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年10月12日晚

地点：阳光一百国际新城204

主讲人：沈晓岚

摄影：童雨溪

撰稿：沈晓岚

参与者：余小波、陆启越、刘潇华、张金峰、唐兴、张亮亮、童雨溪、沈晓岚、彭悦、徐淼、张择宾、李泓达

七十载，祖国华诞。回首顾，中华崛起，世人惊叹。红帜飘飞国色赤，雄狮睡醒乾坤颤。望今昔，中华巨变，举世震惊。九州宁靖民殷富，韶乐清和凤有仪。今之华夏，复兴梦，正扬鞭快马，指日功成。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教育兴则国兴，神州焕彩的今天，离不开教育的保驾护航。

沈晓岚：首先，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4.5亿人口，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生只有11.7万人。如今，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人类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次，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新中国教师培养经历了独立封闭师范教育的体系化建设到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的实践探索历程。教师培训实现了从无到有、恢复重建、改革扩展、全面转型和协同发展等阶段，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区）、学校五级培训管理体系。再次，教育越来越注重公平。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重视扶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并推进义务教育的区域与城乡间均衡发展。进入21世纪后，结束了双轨制政策，推进城乡一体化。2015年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改善乡村教育师资状况。2017年底实现国家贫困县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目标，使3700万名贫困地区学生受益。我国教育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一方面是思想上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另一方面是行动上政府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为教育发展提供物质保障。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首次超过4%，突破2万亿元，并且连续6年保持在4%以上，真金白银的支持为我国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刘潇华：教育观是关于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基本观念体系，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教育的基本认识。70年来我国教育观的发展变化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初期探索阶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该法规将教育当作培养建设人才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也明确了对旧教育和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历史任务。二、伟大转折阶段。此阶段在初期探索阶段的基础之上，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时代，以1985年教育部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三、回归本真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及重要教育政策文献中对教育观的表述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教育的理解从片面的知识、技能等转而强调人的全面素质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标志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入新阶段”。四、重要拓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又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教育培养人，不只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发展也是要为人服务的。我们的教育观又逐渐从经济建设转向“人”本身，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教育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飞跃。

陆启越：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第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显著提高，内涵式发展取得新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显著提高，在聚焦内涵发展方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取得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当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5，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正向普及化阶段快速迈进。2012至201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0%增长到45.7%，提前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40％目标。我国高等教育通过地方高校、区域高校的水平提升，以及高校内部质量水平的提升，实现了整体水平提升。从2012到2016年，进入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前500名的内地高校从31所增加至98所，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到770个，学科进入ESI前1%的高校从91所增加到192所。第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高校为了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严格把握人才观，质量关，实现高等教育内外部的关系的协调发展。        张亮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助学金、学杂费减免等资助政策，到现在的两免一补、阳光早餐、午餐工程政策，资助政策不断得到完善，学生们的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到了提高。据201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跟踪监测数据显示，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男、女生各年龄段的平均身高比2012年增长1.9厘米和2.0厘米，平均体重增加1.3千克和1.4千克，资助体系的完善促进了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近年来，党和政府通过实施国家资助保障广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使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质的飞跃。1964年至2018年，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92年提高到9.26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7%提高到29.3%；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4%提高到13.0%；文盲率由33.6%下降到4.9%。学生资助体系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发展。

徐淼：高考也促进了我国教育公平的发展。自1977年恢复高考，人才进阶的通道真正打开。湖南普通农民袁亚湘考入湘潭大学数学专业，通过高考走出农村，从湖南到北京、再到英国剑桥，一次次打破人生的“天花板”，成为一名数学家。1977年恢复高考，使得27万人叩开了大学的校门，迎来了命运的“拐点”。其中包括国家财政部部长刘昆、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等人。高考是不看“票子，面子”只看“分数和卷子”的科学选才方式。高考给无数寒门学子提供了向上发展的通道和实现梦想的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有11.7万人，而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考生只有5.9万人；201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3833万人，同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超过1000万人。当然，这些数据的背后也带来了一些教育问题。一方面是学生的课业负担加重使得补习班数量过多，导致市场恶性竞争，不利于优化教育生态。另一方面是国家过于重视高考，应试教育现象较严重，易忽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因此，教育者要不忘教育初心，找到合理有效的方法扭转单纯以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评价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倾向，让学生快乐地面对高考。

唐兴：应试教育存在它的合理之处。《中国最佳教育随笔》中的一句话，“中国的现状是很多人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问题，物质文明还没有高度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人为本的概念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于那么多期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应试教育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夸张地说，所谓全面发展是养尊处优者的呼唤，这决不是绝大部分就学孩子特别是农村孩子的心声。”以应试教育来选拔人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只能通过分数来公平选拔人才。应试教育还能够节约时间，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通过老师的直接传授有利于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能。

张金峰：我国未来五年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第一，是我国招考制度更加公平公正。主要体现在：其一，考试的组织形式从以公平为目的的“统一”转向以公平为基准的“多样”。从废科举到新式学堂的兴起，再到民国大学单独计划、统一等多种招生形式并存。总体趋势是由单独招生向统一招生渐进发展。其二，考试的命题形式从“统一”到“分省”再到 “一纲多卷”，是从“考试公平”、“区域公平”再到“有效率的公平”的递进。第二、混合式学习（线上线下相结合）日趋发展。混合式学习融合了在线和面对面两种学习路径，为学习者提供了整合化的学习体验，并提供灵活的学习支持。这些融合的方法能同时促进独立学习和合作学习，并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提供更多渠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和教育工作者将在线学习看作某些面授教学的补充形式，人们对在线学习的认识也日趋理性。混合式学习的优势很明显、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利用数字化环境提供新思想、新服务和新产品的时机已经成熟。

童雨溪：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第一，初期时期的创建阶段（1949-1977）。此时我国特殊教育只有盲、聋儿童的教育，涉及的面并不广，各种资源也不配套。第二，全面重建的恢复时期(1978-1988)。我国于1982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1985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面向全国招生，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中等特殊教育师资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于1980年建立特殊教育研究室，扩大特殊教育目标群体的范围，将智力落后儿童纳入教育范围。第三，稳中求进的探索时期(1989-1996)。我国于199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与残疾人有关的法律。1992年在南京开办了全国首个聋人普通高中，至今仍在进行专门的残疾人教育。第四，拓展延伸的调适时期(1997-2011)。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并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提到特殊教育，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发展得到大力推进，普惠性义务教育得到积极开展，特殊教育目标群体范围得以继续扩大。第五，守正出新的转型时期(2012一至今)。自《萨拉曼卡宣言》发布以来“全纳教育”思潮迅速席卷世界，我国也因地制宜地开始进行随班就读的探索。基于融合教育的美好前景和长远效益，国家在期望促进特殊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下，将融合教育确定为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袁琳：基础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8月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再次强调“始终坚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投入的重中之重，落实政府责任”。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逐步推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确立了发达、中等发展和落后“三类地区”逐步推进义务教育的政策部署。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双基”任务，1994年具体化为“双八五”，即到20世纪末，在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5%。第二步是两基攻坚。2004年国家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并于2007年底如期实现。“两基”人口覆盖率提高到2007年的98%。第三步是免费普及。国家宣布“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学生上学不花钱成为现实。坚持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动摇，才能保证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稳步发展。

张择宾：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这一现状除了让少数单位、少数人获得巨大利益以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说并没有积极作用。它不仅妨碍了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也浪费了人才和资源，需要从体制、政策入手进行完善。要把教育事业从产业化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不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保证学历文凭的真实水平，国家应当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发展的有序、健康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以教书育人、培养人才为根本，要让文凭物有所值，让人才各得其所，干有所成。

沈晓岚：要推进我国教育持续发展，应当坚持几个方针不动摇：第一、坚持立德树人，抓住教育根本任务不放松。各地各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将德育落实在各科课堂教学之中、渗透在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延伸到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不断提高广大青年学子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第二、继续深化改革，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主动放权。从“越位点”退出，同时把“缺位点”补上。

彭悦：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其中第9项：加强学生体育课程考核，不能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者不能毕业。这一规定有些极端化，应当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习惯，而不应一味地追求结果。在中学阶段牺牲体育活动时间来“补课”是得不偿失的。

李泓达：首先，要提高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教师既要注重自身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也要将其传递给学生，促进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其次，教师要传授学生终身体育的运动方法。高校体育教学内容应该与时俱进，进行不断的更新发展。根据学生自身的需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改进。再者，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要推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创造终身体育教育的氛围。高校要加强校园内终身体育教学氛围，比如经常组织各种体育比赛和讲座、拉近学生与体育运动之间的距离，促进学生对体育运动的正确认识和足够重视，并辐射带动周围学生，让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

余小波老师：我主要谈谈70来年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大致经历了五个不同时期：一是1949——1966年的质量保障初始时期。建国以来至1966年的十多年时间里，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时期，也是质量保障的初始时期，由于受计划体制的制约和影响，无论是最初的中央统一管理，还是后来的中央与地方二级管理，政府的集中质量控制是初始时期质量保障的最大特点。二是1966——1976年“十年动乱”中的质量失控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国各方面建设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的十年，教育领域出现无政府状态，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高等教育是重灾区，受到空前冲击，高等教育名存实亡。三是1977——1985年质量秩序的恢复重建时期。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高等教育战线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拨乱反正。经过两年的徘徊，特别是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彻底澄清了“两个凡是”带给人们思想上的混乱，高等教育面临着恢复、调整和发展的艰巨任务。四是1985——1998年质量保障制度的建立时期。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标志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五是1999至今质量保障体系的发展时期。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由于招生规模增加太快，引发人们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担忧，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教育质量，成为政府、社会和高校的共同关切，发展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最大特点。总体来看，经过70年的发展，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但理论研究的深度还不够；政府在质量保障中作用突出，但社会、高校的作用发挥不够，特别是三者功能的耦合急待加强；本科教学质量保障的重点地位已经确立，但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高度重视评估评价的作用，但缺乏对多种质量保障手段的有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