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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年代,在我早期医学研究道路一些重要节点,有多位素不相识教授专家在论文评价,论文发表等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使得自己增加了将科研引向纵深的信心。
1967年,19岁的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在工业企业的医疗机构中做着类似于赤脚医生的工作。这一干就是10年。就在这期间,我对一个医学问题产生了探索的兴趣和愿望,并且写下论文去投稿。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有幸成为山西医学院(即现在的山西医科大学)的一名老三届本科生。1982年从医学院毕业以后,我积极投入了我己选定方向的医学研究。我的医学研究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类型,即所谓理论医学。研究方向是体力活动不足病因与慢性病的因果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医学哲学与方法学问题。该研究具有医学、体育、医学哲学跨学科研究的性质。
1985年夏,我得到消息,同济医科大学与多学科医学发展学会于当年秋天在武汉召开“全国多学科医学发展学术讨论会”。我闻迅后,写下“在理论上确立体力活动不足病因地位及其现代医学意义”的论文,寄给会议筹备组。其后,我意外地收到同济医科大学粟载福教授写于10月29日的来信,他说,在会议筹备组审稿会上阅到此文,认为它很有意义,建议我把它译成英文送往1986年6月12日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召开的“生物医学工程与人体工程学国际讨论会”上。我抓紧时间将论文的英文版送往美国。几个月后,传来论文被录用的消息,且全文刋登在上下两册、由荷兰爱思唯尔科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这个结果令人欣喜。
随后,粟载福教授在他的论文“泛系医学概述”中对我的英文论文做了引用,为吴学谋创立的泛系方法论和泛系医学提供了一方面的论据。关于引用的情况,我将另有博文介绍。
在这件事中,我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刚毕业时就职的工作单位是太原钢铁公司的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就是这么一位作者的论文,被著名大学教授粟载福看中,热情推荐,助我登上一次国际学术高地。
令我振奋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山西医学院医学辩证法研究会会长张守诚教授获知我论文发表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会上,于是写一篇简讯,刊登在了1987年2月22日“健康报”第四版上。机缘巧合的是,此简讯被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科王克明教授看到。素不相识的他对论文极有兴趣,他于1987年10月30日主动写信给我,表达对我论文的重视。他在信中说:
“从2月22日健康报读到你‘在理论上确立体力活动不足的病因地位及其现代医学意义’的论文已选送国际会议的消息令人鼓舞。目前卫生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尚有很大的阻力。文革前的卫生部曾非常重视运动医学,规定为必修课;而今天的卫生部班子连选修课都未列上,只是认识了康复医学,在倡导康复,而只字不提与推动全身健康教育至关重要的运动医学。我拟再次上书卫生部,改变他们的观点。为此,我们可能有共同的语言和愿望。” 随后的又一封来信邀请我去白求恩医科大学任教。
在1992年,我阅读文献时发现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在中医学方法论、中医系统论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我也看到,他与我的研究在医学方法论上有不少交叉之处。
这让我产生了就我的探索求得祝教授指教的想法。于是我写了一封长信,表述了我俩研究的交叉点,并将“理论上确立体力活动不足病因地位及其现代医学意义”的论文寄给他。
不久后,他于92年9月19日给我回了信。他对论文的点评写在铅印论文的页边距中。他非常用心地写下了长达3000字的点评意见。他的点评中肯透辟,既有热情洋溢的称赞也指出论文中的不足之处。他点评道:
“研究思路对头,所提问题符合医学发展最新趋势,有巨大潜力,抓住了有本质意义的一个问题。”“作为西医学者,提出和论证这样一个问题非常难得,说明你的学术思想站在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但所提问题有相当难度,这实际上是科学划时代转折中所面临的一批问题。你看到抓到了,并有根有据,有事实,又感到一时解决不透彻而心中时惑,也是必然的。我看,一要坚持,二要开拓。”
我俩的学术交流碰撞出学术火花,我萌生了一个医学方法论课题。不久后我写下了“人体功能变化、医学功能方法与功能病理学”论文,发表在1999年的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在2010年1月25日,我通过以文会友方式结识了湖南吉首大学医学院钟飞教授。他长期从事医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深的专业造诣。他独辟蹊径,发表了十多篇较有份量的高水平系列研究论文,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研究切入点,在理论医学和医学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骄人的业绩。
而此时的我,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积累,以及近四十年绵长的理论思考,我产生了写下一本医学著作的愿望。
我与钟飞相识之后,通过电话或信件就共同感兴趣的医学学术话题展开交流。至2014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医学专著《代谢综合征体力活动不足病因论》时,钟教授慷慨应允为我写下向出版社的推荐信。同时写下推荐信的还有前述祝世讷教授。
钟飞教授在宣传,推介我的医学专著上做了很大努力。当我对此表示惑谢时,他在微信中给我写道:“杜兄:我作了件学术意义上的大好事,你的这本专著的学术价值就在于拓展了另一重学术高地,和独特思维取向,这对于我们年轻教师的教学思维提升和科研意识的养成具有触类旁通和启发作用,
还有,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戴豪良教授也与我建立了长期学术交流的友好关系,书信来往频频,他对我的理论医学研究非常支持,我从他的学术见解中获益不少。
因为有多名大学教授在我研究的起步阶段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帮助和支持,使我的医学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并向纵深推进。在正式期刊和学术讨论会上我共发表10余篇医学论文,完成了46万字的学术专著《代谢综合症体力活动不足病因论》。最近的七年里,我又就着一个理论性更强、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有普遍意义的课题进行了研究,发表论文“体力活动-胰岛素敏感性因果关系研究” 。该论文2022年11月发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科技论文预印本系统。(关于此论文此前在本人博客中已有介绍)
抚今追昔,我感恩科学的春天里纯真的学术生态,感谢这么多大学教授在我研究初创阶段主动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这让我深切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教授们充满了追求真知的精神,对学科内新进展抱有满腔热情,以及尽心竭力扶植学界新人的高尚风范。我对几位教授给予的帮助心怀感激,写下真实回忆,永志不忘那一段闪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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