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总会遇到贵人。我回顾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深深感到，一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在人生关键时刻给予帮助、信任与机会的人，同样值得铭记和感恩。

1988年，我在宝钢工作期间，参与解决了宝钢二期工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宝钢冷轧系统尚未引进国外的信息管理系统，生产计划仍然依赖人工操作，生产合同无法实现计算机化。这已经成为二期工程投产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前，宝钢自动化部、生产部技术部以及冷轧厂曾两次合作攻关，但都以失败告终。

后来，在主管技术工作的何副总经理支持下，项目重新启动。何副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八十年代曾担任鞍钢副总经理。他力排众议，决定由我担任技术负责人。随后，我带领自动化部、生产部技术部和冷轧厂共同攻关，建立了宝钢第一个局域网“3+网”，终于在二期工程开工前实现了生产合同计算机化。

这一项目后来获得宝钢科技大会技术进步奖第三名。更重要的是，这项成果改变了很多人的职业轨迹。生产部生产科长因此升任生产部副部长，技术部质量科长升任技术部副部长。我本人则被评为上海市科协“讲理想、比贡献”先进个人。

在何副总的推荐下，宝钢决定送我去读研究生。1988年原本确定由我到清华大学代培，但到1989年正式入学时，却改成了上海工业大学。原因是上海工大的一位老师与宝钢分管人事的副总经理关系密切。虽然命运出现了转折，但这段经历依然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来，技术部那位姓金的科长调到宝钢指挥部担任副总工程师兼电炉连铸项目组组长。我研究生毕业后，他又把我调到宝钢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办公室做助手成了电炉连铸项目第二位员工，如果宝钢电炉连铸厂要写年鉴的话可别忘了我这位元老哦。金总曾告诉我，为了把我调过去，他直接向上面打报告，要求干部处配备一名“研究生学历、外语好、懂计算机”的年轻干部做助手。干部处说宝钢恐怕没有这样的人才，他便说：“自动化部的小傅就是。”于是，我才被正式调入指挥部电炉项目组成为了项目组第二位员工。

后来，我辞职到外企工作。一次赴北京途中，我在卧铺车厢偶然结识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浦教授。巧的是，浦教授竟然也是西北工业大学六十年代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她是我的本科校友，麦吉尔大学理学博士。这次偶遇，后来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不久后，我与浦教授以及力学所另一位贾教授，为了一个技术转让项目，一同前往美国斯坦福研究院考察。也是通过浦教授牵线搭桥，我认识了该技术转让项目的负责人——麦吉尔大学政治系的努莫夫教授，并在上海接待了努莫夫教授，幸运地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

努莫夫教授是一位俄罗斯裔犹太人。在我后来的求学和职业发展中，他始终给予我巨大帮助。我后来能够获得加拿大魁北克永久居留权后想继续读书，也得益于他向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学院推荐了我。此后多年，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都不断得到他的指导与支持。

在加拿大寻找第一份专业工作时，我也遇到了贵人。那家公司是一家讲法语的机构，而我是他们聘用的第一位中国员工。面试时，我的老板告诉我，她母亲曾去过中国，对中国文化和饮食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魁北克后，她母亲甚至做了油炸花生，让孩子们练习用筷子夹花生，结果孩子们谁也夹不起来，老太太自己却轻而易举地夹得很好。我想，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中国文化天然的好感，她在见到我时，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后来，我进入耶鲁大学工作，同样离不开贵人的帮助。在众多候选人中，他们选择了我。

之后前往新加坡管理大学任职，更是一波三折。当时正值“非典”时期。学校第一次电话面试后，便杳无音讯。没想到三个月后，他们突然再次联系我，进行了第二次电话面试，并最终邀请我前往新加坡参加现场面试。因为路途遥远，他们不仅承担机票和酒店费用，还安排了为期三天的面试。第三天甚至专门安排中介带我去看房子。那位犹太裔老馆长后来成为我人生中另一位重要贵人。

她退休后移居夏威夷。得知我后来到惠特曼学院担任馆长后，她主动提出担任我的馆长导师（mentor），继续给予我指导和支持。

我后来从新加坡回到美国，也有类似的经历。中央华盛顿大学最初对我进行了电话面试，之后几个月毫无消息。突然在六月初，我收到馆长的邮件，询问我是否还对这个职位感兴趣，并表示愿意邀请我赴美面试，承担机票和住宿费用。当时我正好计划赴美国参加美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于是告诉她，我只需要两晚酒店即可。

结果，在新奥尔良参加图书馆学会年会期间，那位馆长专门约我喝咖啡，并当场与我签订了聘用合同。那时，她甚至还没有做背景调查。她对我说：“我相信你，因为你在耶鲁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工作经历，都是可以公开查证的。”

于是，我就这样重新回到了美国。而且，这是一份教职图书馆员职位，学校直接授予我副教授职称。五年后，也是在这位馆长的大力推荐下，我顺利晋升正教授。当然，我自己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担任副教授期间，我发表了三篇同行评审论文，其中一篇由我担任第一作者，与一位耶鲁同行合作，发表在图书情报领域的SCI/SSCI期刊上。

后来，我到惠特曼学院担任馆长。上任第一年，我特别邀请这位已经退休、具有美国原住民血统的前老板到学院图书馆举办学术讲座。她分享了自己采访十位成功印第安女性（其中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并撰写畅销书的经历与感悟。

而我能够到惠特曼学院担任馆长，同样离不开许多贵人的帮助。首先是聘用我的教务长（Provost）以及她组织的面试团队。团队中包括两位副校长、首席信息官（CIO）、教授代表、学生代表和员工代表。他们在四位进入最终现场面试的候选人中选择了我。

此外，还有猎头公司的推动。当时，我在中央华盛顿大学已经是终身正教授，并没有打算轻易换工作，甚至最初并未留意这个职位。后来，在猎头公司的多次游说下，我才决定尝试一下，因为即便不成功，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在申请过程中，中央华盛顿大学的同事、我的老上司——前任馆长（后来任职于加州州立大学某分校）为我做了推荐人；学校前任教务长也为我提供了推荐。他们都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我越来越相信：人生路上，处处都有贵人。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贵人，是我的表哥。在我经济最困难、准备赴加拿大留学的时候，他给予了我重要的经济资助。

我也始终感激努莫夫教授。1999年，在某位中国政要访问加拿大之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依据中国与魁北克之间的学费互免协议，为我协调了相关事宜，最终麦吉尔大学免除了我的国际学生学费。因此，从未谋面的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人员，以及麦吉尔大学，也都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回首往事，我深深体会到：人生固然需要奋斗，但许多关键时刻，往往因为有人愿意相信你、帮助你、扶持你，命运才会悄然改变。对于这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始终心怀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