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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痛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艰难孕育的梦终于实现了(3)
1974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只能被迫下乡插队。当学生变成了田野的“漂泊者”,被剥夺了人生的理想,拖着迷茫的脚步深浅跋涉在偏僻的异乡,开始艰难而漫长的“修地球”生活。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
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南京知青之歌》
我刚到生产队,队里安排我在老头组,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二个贫农,他们原来是那个地主家的的长工。我们在一起种西瓜。从选地,翻地,施肥,下种,浇水,看田,拉滕,直至起瓜,装车,一个完整的生产种植流程。
我偶然得到一本书,没有封面,中间也缺几页。每天读几页,一边观察队里的乡风民情与人际关系,读的津津有味,看的透测明晰。很多年后,与一位留徳的社会学博士交流时,谈到“ 差序格局”,我称之为“同心圆波纹”,才知道那是费孝通(1910.11.2-2005年.4.24)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在大半年里,我第一次以“贱民”的身份,认真观察到中国社会真实的面貌,了解现实社会的阶级关系,认识到中国社会最黑暗的、也是最正常的社会运转过程,特别是地主与长工的关系,有了与《半夜鸡叫》《收租院》完全不同的认识,感到十分困惑,但是从来不敢对人说起。直到几十年后读到陈忠实(1942.8-2016.4.29)的《白鹿原》中关于白嘉轩与鹿三的故事,才真正明白中国的地主究竟是是怎么回事。在看田(防止路人摘瓜吃)时,我在一个零时搭建的草棚里,白天反复读文革中流行的富有战斗色彩的选本《鲁迅小说、杂文选》,以及从地主家借来的林庚(1910.2.22-2006.10.4)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完全读不懂。晚上,抬头望着漫天星斗,听着无线电收音机广播,偶然能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广新闻》。
1975年,当邓小平的“治理整顿”,重新点燃了希望,也为很多插队知青与工厂青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1977年高考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已经离开老人组,开始参加生产队的正常农活。当然经常是带领妇女棉花打农药,挑麦子、稻谷到公社粮站交公粮;割麦子、割稻子,这些竞争激烈的弄活,我干不好,几乎跟不上;只能干除杂草,挑河堤,扬场脱粒这些比较不激烈、稍微轻一点的农活。于此同时,在老干部匡亚明的建议下,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在前两部书上下了一点功夫,《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为后来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叶明.灯光,在隧道的尽头. 新三届[OL] , 2020-04-17 )此外,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自学数学。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此被打倒,上大学的一丝希望彻底算是破灭了。
我的“上山下乡”的绝对时间不长,应该是两年,但跨越了四个年度。难以忍受的贫苦生活,单调的农业劳动,在“战天斗地”“学大寨”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有青春,激情,更有饥饿,寒冷,灾难和悲剧。在一个梅雨季节,因为无能,自己垒的草垛,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热水喝,只好靠青涩的毛桃充饥,留下病根,从此怕吃酸的东西。在一个初秋,发烧不止,浑身无力,连上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一个人在集体户睡了几天几夜,以为就要死了。终于挺过来了。在茫然中感受着命运的不公,甚至是绝望。内心充斥着孤独、迷茫和沉重的伤感,一年,两年,还是永远都是这样?
1976年的中秋,我和邻队知青陈宁,我们中学的学长,也是我们插队知青的楷模,将我们省吃俭用结余的口粮(大米与玉米各一麻袋)带回家。我们搭生产队去南京拖化肥的手扶拖拉机,协同抬粮食送到各家。先去的是他家—-南京工业大学的宿舍,见到他的母亲解楚兰教授,她1946年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一直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是范存忠(1903.12.22-1987.12.21,南京大学副校长,也是我同学范家宁的父亲)的高足与助手。那真是惊鸿一瞥!如今广为流传的林徽因、赵梦蕤等惊为天人的民国女先生,几乎都是那个样子。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的方式活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摊开几本外文书,旁边有个笔记本,记着学习摘要,还是翻译文稿
到1976年底,我已经插队两年,符合相关政策,有资格参与招工、招生的竞争。我虽然是刚到最低年限,但是我在生产队的出勤与表现都是最好的一个,当然首先被列入招工的候选人。同生产队有知青比我下乡时间早一、二年,一位选择了当兵,另一位想去上大学。其实,我完全有条件、也很想争取工农兵学员的机会,不过因为我在某个环节上有个重要缺陷,我只能忍痛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我在省财政厅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看到过相关文件,规定此次招生对象限制在1974年12月20日之前插队或工作满二年,明显是将我们这届毕业生排除在外。1974届学生参加招工,毕业至第二年以后。下乡插队几乎都是12月20号以后才正式开始。我不敢冒这个险。事实上,我有一个同大队知青,争取到上大学的名额,最后在县里终审时被刷掉,他没有听我的劝告。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江宁插队,他是自己联系去了父亲所在变电站附近生产队插队,比全市正式动员插队早几周,完全符合政策规定,上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届学生。后来他不仅成为教授,还做过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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