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即将开始，一共五门课，三门新课，对于一位47岁的女士，还愿意战斗在专业教育第一线，并乐此不疲的去探索新的专业发展可能性，开新课，着实在他人眼里算是一朵“奇葩”。

       我从来不担心自己成为别人眼里的“奇葩”，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升官发财并不能让我快乐，对于物质财富带来的快乐在我成长过程中已经有所经历，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的生活，但却让我很快就意识到这种快乐极其短暂，而且会让人变得很贪婪、很无趣、很容易让人堕入动物的本性。相对而言，我更享受来自精神世界的快乐，这种快乐有时候会让你快乐很长很长时间，特别是因此而引发的一些美好记忆，哪怕在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也能开出绚丽的花朵，带给人的美好回忆会一直持续到老，越久越发馨香~

      其实每隔一两年就会接新课，比如2019年开设的TRIZ创新方法、2020年开设的信息科学原理公选课......2023年接的旅游信息化前沿，建设的全新间隔锻炼与超健康理念；2024年上半年接的区块链技术及应用，统计信息管理与检索，以及下半年接的数据科学导论、数据科学与智能统计、数据挖掘等新课程。表面上看，这么多课程，怎么可能讲得下来？就算讲下来，如何确保其质量？

     是的，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大概在2007年左右就思考过这些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也会接很多新课，有别人不愿意接，专业前辈让我接的，比如信息甄别。当时第一次接这门课是在2003年左右，当时特别害怕误人子弟，所以很顾虑，但专业前辈似乎很信任我，几乎毫不犹豫的放心交给了我。当然，也有我自己感兴趣，想自己建设的课程，比如信息学概论、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资源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可能就是因为从2003年开始，接了很多新课，所以到了2007时就渐渐发现自己有“新课焦虑”，也就是每门新课开设前两周，特别是前一周，总是会很焦虑，再加上当时还有本科教学评估任务，所以就更焦虑了，为此还写过一篇“青年教师如何应对新课焦虑”的论文。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慢慢的，自己的“新课焦虑”被“新课好奇”代替了，只要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新课，总是忍不住想去建设，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11年开始建设，2012年开设的一门叫《业务流程管理》的新课，因为专业调整原因，虽然只开设了两年，但至今依然还有冲动将其开设成公选课的冲动。

     2022年，刚好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转到行政岗，而且还是学校核心行政岗，相比教师岗收入更高，而且任务更轻松，一开始我以为自己会喜欢，但真正实习了一周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喜欢教师岗，于是果断放弃。这次经历让我成了他人眼里的“傻子”，哪有收入更高，事情更少的岗位不做的人呢？如果有，那一定是个傻子。不过偶尔想一想，自己的确有点傻，只是一不小心被他人发现了而已。所以慢慢也就释怀了，后来遇到了两位学者型领导，让我又可以继续在“傻人有傻福”的教师岗里享受既自由而宁静，又惊心动魄的一线教师时光~

    很多人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一直精力那么旺盛，至今还愿意坚持学习，悦纳新事物呢？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跟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有关，一个我自己选择的新兴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这个专业在我国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发起的“科技情报”专业，但我所选择的计算机教育分支，则主要源于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的“经济信息管理”专业，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分支，也就是我一直感兴趣的1980年在清华大学发起的“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科技情报和经济信息管理这两个分支是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实际发展需要诞生的，而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则是源自美国计算机应用，特别是数据处理领域的发展过程中迸发的实际需求。这三个看似有点像的专业，在1998年和另外两个专业，也就是信息学、林业信息管理合并到了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隶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今天刚好得空，一早起来就着自己最近在研究的博物馆里的石器历史，顺其自然的又想到自己的专业最新职业发展方向——最高创新官，顺着科技创新历史这条线，又顺藤摸瓜的重温了武夷山先生分享的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50周年纪念文章。里面记录了杨沛霆先生对我国科技情报（信息）事业的回忆，非常有意思~

     1958年，沛霆先生从天津大学海港河运教研室调到了北京朝内大街“九爷府”里的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一个全新的“神秘”岗位，一个到处都是俄文专家、英文专家的“第三室”工作。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持重又慈善的老学者河王秘书接待了他，这位老学者就是当时刚刚从苏联归来的林登嶽（yue，岳）先生，他当时担任主任。刚到第三室的沛霆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处境很艰难，到处都是俄文、英文老专家，他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看外文专业书都必须依靠字典的年轻人，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做出自己的贡献呢？

     带着思考，他开始了实践尝试，一个契机让他参与了《大爆破汇编》工作，还一鼓作气编写了《大爆破文献索引》、《大爆破文献汇编》、《大爆破综述》，当时这个方面的权威袁翰青教授还在此基础上做了化学专题的述评。通过实践，沛霆先生将文献按照加工深度做成了四种形式的报道，形成了情报产品的初级分类。后来经过聂春荣（聂卫平的父亲）所长的认定，归类成为索引、文摘、述评三大类九小类情报产品。后来在全国情报刊物管理委员会的策划指导厚，规范了情报刊物的规范性发展，受到了日本等情报强国的关注。

     同年，也就是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武衡秘书长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提出了情报工作四字方针“广、快、精、准”，会上，沛霆先生发现专家们都很关注如何找情报的问题，关注找资料方法的讨论。那时候，已经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沛霆先生敏锐的觉察到——情报工作是一门学问，可以分类法为主，字顺主题法为辅助。此后四五年的时间里，他开始专注分类法等检索工具的研究。

     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情报所更名为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每个专业只设置了一两个人，而当时中央各部委的专业情报所，一个专业就有好几百人......面对人力资源上的重大悬殊，沛霆先生开始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他回顾了自己在大爆破专题情报实践中的经验，发现可以在“综合中求生存”，在“综合中创新”。可以做专家不能做、不想做但又十分需要的事情，这类似于蓝海战略和差异化策略。也就是利用综合法去补专家的短，而不是代替专家做决策，只专注于通过情报综合创新工作辅助专家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沛霆先生发现——“综合就是创造”，综合法不仅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还可以实现思维上的飞跃，让专家在更高思维河认知层面上进行创造。

     他发现，牛顿、瓦特等人类科学和技术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发明家，都是在专业发展中综合创新、精益求精的。牛顿的那句“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谦虚，而是陈述了只有在专业分工基础上进行综合，才能实现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突破。创新不仅仅只有打破旧事物一种逆向思维，还有“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平行思维。不去剥脱或掠取专业创造者所拥有的，而是为专业创造者助力，辅助其持续创新。

    他还发现，翻译不是情报的核心工作，跨专业链接才是，从国内外情报工作实践中挖掘情报规律，解放思想，创办情报学科，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