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焜焘的哲学道统---纪念先师百年诞辰

                        叶  明

 提要：萧焜焘老师是极富个性色彩与哲学感的哲学家，为中国哲学界树立了一个颇有影响、难以复制的教育典范。他的哲学道统，大致可以归纳三个方面：通过精读原典打下扎实的哲学基础，在与各种思潮正面交锋中做哲学思考，通过艰苦努力提升研究的哲学品味。

我一直是对哲学有很大的兴趣，但始终站在哲学的门外。20世纪80年代（1983-1988年）曾有机会跟随萧焜焘老师（1922.12.26-1999.3.1）学习哲学，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当时，萧老师已经年逾60岁，却是他一生哲学创造厚积薄发的主要时期。他的全部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哲学研究上，兴致勃勃，全神贯注，苦思冥想，乐此不疲。萧老师的生活就是哲学，以哲学的方式生活；萧老师的哲学就是生活，将生活上升到哲学高度，真正做到了哲学与生活融为一体、水乳交融。真切的探索，真实的思想，是萧老师以哲学为志业的存在方式，萧老师向人们提供真实的哲学。在哲学研究领域，萧老师是极富个性色彩的哲学家，开辟出一个极具特色的新天地里，为中国哲学界提供了一个颇有影响、难以复制的教育典范。比较遗憾的是，我才疏学浅，修炼不足，没有能力传承萧老师的道统，将他所开创的哲学传统发扬光大。

那么，什么是萧老师的哲学传统?以我跟随萧老师学习哲学的亲生体验来说，大致可以归纳如下三个方面：

1.原典精读：奠基扎实的哲学基础

1983年的春天，我通过研究生入学的笔试进入面试，第一次见到萧老师。那一年，我报考的那个研究生项目招生指标是2人，按规定，只通知两位应届考生前来面试。结果录取了一个400分的考生，淘汰了390分的考生。作为往届的、近320分的考生，我被递补纳入面试，这是萧老师力排众议的结果。我的面试，满足了面试考生所能达到的所有条件：专业素养，研究经历，学习计划，回答问题。在所有评委比较满意的情况下，我顺利被录取。在面试结束时，萧老师带有十分浓重的湖南口音、但依然比较能听得懂的普通话问我，为什么来学哲学？有过学习哲学的经历吗？有哪些自己的体会？我告诉他，在插队期间，曾经受到匡亚明（1906.3.17日-1996.12.16,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私淑”指点;“无论你未来做什么，也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如何，都要抓紧时间学一点哲学、数学、外语等工具性的知识，总会有用处的” ，他还给出了学哲学的具体路线：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叶明：苦难与酸楚岁月的涅槃重生 新三届 ［OL］， 2022-07-06 ）遵循这个读书计划的路线，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就被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在前两部书上下的功夫，为接下来的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由于物理化学的基础太差，所以，没有能考上梦寐以求的综合性大学物理系，被调剂到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电子计算机专业。四年本科，南航教会我技术意识，终身受用无穷，既是我的出身背景，更是我的精神家园。（叶明：求学南航 民间口述史［OL］，2022-08-27）现在来学哲学，不过是继续完成当年尚未完成的学习计划。萧老师当即指出，斯大林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有很大差距，应该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尤其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即黑格尔哲学。

刚入学时，萧老师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论反思感》（800字），在课堂上当场完成，以此考察研究生的哲学悟性与写作文笔。我模仿培根（Francis Bacon，1561.1.22日-1626.4.9）随笔的笔调一挥而就，通篇不见“反思”一词，处处隐喻反思的在人们思想情绪上引起的反应。我自鸣得意，以为一定会萧老师的赞誉。萧老师在充分肯定我把握短文要旨，文字优美、有哲学洞见等优点之后，严肃批评了我几百字中的几个错别字，必须彻底消灭错别字！萧老师严厉地告诉我们，南京大学有位中文系教授，在指导研究生的读书笔记中，凡是发现一个错别字，就用红笔打一个大“×”，有一寸长，小了怕看不见。对一位多次重复出现相同的错别字的，就劝其退了学。这位严格认真的教授就是我们金陵中学三十年代的老学长程千帆(1913.9.21-2000.6.3)，也是我中学老师宋家淇在金陵大学中文系的同窗好友。

入学后，第一门课就是萧老师带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萧老师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就是在他研读笔记与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比较深入地阐发他对马克思哲学的精湛研究。在这本书里，萧老师举重若轻地阐明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通过揭示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确立唯物主义的新形式、扬弃费尔巴哈的唯心成分等途径，深入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有许多独到见解。

萧老师的经典研读是引导学生尽可能直接地接触与深入经典，而不是用二手的概括取代经典。不可将对原著的研读被“关于”原著的概论所取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不能变成仅仅是“关于”这部伟大著作的介绍，如它的背景、结构与问题线索、若干专题的剖析等等。这种是用非哲学的方式讨论哲学的问题，对于提升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收效甚微。萧老师引导我们，通过认真研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体会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感和思辨色彩。阅读经典是哲学教学不可绕过的必经之途，也是哲学学习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

我体会，萧老师凭借特定经典研读的经历，让我们掌握最基本的哲学思维方法，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培育我们的哲学素养。我们研究生是研读的主体，萧老师只是引导者与适时的提问者。我们逐行逐节地阅读，通过提问与讨论，使每一个学生检验了自己的自学能力、敏锐发现问题与正确提出问题的能力、重点的仔细分析与深层挖掘的思维能力，……这诸种能力，既是哲学素养的训练，又是作为主体的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将成为攀登学术高峰的台阶与奠定学术功底的基础。我们说话、分析、研究时都会在无形中把经典著作“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不知不觉地有点哲学大家的风格与底蕴的影子。

但是这种最终目的指向并不应导致哲学教学与研究的脱离现实，恰恰相反，萧老师带读经典的同时，阐发自己的学习心得，实际上很贴近现实、贴近人、贴近当代人的现实存在。萧老师的哲学教育，走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问题，以批判的眼光对人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感到困惑的问题发表创造性、启迪性的见解。萧老师对三尺讲台十分敬重，他学术水平高，备课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烂熟于心，哲学思维浓郁，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课程主线。

为了读好《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萧老师还出了几百道思考题，促进我们深入学习。此外，还以口试的方式，从这几百道思考题随机抽取几道题，进行面试，不仅需要我们立即回答，他还会继续追问。整个面试过程，一个学生通常需要一个小时。

期末面试时，我抽到了两题，一题是如何理解恩格斯“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一题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哲学复兴。前者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我只能做了一个非哲学教条式地解释与说明，几乎不符合萧老师要求用哲学方式回答哲学问题的要求；后者是一个哲学史课题，完全没有回答出来，我根本没有哲学史的基础，完全不知如何梳理。后来听南京大学哲学系78级某学生（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去《读书》杂志做编辑）告诉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哲学复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并指责题目太偏、太艰深。

最后，以没通过课程考试告终，需假期后再考。在假期里，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复读了几遍，并将几百道思考题做成卡片，自己随机抽取自己回答，几乎达到百问不倒的地步。再一次口试，抽到的题目是“如何理解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通过萧老师从善的理念阐明实践的理论内容与逻辑结构，并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种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从能动改变世界的视角，提出技术是实践的物质基础与主要形态。这个论述得到了萧老师高度赞赏与热情鼓励，成为后来硕士论文《论技术形态》的创意来源。

经典著作是人类的精神财富通过积累而发扬光大，是人类对于以前思想成果的吸收与批判，也是对未来思想理论的建构。研读经典实际上站在今天、昨天、明天之间，既是对昨天的批评与吸收，也是对今天的鉴别与选择，更是对未来的设想与建构。所有的经典我们都必须站着读：看它怎么思考问题，如何批评前人观点，如何建构自己的思路，利用怎样的方法思考，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思维能力。这就是我理解萧老师带读经典的意义所在。

2.思潮交锋：严格审辩的哲学训练

萧老师是一个极富哲学感的哲学家，学识精湛，思想深刻，特别自信，但往往被人误解，刚愎自用，固守己见，排斥异端，不能接受新生事物与不同学术观点。其实，只要与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并不会被假象迷惑，失去客观的观察；也可以体悟到萧老师坚持学识独特的同时，也能在包容并蓄、虚心兼听的基础上，实现融会贯通。

    萧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初期，石破惊天地发表《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1980年02期），在中国刚刚复苏的理论界、哲学界，打破占据一统天下的主流观点（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在深入梳理辩证法源流的基础上，提出了否定之否定才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是，在实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仍然把坚持主流观点的代表人物、主编全国统一教材的学术权威、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教授（1924.7.-2007.8.23），请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让我们有机会亲耳听听不同于他的学术思想究竟是怎样的?从比较中体会与理解辩证法的真谛。我向肖前请教，针对肖前强调毛泽东对辩证法核心是对立统一所做的创造性阐发的观点，提出一些疑问：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并没有忽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艾思奇就《大众哲学》的多次书信与当面讨论，以及写下的笔记就有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讨论；当时延安《解放》社曾发表过毛泽东的讲课提纲，其中有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可能是当务之急是解决实践问题与矛盾问题，还有因为抗战工作繁忙，所以，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的研究与阐明。肖前对我的解释不置可否，有点茫然失，或许有难以向我说明的内幕。

此外，萧老师借助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的论述，提出与主流自然辩证法界倡导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向左的体系，用感性直观、知性分析、理性综合建构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体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极富哲学意味。我向肖前请教，为何毛泽东在《实践论》认为人的认识只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肖前做了理性认识再分两个过程的解释，似乎不能令人信服。由于忽略了知性分析是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地位，所以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中违背基本逻辑的事情屡屡发生，并导致及其严重的恶果。

对于新兴的科学学研究，萧老师认为他们主要是材料的堆砌，缺乏哲学深度，但是利用研究生答辩的机会，萧老师还是请来了中国科学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的创刊主编、天津大学的关西普(1925.1.21-2005.6.3)，给我们做讲座，介绍科学学的最新研究动向。关西普也在私下里，对萧老师倡导的研究提出严厉的批评，客观上影响了林啸宇师兄（后任五邑大学教授）的学术发展方向。我却从中认识到不同的学术研究路径与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优与劣，更加理解萧老师学术思想的独特价值。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哲学基本概念，萧老师还专门请来西方哲学史上鼻祖式人物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译者之一、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竹明 (1932.3.9---2021.10.24)老师，教我们古希腊语，讲授古希腊自然哲学。萧焜焘教授对张竹明的《物理学》（亚里士多德著）译本评价很高，认为质量超过了自己读过的英译本和德译本。我们经过学习，基本可以借助字典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渊源与嬗变有一个更深入的把握，对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有多人包括本哲学学科的师生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感受：萧老师关于古希腊哲学有独树一帜的精深研究，主要体现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哲学通俗读物《辩证法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可是，娴熟掌握古希腊语的张老师，曾经提醒我，关注一下二、三十年代英美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无论是英文文献还是中文文献，由于建国后一边倒向苏联，所以，大部分文献都湮没而不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知。后来，当读到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等著作，我才知道，关于那些精妙的研究并非萧老师独创，而是继承他四十年代在金陵大学转入哲学系后受到那些留学英美先师们的教诲，萧老师能在建国后一直坚持这一传统，尤其令人敬佩。

萧老师的老师同样也是不为环境所迫，随意改变自己深思熟虑的学术思想。萧老师为了拓展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范围，开辟科学伦理学的创建，萧老师请自己在金陵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周辅成先生（1911.6.20-2009.5.22）给我们讲西方伦理思想史，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哲学视野。周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真正学者：我大学毕业后在国家重点计算机骨干企业做数据传输设备的研制，业余时间与南大中文系78级学生、著名作家、当时最年轻的全国作协会员之一，经常彻夜讨论一个问题或者一部书。周辅成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年)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文本，当然主要是听她谈读书的心得。《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以富有鉴赏分析的眼光编辑的著作选集，选材严谨，介绍详细，为研究西方伦理学思想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原始资料，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周先生是个敦厚长者，有执著的精神，坦荡的胸襟，让人深深感受到他们那一代学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课堂内外，周先生梳理清楚了伦理学的主要思想与研究方法，包括对以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1928.1.23--2015.3.9）副校长为代表的主流伦理学的批评。若干年后，有次在罗国杰教授家里，看到他为我连襟、《解放军报》记者的报告文学《中国雷锋现象》（合著）写序，我才知道著名学者之间学术水准的差异有多么得大，并不是以知名度的大小与“江湖地位”的高低来区分的。虽然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周先生还是对我做人做学问有很大的帮助。可惜，我没有水平与能力，写出类似旅法人文学者赵越胜的《燃灯者》（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记录下周先生对我们如何循循善诱、启发激励的。

为了使我们更好地学习哲学，尤其是科技哲学，萧老师聘请了在科学方法论、机电自动化等领域很有建树的钱钟韩院士(1911.6.2 - 2002.2.8)担任合作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钱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本科（1933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1937年），历任浙江大学电机系、西南联大电机系、中央大学机械系、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自动控制系教授，长期从事工程热物理学和热工仪表自动化的教学和研究，创建了中国独树一帜的机电结合的动力工程系（叶明：追随先生四十载［OL］， 30号院  2022-10-17）。此外，还邀请物理系、电气系、自动化系的教授参与学术交流与论文答辩。在萧老师看来，哲学不是思辨的玄学游戏，学哲学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还要求我去南京大学去选修天文学、生物学等多门基础自然科学课程，弥补我工科出身的知识局限。

3.学术研究：提升研究的哲学品味

跟萧老师学哲学的最大收获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论著，当然首先是毕业论文。在萧老师入室弟子中，我或许是悟性最差、思想顽固的学生，既不能很好领悟他的思想，又不太顺从他的旨意。所以，给他带来了较大的麻烦，同时也把我折腾的够呛。在第一门课口试回答的基础上，我选择了技术形态这一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萧老师一开始并不同意。我又选了还几个题目，并做了充分的论证，但是依然没有入他的法眼。经过大量的阅读文献与较为深入思考，只好回过头来做第一个的论题。我提出的研究思路主要有：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的名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实践是否存在何种科学基础与现实形态?萧老师从哲学思想的源头，用“善的理念”来揭示实践的精神内涵到底蕴含了什么？毛泽东提出的“三大实践运动”中科学实验究竟指称的是什么？这样很快就得到了萧老师的首肯，通过了学位论文的开题。但是，进入写作过程的时候，立即暴露出我“眼高手低”致命缺陷。萧老师支持了我向国内很多著名学者请教：在大连工学院，听取刘则渊在科学学视域中对科学与技术的阐发；在东北工学院，咨询了陈昌曙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吉林大学，请教了高清海关于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的构想；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了解了孙慕天对苏联关于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拜访求教了北京、上海的相关学者。我也被批准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召开的首届自然辩证法青年理论工作者学术会议（香山会议），尽管萧老师基本不赞同范岱年、金观涛、李醒民等的研究方向，有机会与当时已经颇有成就的研究生、今天称得上是科技哲学界主要代表人物，做了较为广泛的学术交流。在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献中心待了近一个月，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这些文献资料与学术心得的基础上，写出了近十万字论文素材稿。在这个论文素材稿的基础上，提炼出2万字左右毕业论文初稿。

接下来，就开始了漫长、痛苦窒息的修改过程。我很早就提交全文，交稿上去，被萧老师几乎完全推翻。因为之前，我没有交过提纲，所以，整个论文的框架就被否定。经过几次重写，特别是与萧老师的仔细艰苦的沟通讨论，才构造出有一定像样的论文结构，几乎是萧老师就着原稿，一字一句提炼出来的论文提纲，是我初步学会到如何透过大量纷繁复杂的现象，勾勒出事物背后的逻辑，深刻体悟的哲学深厚的魅力。

但是，写出来的东西，萧老师仍然不满意，具体说就是每个段落并不能够体现或阐明提纲的主旨。萧老师指出那一段不合要求，拿回来立即从论文素材稿中抽取相关内容，稍加修改，立即提交。当时，萧老师住在江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我一个人住在天津新村，从南京的西北到东南，一次次地转多趟公交最后才能坐上9路公交（当时只有一班车，陡峭的坡，还没有降低，不宜骑车），还要走一段路。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以至于今天出中山门外还有阴影，就像若干年前路过南京长江大桥到江北去就会一股悲凉心情油然而起。以至于到毕业延期后，一直无能为力，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萧老师的要求，依然看不见一丝光明。这一段时间，我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犹有一种渺茫、失落之感。每天的时间都为改稿子所占用；待稍有静心时、又什么书都看不进去，心浮至极。痛苦是不可言状的，无力是难以表达的，大概就是美国心理学之父、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所揭示的“心灵探索的灰暗期” (the dark  time  of  soul  search)，一度产生过退学的念头。

虽然，我经朋友推荐，通过了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胡平（曾起草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演讲稿）的亲自面试，并经过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局局长吴明瑜、副局长邓楠等领导的同意，已经被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拟录用为科技政策研究人员，不过他们有个一个默认的录用研究人员的前提条件是一个理工科的学士学位，一个文科的硕士学位。如果我退学，就不会有硕士学位，那么，国家科委是否还会如约录用我，我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只好硬着头皮把毕业论文做完。在这一双重逼迫下，人还是能提升一些能力，逼出一些思想火花。我从《资本论》关于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出发，根据自然的基本属性，建构了技术的三种形态，既是历史的，又是功能的；依据黑格尔的目的性原理，界定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边界；根据黑格尔关于中介的论述，揭示了技术从自然到社会、“把理想变成现实”（郭小川）过程中的性质 ；在钱钟韩先生“机电结合”的模型启发下，我从技术本质概观的三维度出发，提出了技术的形态模型，构建了技术的结构模型,并设计了技术转移的使用模型；提出了技术实践的理论内容与逻辑结构；特别是概括了技术引进的三种形态及其相应对策等新观点，终于使得萧老师网开一面，放一条生路，应允答辩。同时也让我对哲学有一点入门的感觉，更深体会到萧老师善于将普通事物提炼到哲学高度的才能与特长 。大学任教以后，特别是在我指导了多年科技哲学、工商管理、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学科研究生之后，才能理解萧老师是如何将我从哲学的负数拉到零，然后在从零拉到正数，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

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生毕业是无需也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的情况下，萧老师强行将我留校任教。原来我以为是师资力量不够，所以才将我“滥竽充数”。后来，在萧老师领导下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才知道《自然哲学》课题中几乎完全没有可以借鉴资料的全书四分之一工作量的重任，需要我去独立承担完成。重任在肩，道路艰险。

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宇宙自然论、意识形态论、科学认识史"是萧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独立承担科研课题，在有计划书约束下组织一批人共同完成的项目。以前，萧老师的哲学研究，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全部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没有合作者，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时间约束。萧老师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凭借黑格尔一本经典著作，既依托于它，又离开一点它，阐发自己的读书心得与研究体会，而且几乎都是经过几轮课堂讲授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是专门研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讲授《哲学原理》课程的讲稿；《辩证法史话》主要选材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的讲稿；《精神世界的掠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是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讲授《精神哲学》课程的讲稿。

这一次的《自然哲学》，虽然有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做模板，但是，没有讲授过相关课程，只是写过一些读书笔记，在框架上几乎完全有别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构建了一个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哲学体系，特别是首次将技术纳入到自然哲学范畴之内，属于有较大原创性的合作著作。

根据萧老师在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我参与了筹备的具体工作）提供主旨报告的主要精神，这是他构造《宇宙自然论》《意识形态论》一个崭新的哲学体系的雏形。我开始在我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更为广泛地编译、收集资料大约50万字，构思出第四篇技术论章节提纲的主要部分。提纲提交上去，显然未能达到萧老师的要求。其他合作者拟定的章节提纲，也都没有通过。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仅仅是概括原始文献资料，停留在科学层次上，没有升华到哲学层面；另一种是用一般复述哲学的基本名称，停留在堆砌哲学名词，没有深入到科学内部。这两种倾向，或是流于板实，或是失之玄虚，两者都不能显示出自然哲学应有的基本品性。我显然属于前一种，被原始材料牵着鼻子走，未能勾勒出文献深处的内在逻辑，在学科层次基本是从技术科学上升到了社会科学，但没有进入哲学层面。一直困恼我的如何将科学哲学化或曰哲学感问题，在修改提纲的三天讨论会期间，终于被王卓君师兄（后曾任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有意无意地点醒：两极相通。

将科学哲学化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材料的具体，确定事物存在的合理，然后深入事物内部寻求自身内在的否定因素，进行哲学的抽象，最后再对这一抽象做升华达到思维的具体，阐明事物存在的另一种形态。三个环节两度否定，终点向起点复归，构成一个事物完整的过程。这是一个异化的辩证过程，呈现出多种模式与复杂形态，并非模棱两可的“既是”、“又是”的空洞与诡辩。至此，我才参透当年匡亚明让我读哲学三本书（这三本书未必是最合适的，只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方便地能够找到，并为当时社会所能够接受的范围）的内在逻辑以及目的所在。从日常生活到哲学，再经过哲学的教条，最后实现哲学与科学的融合，只有经过这三个环节的磨砺才能真正迈向哲学。

我们师生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确定了提纲，接下来就是执笔写作了。在提纲的指引下，我重新审视原有的文献资料，形成一个双层结构。底层是各门学科（包括哲学）对技术研究的成果，构成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深厚基础。上层是我们拟定的章节提纲的逻辑，构成我们进行哲学创造的主要脉络，上下层并非一一对应。依据上层逻辑对下层基础做类似“六经注我”式的剪裁、加工与整合，融合各个学科研究成果，并做更深入的研究，打通文献与论著之间的思想与价值壁垒，对原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论著加以提炼、引申与发挥，提出建设性的哲学观点，建立新的哲学体系。一个人哲学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整合各门学科资源、最大限度阐明自己哲学洞见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认知，即悟性。有了这种悟性，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清晰，能“看”到并把握事物的规律，厘清事物发生的逻辑起因和利弊影响，因为头脑里已经有大量类似的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我开始运用从萧老师那里学到的哲学思维方法研究信息经济、技术创新、高技术企业等科技政策问题，迅速地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后，又转向从事学习科学、神经教育学的研究，那就离哲学更远了。

90年代，萧老师从领导岗位（由刘顺元书记力排众议提名出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退下来以及正式退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偶尔我们还会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附近相遇。我的父亲、岳父以及另外一位导师钱钟韩院士，都因病住院在那里。我们只是简单地问候与寒暄，绝口不谈哲学。不过，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犹如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描绘的情感：

I give you my hand! （我把我的手伸给你！）

Will you give me yourself ? （你肯把你自己给我吗？）

Will you come travel with me?（你肯与我同行吗？）

(出自《Leaves of Grass》（《草叶集》）)

在那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我们相遇，师生一场，同事一段。我做他的研究生，跟他做哲学研究，接受他的教导与指点，试图跟上他的步伐。我几乎读过萧老师公开正式发表全部学术论文，包括文革前在《江海学刊》等刊物上，他从未提及，或许已不愿意认同。在他的学生中，可能我是唯一学过数理逻辑的学生，能读懂萧老师的本科毕业论文《真值涵蕴与严格涵蕴》（指导教师王宪钧），了解他说话与写作的方式与逻辑。我自认为是很理解萧老师娴熟的辩证思维技巧，以及跌宕的悲催人生经历。但是，我不是萧老师的心腹，更不是嫡系,而是合作伙伴。我们平等对待，客气交流，我和他最心爱的长公子是很好的朋友。他上课，作报告，我总是去擦黑板，倒开水，执弟子礼。他出版新著，我给他的写过书评（见《读书》《博览群书》等）。萧老师对我从未当面呵斥过，我对他从未仰视膜拜，更从未盲目接受，自认为仅仅是平视，一种平等的对话。他不干涉并容忍我从事其他低水平研究，允许我给报刊写一些时评，这些都为他所不屑与鄙视。虽然，我与几位合作者和萧老师在《自然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的署名上有过分歧，后经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协调有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我们之间基本没有冲突，也没有默契，更不是对立统一。我们是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相互刺激，相互创造。但终究只是一段时间的向相平行，以后就渐行渐远了。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变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萧老师这样的哲学家。他是时代思想潮流的“标志物”，我们远离了，走远了，失散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坐标方位，调整我们的演化方向。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在空中久久地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