座。这表明，她应该已经是处级干部了。

还有就是我们十中的同学们，他们有几位在中学就认识，有的虽然接触不多，毕竟是同校同学，比较亲切。夏庄的杨建民、梁玲，他们高我一届，杨建民是一个班的班长或者是团支部书记，做过我们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我想，扫盲活动是他负责的。他上调到十四所，并和隔壁大队的女知青结婚，后来做到设备处长。我儿子上三八保育院时，他经常与驻十四所的军代表一起骑自行车下班，遇到过几次。军代表的女儿与我儿子是幼儿园同学，我们都是在接孩子放学。梁玲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曾负责过学生组织的壁报，一进学校门有好大一片黑板。在没有毕业之前，不只什么原因被换掉，是我接替她的职位。其实，对我而言是免为其难的，我的社会活动能力比较低，组织稿件基本都被挽拒，最后不得不是我一个人写不同类型文章，敷衍交差。梁玲对自己保护的太好，有点拒人与千里之外的感觉，好像与大家都不怎么接触，咄咄逼人，寡言冷漠；但是干农活十分卖力，精神抖擞，处处表现得干劲实足，经常被大队长作为榜样，教训我们挑河堤不出力，我是我们生产队唯一一个上过水利工地的知青，我自己觉得十分了不起，但在梁玲为代表的女知青面前还是相形见拙，比较惭愧的。

与杨建民、梁玲同一届，还有林庄的叶蓁，与顾莓莓、梁玲一样都是教养与气质都很好的，农活也干得很好。印象最深的是，传闻她提出“要嫁给高级知识分子”，我听了还是震惊与不理解。十多年后，读到高行健（2000年诺贝尓文学奖得主）的中篇小说《有个鸽子叫红唇儿》中的男主角说“当年我们就想娶个上尉的女儿，现在我们直接娶女军官”。如今，我们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看，叶蓁当年如何有远见。她招工进了结核病医院做护工，主要是整理床铺，打扫卫生。后来上了江苏职工医科大学，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的研究生。不久，赴美做了博士后在哈佛医学院做研究工作。2010年前后，我与叶蓁有了联系，2015年我们全家还拜访过她在波士顿附近列克星敦（Lexington）小镇的家，她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很好的学校读书。她给了我的很多忠肯建议。

当然，我们十中的男知青，像简庄的陈宁、聂大卫，金冲的李建民。陈宁、李建民都十分出色，几乎与农村的壮劳力相媲美。我与他们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几乎是望尘莫及。他们比我下乡早一年，怎么能作到如何迅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陈宁、李建民比我早半年参加招工，陈宁去了南京缝纫机厂，李建民去了南京玻璃厂，这两个厂后来都倒闭了。聂大卫比较另类，他的父亲是省燃料公司经理，可以弄到农村急需的化肥，在农村十分受欢迎。同时，给我们这些知青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对同村不同队的我，我们到那里去弄化肥？聂大卫招工去了3304厂，后来读了电大。毕业后投奔舅舅，去了美国。

我们同届有好几个中学同学。（2）班的孙晓平，实际下乡比我晚半年，农活明显干得不好，但是他在队里机米场工作，却是一把好手。将除呋去糠工作弄的井井有条，收加工费的帐目也是一清二楚，深受社员与队干部的肯定。那年秋天，我听说邻村来的是孙晓平，就去拜访。还没进门听到一阵哭泣声，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有一位老知青出来说，孙晓平这几天会家办点事。她解释哭声是她们几个老知青读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何相逼”有所悲伤，从枯萎的鲜花想到自己的青春蹉跎，深感自己的命运不公。后来，她借给我看那本《红楼梦诗词选》，她父亲是《新华日报》副总编。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完，即使在文化凋零的时代，还是读不进去。我和孙晓平都是1977年初招工离开农村的，插队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走之前，还帮我摆脱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5）班的姜伟是简庄的知青，上工休息躺在田梗上还在背单词。1977年从农村考上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他的父亲是南京大学做近现代史、党派史等研究的姜平，有一个学生十分出名，就是撰写《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的高华。

我们同一届，还有四中的流峰，十一中的傅晓琴。流峰与我一样都做过生产队的现金保管员，负责购买化肥与农药，向大队要钱，到镇上银行存取钱。他与队长的关系非常好，我估计农活没干多少。1977年初，他选择上大学。我劝他放弃（我看过相关文件），他没有听，结果在县里审查被取消了资格（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年限）。这样，他比我们多待了几年，直到1979年，知青全面返城，他去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流峰的父亲是老干部，做过省体委副主任，省纪委常委。傅晓琴是我幼儿园、小学同学，在护国小队，南边正好到我们知青点附近的公路边，她有时到这里看田。小学同学钱继秋的母亲下乡帮助夏收夏种，就在傅晓琴队里。在最北边靠近铁路，离公社所在地的花旗营很近。我们跑花旗营办完事，常常到她那里歇脚，因为她经常不上工，在家待着。她是1979年招工进了省邮电设计所。

我们知青中通婚的只有山林队的一对。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结婚了，我们还去过他们的新家，房子很大，在板仓街上，当时还觉得很远。90年代，我在指导南京海外工商管理学院招收的MBA学生，有一个3521厂的厂长，正好他厂里做技术档案工作，就是山林队的女知青，我们在3521厂里，吃过一顿饭，见过一面。我们知青点的伙伴们与我们大队的知青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以后很难会在遇到。

2014年底，我、孙小平、流峰曾聚过一次，纪念我们插队四十周年，还相约回农村去看看，尽管他们最近回去过，后来还是没有成行。2024年，我们会纪念我们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吗？我想没有这个可能了，也没有这个气力了。

让逝去的时光永运不要在回来！仅以此文祭奠我被埋葬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