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房谋杜断”是一个不常用的成语，说的是在领导层或合作伙伴中，有的人善于出谋划策，有的人则临机善断，二者相辅相成，方能相得益彰、成就大业。

这个成语涉及唐初的两位名臣：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579～648），贞观元年（627年）为中书令，任尚书仆射，监修国史，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谋臣，贞观律的主要制订者；杜如晦（585～630），任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唐初规章制度的制订者之一。他们在朝廷中是李世民的左臂右膀，重要性仅在重臣长孙无忌之下。

房玄龄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智多星”，一脑袋的idea，给正在谋求乱后大治的李世民出了很多好主意，此人性格平和，但做事决断能力稍差；而杜如晦则性格坚毅，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迅疾地做出正确判断，并雷厉风行地实施，但是为人处事偏于急躁，谋划能力稍差。李世民知人善用，把两人组合起来，形成“绝配”。遇事先请房玄龄拿出主意来（有时会冒出好几个主意），然后由杜如晦当机立断，最后李世民听取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迅速批准，形成决策，在统辖的范围里实行。可以说，房杜二人对于实现“贞观之治”功不可没。

古为今用，我们以此来考察一下，在科学研究中，如何知人善用，如何形成正确决策，如何寻求合作者，如何实施“房谋杜断”。

这里举两个实际例子：

我们知道，中科院力学所成立于1956年，在“文革”前的十年，是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这当然出于诸多因素，但其中正副所长钱学森、郭永怀先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按贝弗里奇对科学家的分类，前者属于“浪漫型”；后者属于“古典型”，他俩在一起，可谓“绝配”。

他们的共同点是：有极好的学术底蕴，且爱国敬业，心胸开阔，勇于创新。然而，钱学森的性格较为外向，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方向，进行开拓性的工作；郭永怀的性格偏于内向，善于看准方向后进行条分缕析，精密地计划、落实。建所之初，他们针对当时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学科发展特点，共同为中科院力学所的发展制订了发展战略；由于钱学森先生同时担任国防研究的领导人，他每周只到中关村一次，就重要问题提出决策性意见；而每周到研究所上班七个上午的郭永怀先生就担任了层层落实的重任。他与全体研究人员一起，部署了各个研究方向的工作，切实地抓了计划的执行和检查工作，因此，在力学所，高速空气动力学、弹塑性力学、爆炸力学、燃烧力学、岩土力学、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学乃至先进测量技术等方面很快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如此，他事无巨细，全面关心研究所的发展，甚至细致到新建的图书馆的总体安排和布置。

最近，我读《“两弹一星”元勋传》，发现在1960年代初期创建的核武器研究院里有一对科研的黄金搭档：于敏先生与何祚庥先生，他们共同参与了核武器（特别是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

他们的共同点是：善于从大局出发，用基本一致的观点和方法，宏观地把握科研方向。区别在于：于敏性格内向，木纳于言，喜欢周密思考，数理基础扎实，善于分析复杂问题、抓住本质，穷追不舍；而何祚庥则性格外向，兴趣广泛，思想活跃，能言善辩。他俩同处于一个办公室。出现的画面常是：于敏伏案钻研，时而缜密思索，时而奋笔直书；而何祚庥则把双脚搁于书桌上，昂首观书，一有灵感，随兴而发，回过头来与于敏说话，或发表见解，或求教对方。于敏经常受到一些启发，迸出思想火花。一般说来，何祚庥的思考不如于敏周密，工作不如于敏细致，因此，对于敏非常佩服，凡有大事，都让于敏拍板。两人各有所长，各知己短，相互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合作愉快，遂成有名的黄金搭档。

当今的科研工作越来越复杂，科研活动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因此，形成攻关团队时，采用“房谋杜断”的策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辞海》；《科学研究的艺术》；《“两弹一星”元勋传》。

写于2009年12月20日晨

修改于2011年6月18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