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痛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艰难孕育的梦终于实现了（3）

        1974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只能被迫下乡插队。当学生变成了田野的“漂泊者”，被剥夺了人生的理想，拖着迷茫的脚步深浅跋涉在偏僻的异乡，开始艰难而漫长的“修地球”生活。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

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南京知青之歌》

我刚到生产队，队里安排我在老头组，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二个贫农，他们原来是那个地主家的的长工。我们在一起种西瓜。从选地，翻地，施肥，下种，浇水，看田，拉滕，直至起瓜，装车，一个完整的生产种植流程。

我偶然得到一本书，没有封面，中间也缺几页。每天读几页，一边观察队里的乡风民情与人际关系，读的津津有味，看的透测明晰。很多年后，与一位留徳的社会学博士交流时，谈到“ 差序格局”,我称之为“同心圆波纹”，才知道那是费孝通（1910.11.2-2005年.4.24）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在大半年里，我第一次以“贱民”的身份，认真观察到中国社会真实的面貌，了解现实社会的阶级关系，认识到中国社会最黑暗的、也是最正常的社会运转过程，特别是地主与长工的关系，有了与《半夜鸡叫》《收租院》完全不同的认识，感到十分困惑，但是从来不敢对人说起。直到几十年后读到陈忠实（1942.8-2016.4.29）的《白鹿原》中关于白嘉轩与鹿三的故事，才真正明白中国的地主究竟是是怎么回事。在看田（防止路人摘瓜吃）时，我在一个零时搭建的草棚里，白天反复读文革中流行的富有战斗色彩的选本《鲁迅小说、杂文选》，以及从地主家借来的林庚（1910.2.22-2006.10.4）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完全读不懂。晚上，抬头望着漫天星斗，听着无线电收音机广播，偶然能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广新闻》。

1975年，当邓小平的“治理整顿”，重新点燃了希望，也为很多插队知青与工厂青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1977年高考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已经离开老人组，开始参加生产队的正常农活。当然经常是带领妇女棉花打农药，挑麦子、稻谷到公社粮站交公粮；割麦子、割稻子,这些竞争激烈的弄活，我干不好，几乎跟不上；只能干除杂草，挑河堤，扬场脱粒这些比较不激烈、稍微轻一点的农活。于此同时，在老干部匡亚明的建议下，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在前两部书上下了一点功夫，《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为后来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叶明.灯光，在隧道的尽头.  新三届［OL］ , 2020-04-17 ）此外，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自学数学。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此被打倒，上大学的一丝希望彻底算是破灭了。

我的“上山下乡”的绝对时间不长，应该是两年，但跨越了四个年度。难以忍受的贫苦生活，单调的农业劳动，在“战天斗地”“学大寨”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有青春，激情，更有饥饿，寒冷，灾难和悲剧。在一个梅雨季节，因为无能，自己垒的草垛，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热水喝，只好靠青涩的毛桃充饥，留下病根，从此怕吃酸的东西。在一个初秋，发烧不止，浑身无力，连上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一个人在集体户睡了几天几夜，以为就要死了。终于挺过来了。在茫然中感受着命运的不公，甚至是绝望。内心充斥着孤独、迷茫和沉重的伤感，一年，两年，还是永远都是这样？

1976年的中秋，我和邻队知青陈宁，我们中学的学长，也是我们插队知青的楷模，将我们省吃俭用结余的口粮（大米与玉米各一麻袋）带回家。我们搭生产队去南京拖化肥的手扶拖拉机，协同抬粮食送到各家。先去的是他家—-南京工业大学的宿舍，见到他的母亲解楚兰教授，她1946年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一直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是范存忠（1903.12.22-1987.12.21,南京大学副校长，也是我同学范家宁的父亲）的高足与助手。那真是惊鸿一瞥！如今广为流传的林徽因、赵梦蕤等惊为天人的民国女先生，几乎都是那个样子。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的方式活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摊开几本外文书，旁边有个笔记本，记着学习摘要，还是翻译文稿  

到1976年底，我已经插队两年，符合相关政策，有资格参与招工、招生的竞争。我虽然是刚到最低年限，但是我在生产队的出勤与表现都是最好的一个，当然首先被列入招工的候选人。同生产队有知青比我下乡时间早一、二年，一位选择了当兵，另一位想去上大学。其实，我完全有条件、也很想争取工农兵学员的机会，不过因为我在某个环节上有个重要缺陷，我只能忍痛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我在省财政厅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看到过相关文件，规定此次招生对象限制在1974年12月20日之前插队或工作满二年，明显是将我们这届毕业生排除在外。1974届学生参加招工，毕业至第二年以后。下乡插队几乎都是12月20号以后才正式开始。我不敢冒这个险。事实上，我有一个同大队知青，争取到上大学的名额，最后在县里终审时被刷掉，他没有听我的劝告。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江宁插队，他是自己联系去了父亲所在变电站附近生产队插队，比全市正式动员插队早几周，完全符合政策规定，上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届学生。后来他不仅成为教授，还做过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