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文是6月15日发往群邮件的内容。]

旁人常常会高估语言对人的伤害，而对于不能履行职责所导致的伤害却不已为然。

以前我对导师们特别尊重（现在只尊重负责任的导师）。有一次考研前，我给一位导师写信，随信寄去了一个信封，上面写好了回信的地址，还贴上邮票。我这样做是为了节约对方的时间，同时增大收到回信的机会。我在这些事情上考虑的很周到。我的确收到了回信。那位导师是搞通信的，在那学校也很有名气。那里的同学推荐我报考他。那位同学在数学系，但他不喜欢数学系。那是第三次备考时的事情。我曾去那位导师的办公室拜访过。当时有位女学生找他写推荐信，我在旁边等了一会儿。完了以后我们谈了一会。下班后，为了延长谈话时间，他建议不乘坐电梯，而改走楼梯。接下来的一年我计划继续考他的研究生，但是考试前两个月，那边的招生办忽然要求我改考其它科目，否则只能报考数学专业。按以前的惯例，数学专业的学生如果要报考通信专业的研究生，允许按数学专业的科目准备考试。

我没办法，来不及了，只好又考数学专业。招办的老师在电话里问我报哪个导师，我说考上再说吧。后来填报导师的时候，慎重起见，我询问了数学系负责研究生的老师。这是一位女老师，她建议我报某某导师。等我到了学校，发现那年只有我一个人报考这位导师，当时我考了全系第二名（算上控制那边的则是第四名）。另一位同学是调剂过来的。我感到很惊讶。然后，我又调查了通信系的情况，发现还是有学生按数学科目考试而被录取的（我的分数在通信系是第一名）。根据后来的种种迹象，我悟出一个道理：“女人拉拔女人”（我对女士们没有偏见，这里只是指出一种社会现象）。2006年底我回到学校后，见到当年那位数学系负责研究生的老师。当我看她的时候，我能感到她心有不安。

当然，经过多次努力终于考上了，我还是很高兴。孩子出生、中秋、元旦、春节等，每逢节日我都要去看望导师。我是工作过的人，觉得这是礼节。后来我觉得，这可能反而造成了某种误会（初到天文台时我带了两瓶酒，但一直没送，怕引起类似的误会，用报纸包好在床底下放了好几年；我离开前作为纪念留到组里了）。特别是，她很可能把我和一些混文凭的“在职生”给混淆起来了，把我的礼节当成“做人”了。反正，她从不跟我谈学问，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会跟我谈做研究的事情。有一天中午，我从东门小卖部出来，遇到学校里唯一的院士。我赶紧装好刚买的牙膏，噔噔地跑过去，问：保院士，学问怎么做？他沉吟了一会，反问道：这话从何说起？你的导师是谁？我没吭声。他见状，告诉我他的办公地点，让我找他。可能是出于顾虑，我居然没有去找他。我不懂得“凡事利己”的道理。我一直是这样。我2010年试申请国外博士后没成功，后来就没再申请，我觉得很难扔下所带的研究生。

2006年6月30日夜，我在朋友的陪同下登上了北京到太原的列车。在家休息期间，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导师问了一些事情。那时她的老公刚去世不久，心理比较脆弱。经过追问后，我才知道“联合培养”的真相。这边有学生但没经费，接收方有经费但没学生，于是交易发生了。拿我和另一位博士生换取了6万元的“经费”，而事先我压根不知道这种情况。在电话里告诉我说，那些钱都给师弟师妹们用了。后来到学校后，有一天在办公室，居然说我把她的这条财路给断了。说完又感到不妥，显出掩饰的样子。其实，从某个时期开始，压根就不带学生了，而是将学生“送”人了。她有一种本事，能把这些事情说得很“优雅”很“得体”。

说起这“联合培养”，本意大概是资源互补，但也意味着两边导师都有不足。无论如何，双方都必须跟学生把情况讲清楚。实际上，遇上这样的事情，学生已经吃了亏：培养不了还为何招学生？好，招就招吧，招来了“送”给同行培养也算。一上来就跨学科，没有强大的支持，太残酷了，死了都没人知道咋回事。其实，我刚到组里的时候，有位同事提醒我说，“你们很吃亏”，但我那时哪里晓得其中的厉害。尽管如此，我的心态一直很积极。最初的时候，交给我一个工作，我两个月就完成了，那时是2002年底，而直到2009年才有三位德国人做出类似的算法（有所发展）。当初我提出先发表一下，但得到的建议是会上作报告也是一种形式的发表。结果那项工作拖到2006年才正式发表。我遇到的麻烦不止这些，凡事全都靠自己不说，而且“臀困于株木”（参见《周易》 “困卦”）。。。

大概2007年3月的时候，我的精神变得很不佳。有一天忽然有位女生跟我打电话，说是我的一位师妹。我以前没见过她。导师安排我跟她一起做论文，以免太落单。她跟我讲了一些情况，说她每天晚上都哭。她也给“送”到其他导师那里去了。。。我不否认获得过导师的帮助。但感谢归感谢，批评归批评。一码事归一码事。以我的资质、耐心和韧性，加上对学问的执着，假如能得到正常的指导，绝不至于走那样的弯路。。。我头脑中出现过这样的画面：先是在那里摆上火坑，人们不知道跳了进去了，等到烧得不行了，又向摆火坑的人求救，最后还得向人家感恩戴德！假如你烧死了，他们会说：你本来就不行！（我说，咱们还是去掉“致谢”之类的东西吧，这年头那东西最不好写，多半都是些愿望！）

我现在忽然想起，读博后期的某一天，在校门口遇到了开头提到的那位导师。当时我手里提着个塑料带，里面装着一只玉米。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短暂的停顿后，各自无言地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

我所经历的那些事情，给我造成空前的精神痛苦。我没有办法假装没事。而制造这些痛苦的人，他们压根就感受不到这种痛苦。假如你不指出来，他们就会假装没事。而对于我的指责，他们自有办法推脱，相信也会有很多人维护他们，所以我就不在这方面费心了。

由于这些经历，我对研究生形成一种普遍的同情，而对那些不良导师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仇恨，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也变得敏感，而不是麻木不仁。去年一位清华教授的硕士生非正常死亡。我当时专门写了一篇博客公开谴责。然后我又写信追问他，有没有定期跟踪学生的进展等。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媒体报道不实”。我将他加入这个邮件列表。前段时间他自行从邮件列表中退出了。想想看吧，国产导师们都堕落到了什么地步？《道德经》明明有个“德”，非给扔掉。这社会现在最缺这东西。

正如卢梭所言，这些人只有等到病痛到来的时候才会有良心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