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在理工科青年学人中做一个问卷调查，问一个简单问题：你读书、做科研是否手工做卡片、记笔记？可以想见，得到的答案有99%以上的“No”。

如果我让青年朋友手工听写如下词组：鬼魅魍魉、鬼哭狼嚎、饕餮大餐、耄耋老人、居心叵测、骨鲠在喉、蚍蜉撼树、连篇累牍、罄竹难书、鸿鹄之志（这十个词组是我随手写下来的），然后打分，成绩一定惨不忍睹！（不信，你试试）。

我深感，进入电脑时代以来，读书人渐渐把传统的“手工活”荒疏了！读书，没有人圈读、写眉批、记笔记，甚至读的书都不是纸质的了；看文献，没有人记摘要、做卡片了；写文章，没有人动笔头、做涂抹的了。大家坐在书桌前，盯着电脑屏幕，操控键盘、鼠标，悠哉游哉，实在轻松得很。包括我这把年纪的人，为了跟上形势，也逐渐学会在键盘上敲敲打打，还时不时地来一个“子教三娘”，拜身边的学生为师，学一点电脑新招式。

这样做的后果是：理工科出身的年轻人不会用笔写字了。

看来，比较“守旧”的是文科专业人士，例如我在上大历史系的“忘年交”陈勇教授。他是国史专家，也是钱穆（钱伟长的四叔）研究者。我为了研究钱伟长的学术思想及其渊源，专门请教了他几次。交谈中，凡是需要引经据典之处，他就掏出一摞卡片，相关资料全在纸上。卡片做得非常精致，清一色的蝇头小字，把文献的篇名、来源（期刊、出版社等）、页码以及主要内容统统写上，一张不够，再接一张。这样的事情我只在学生时代和初涉科研那会儿干过，现在也久违了。于是，与他进行一些讨论。他说：“这套做学问的本事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完全抛弃。凡是经过整理头绪、做过卡片的，可以牢牢记住，随时调用。”由于陈勇肯下苦力，学问就做得很好，一本本著作（如《国史纲要》、《钱穆传》等等）不断问世。当然，他也学会了用电脑写著作。因此，他做学问时把机械化操作与手工操作相结合，行之有效。

笔记做得好的人很多，例如，我以前提到过的林家翘先生。这里，再提到一位：北大的朱照宣教授。我有很多次与他一道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发现他有一个硕大的自制笔记本，似乎比16开本还大。每次听学术报告，他总在认真地记笔记，我有时偷着看他的笔记，留意到，他用的是比小五号字还小的字，一条一条，非常清晰，他要引经据典，就打开他的“万宝全书”。想想现在，还有几个人在这样记笔记？我有时想学，但总是不能坚持到底。

说了这些，我对青年朋友提出一个希望：尽管现在有了电脑这样的先进工具，大家还是不应忘掉老辈代代相传的“手工活”：做卡片、记笔记。这样做有如下好处：

——做卡片、记笔记的过程是整理消化、细嚼慢咽的过程，经过这一步，掌握的知识可以更加牢固；

——卡片、笔记携带方便，可随时随地调用；

——卡片、笔记便于“零存整取”。

青年朋友会argue，现在有很好的U盘，携带、使用很方便。我倒并不要求大家非得用纸质卡片不可。但是，现在有谁把电脑、U盘用作卡片存储器了？大多是“囫囵吞枣”式的拷贝，缺少一个对知识的整理消化过程。

所以，我这里主张把传统的“手工活”捡起来，并非要求做科研的回到类似于“刀耕火种”的“电脑前”时代，而是土洋结合，学会在电脑上用心记笔记、做卡片。但是，出席学术会议，还得用手记笔记。我参加几次大型会议时，看到新时代的“速记员”，抬着头，用笔记本电脑能把报告人的话一一记下来，真有点羡慕。我们没这种本事，只得动笔了。

多记手工笔记的另一个好处是：你老在写字，就不至于出现前面所说的“提笔忘字”的情况，写出来的字也可以登大雅之堂了。

书海无涯苦作舟。梅花香自苦寒来。要做好学问，就得从点滴做起。

不知朋友们以为然否？

写于2011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