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朋友，未达恋人”的大学学友----我怎么就读了一个假南航？（6）

我的大学生生活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不是我的老师，也不是我的同学，而是一位偶然认识的学友。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分享彼此的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共同度过了我们美好的大学生活。

应该是1978年底的寒假，我去看一个邻居，她父母告诉我，她在学校学习。她是应届高中生，在1977年高考取得了数学90分（她父亲是南京某高校某部部长，参与77级招生工作，查到了她的成绩）的好成绩，考进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应该是南京中学生的前几名。与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我们中学的学弟同班，他们的两位是南京市应届届高中毕业生，可谓数学系的金童玉女。她高考考得很好，现在还这么刻苦，我还是很感动的。所以，我一定要去取经，学习学习。我按照她家里提供的地址，第一次来到南京大学女生宿舍，这个有“亚洲第一的女生宿舍”称号，八舍204室，敲门后等了一会，没有开门。隔壁的门打开了，一个刚从数学系分出来的计算机软件专业78级学生，让我进去坐一会，等我邻居打热水回来。从闲聊中得知，她的表姐是我中学的学姐，插队时在我隔壁的大队，经历过铭心刻骨的悲剧，至今令人恐惧！

1976年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我们隔壁大队一个女知青，应该是我们中学的学妹，比我低第一届，比我早下乡一年，因为她没上高中，只是初中毕业，据说是非常能干。学妹与生产队长被我们中学的学长知青的宿舍里当场捉住。或许是为了招工上调，或许是年少受骗上当。当晚，让同室友，就是学友的表姐守护着。可惜，农忙的劳动十分疲劳，睡着了。学妹借机冲出知青点，沿着铁路（我们两个大队之间，也就是今天地铁3号线林场站附近的京浦铁路，我们经常在这条铁路的枕木上走回生产队）向南京方向走去，一路走一路哭，惊天动地，凄惨悲悯，哭了大半夜。清晨时，终于被迎面疾驰而来的火车撞飞身亡。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悲剧，一个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学友对她表姐的失误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同时热情地介绍了自己所读的书，听课的内容，让我大开眼见。我们相互交流学习心得，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我等的邻居打热水一直没有回来，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知道，我的邻居回来过，看到我来找她，她回避了。她学习刻苦果然没错，只是被逼的。因为每学期考试都不及格，只好假期自行补课复习。她不好意见到熟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崇拜者。

从此，只要有空，我就会跑南大来听我感兴趣等的课程以及有关学术报告。我在南京大学从来不是正式生，但曾做过旁听生，那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正式办手续交费并取得学分、旁听过《天文学》《生物学》等课程。严格来说，我是南京大学的“蹭听生”， “蹭听生”是旁听生的升级版，是来学习知识的，长见识的。“蹭听生”的“蹭”，就是为了省出这旁听费；不是奔着文凭来的，只是想学一些我想学的知识——多么纯粹的想法！在南京大学系统蹭听的课程有：晚上在南大礼堂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南大中文系胡小石教授的研究生侯镜昶的《大学语文》，中西美术史论专家、南师美术系左庄伟的《西方美术鉴赏》等等。在南京大学，我听过数学家华罗庚、杨乐，冯康、何旭初，物理学家施士元、冯端，陆谈，计算机专家徐家福，孙钟秀，徐洁磐，地质学家徐克勤、陈旭，哲学家胡福明、林德宏、郑毓信，英美文学家范存忠、陈嘉，苏俄文学家余绍裔，戏剧家陈白尘、评论家董健、林非等的学术报告与部分课程。

以后，我们的交往开始了。我们从来不约定下一次何时见面，只是在南大校园里随机相遇，遇到就交流一下最近的学习心得。每次都有讲不完的话，但分手时从没有依依不舍。我与她的友谊就像我们一同插队的学友一样，相互激励，相互交流。除了学业，我们有时也聊家常。我知道她的父亲是解放军八四医院院长，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逼自杀。我们同病相怜，我母亲也在审查五一六分子过程中受到冲击，虽不甚严重，但波及到我，取消了我南京市首批中学生预备中共党员的资格（不到18岁），我从此无缘政治活动。

我也在她宿舍里见过她的双胞胎姐姐。那是1979年的暑假，我在文革楼遇到她，她立即邀我去她的宿舍。其实，我不知道，女生宿舍是不应该进的，尤其是夏天，我还是跟她去了。她姐姐原本是淮阴地区篮球队队员。1975年，她们面临中学毕业时，由母亲决定，她留城在南大计算中心工作；姐姐下乡插队，不久去了地区篮球队。她姐姐告诉我，现在是西南政法学院78级学生。我和学友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学法律专业，在中国学法律有什么用。当时无知的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政法的、财经专业，也不能理解为何父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孩子还能学习政法？但是，很快就被打脸了。当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成为中国高级法院与高级检察院半壁江山时，才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无知。终于，逐渐理解数学家张广厚的名言“自然科学是火车，社会科学才是司机”！

我和她在学科知识上互补性很强，在理论上她帮助我弄清楚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的基本原理，我从电路上帮助她理解如何实现它们的功能以及实际运作。每逢读她的课堂笔记，听她复述老师的讲课要点，特别是关于计算复杂性、能行性、NP完全性、连续统等知识内容，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是我有参照地学习计算机软件专业的课程，弄懂了很多我的假南航老师所不懂或讲不出来的原理。学习上的事情，我遇到困难时，会向她求助；而她遇到人际交往或社会问题的困惑，就向我求教。她身上的刻苦、自律、认真、坚持，最终影响鼓励且改变了我，并成为我个性中的一部分。于我而言，我们除了价值观的共振，还有年深日久的浸润与影响，是与那个更好的自己，在跋涉与成长中相遇。

在她宿舍里，她的室友向我告状，如何只顾自己放录音或高声背书学习，不顾别人休息与读书。我批评了她，她也注意收敛一些。至于上课抢座位与人打架，就比我更过分了。我告诉她，我也与雷达班的女生抢座位，后来我们达成协议，谁先到就给对方占一个座位。以后，我们和平相处。我把这个经验告诉她，她如何处理我不知道，反正以后没有同学向我告状。

我们的关系可以用穆旦的语言“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超过一般朋友，未达恋人水平）”来表达。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们是仅仅学友，仅此而已。

她交往的两位男友，在她的要求下，我曾给过意见。第一位是南大哲学系78级学生，出身贫寒，禀赋很好，学习努力，属于苦大仇深的一类人。最容易感动一些出身条件好的女生，引发她们的同情心与母性，企图拯救他、帮助他走出困境。她请我与他见面，交谈了半天，我们在一起吃过唯一的一顿饭。事后，我告诉她，你们虽然符合互补原则，但不符合匹配原则，但匹配原则是前置条件，城市与农村出身与成长环境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还有就是他们对政治的关注不同造成的价值追求差异。没有多久，他们还是分手了。那位学生毕业后到上海某高校任教，炒股收益颇丰，已经不再关注政治，也无心学业。

第二位是同系大专班的学生，家庭出身太好，是班上乃至全校最著名三个副省级的子弟，人长得玉树临风。我没有与之直接打过交道，只是在校园里远远对视过几次；都是他们在一起交流时，她发现我路过，就赶忙上来与我打招呼。她问过我的看法，我觉得他太年轻，其实应该小几岁，不仅不符合匹配原则，也不符合同步原则。那时，副省级的家庭对我们而言，应该是高深莫测，而且他们的孩子又显得十分幼稚。几年后，我替她取回用外汇购买的原版《理智与情感》，在南工附近的物探大队见过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证明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消除了他把我当作情敌的误解。他们的分手是价值观的差异，不是谁的对错。或许，分手对他们都好。

我曾将这些经验，在媒体上参加一个讨论（后来发表在江苏、湖南的报刊杂志上，引起强烈反响）中，依据《电路、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基本精神归纳成“三个原则”：匹配原则----这是获得最大功率的基本条件。不仅是“门当户对”，各自的家庭、生活背景的大致类似，而且是各自的生活经历、习惯，特别是价值观的类同，否则很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互补原则----在现实而非理想状态下，尽可能在性格、事业、生活上能够互相弥补、相互支持，在整体上实现和谐。同步原则----并不一定要求同相位、同频率，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保持共同发展的态势。匹配原则是基础，互补原则与同步原则是两翼，共同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主义交友观，或许已经不合时宜，但体现了南航给我的教育渗透到骨髓里了。

后来，我到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她要出国了；她从武汉的西南财经学院专程来南京我家，取回她珍藏的《理智与情感》。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但是，人生幸福的“积淀成本”,社会历练的“递延收益”，都留在我们心中。 像我插队的学友一样，她也消失在大洋彼岸，留下永远的遗憾。余生，我们难以继续彼此关照，相互指教，只能相忘于江湖，遥远地祝福。很多年以后，听到刘若英的《后来》，感慨万千，如梦初醒。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永远不会再重来

我们的分离是维纳的“反馈”，从中获得调整人生方向的信号；我们的分离是申农的“负熵”，从中获得生命系统重建的动力。分离即成长，是成长的必经阶段，人生中无可取代的经验；分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青春走向成熟的过渡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