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十年前相比，我国科研队伍的壮大有目共睹，就人数而言，何止增加十倍！在研究所和高校，成千上万的人员在从事艰苦的科研劳动，先进的科研成果层出不穷，每年几百项国家级奖项的产生，一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就是明证。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种现象不大正常：有太多的人在科研二线晃悠！

我们先来界定科研一线和科研二线的工作人员。

所谓科研一线的工作人员，指的是：亲历亲为地参加科学研究全过程的人，也就是说，从现场调研、文献调研到科研选题、科研立项，从方案论证、技术路线确定到实验实施、公式推演、计算验证，从结果分析、成果检验到总结提炼、敷衍成文，无不一一做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算真正参与完整的科研实践，称得上是战斗在科研第一线的人员。

所谓科研二线的工作人员，指的是：只是参加某些科研环节的人员。他们也许读一点文献，参与科研立项（现时有一个难听的代名词：“参与抢钱”）；有时，也拍拍脑袋，出一些在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案方面的主意，而具体进行实验设计和操作，完成理论分析、实验观测和数值计算，则远远退缩在后面，极少亲历亲为，大多数由其团队成员（包括研究生）来完成；最后，对所完成的成果报告或论文，能瞄上一眼，已是很不错的了。当然，他们不会忘记堂而皇之地在论文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也有在学生抄袭的论文上署名因而倒霉的）。更为糟糕的是：一年到头，有的人连一篇近代文献也不看，还敢斗胆“指导”年青的团队成员，我在以前的博文里把他们称为“科研掮客”。更为可叹的是，这类人头上有时还顶着种种耀眼的“光环”。

好像以前不是这样的。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在一线奋斗，只有少数年长的、资深的负有指导责任，离开一线稍稍远一点。

这里来解剖一下过去的一只“麻雀”，材料绝对可靠。

1963年，我进中科院力学所的第二年，加盟第六研究室（即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室主任是我的导师郭永怀教授，室里除了一位行政副主任以外，全部是一线科研人员。全室有四个研究方向：磁流体力学稳定性理论、受控核聚变、同位素电磁分离、电磁流体直接发电。担任学科带头人（按现在的叫法）是：曾是苏联专家别洛娃的研究生的北大才子徐复、在苏联获副博士学位的邱励俭（后来曾任中科院等离子体研究所所长）、北大58届高材生胡文瑞（现为院士）、留苏回国的唐福林以及郭先生在美国带过的学生潘良儒先生。在郭永怀先生亲自率领下，这些研究方向的负责人带领着一群年青人，共同向电磁流体力学这个当时刚形成的交叉性前沿领域开战。

郭永怀先生组织了一周一次的讨论班，先集体攻读留比莫夫关于电磁流体力学的专著以及相关论著，而后每周汇报、讨论各自的研究进展。所有人员都直接参与科研工作中的所有环节，人人都在做理论分析或实验观测、数值模拟，没有一个人游离于“科研二线”。短短几年中，就创造了第一流成果。当时在中科院力学所的其它研究室，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在出访境外高校时，所见到的情况也大多这样。绝大多数导师都活跃在科研第一线，不管年龄大小，都在看文献，分析问题，演绎公式，甚至自己进行数值计算。例如，MIT的梅强中教授，他是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如今已年逾古稀，他较长时间内总是带着五六个研究生，每天与一个研究生详尽地研讨问题（至少一个小时），从不间断；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合作研究时，看到我的host许为厚教授，当时已近65岁，我曾亲眼看见他在仔细核验研究生所编的计算程序，与他们进行具体入微的讨论。国外学者一般认为，一旦远离科研第一线三年以上，就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止。

当然，国内也有一群中青年学者做得很好。例如，我所有一位从事石油工程研究的教授，已到“奔五”之年，每年仍有近半年的时间在国内各油田奔波，搜集第一手资料，验证自己的科研成果。在我所有不少这样的一线科研人员，但也有待在科研二线的。

 

目前国内有那么多人在科研二线晃悠的原因何在？有危害性吗？愿与大家讨论。

 

写于2010年1月23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59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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