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关于气候变化的访谈中，朱棣文说道，“我们低估了很多令人不安的（气候）变化的程度，（我们）依旧难以精确地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至少在100年内，(我们）无法弄清楚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影响。这就好像是去看医生时说，‘我超重32公斤，有吸烟的习惯，但是如果医生你无法准确地预测我的未来会发生些什么，我是不会戒掉芝士蛋糕（高热量食物）或戒烟的。’没有人会那么要求他们的医生，为什么我们在采取行动前要这么要求气候科学家（做出精确预测）呢？”[1] 环境保护不仅与科学的研发有关，也需要塑造价值观与提高公众意识。

在美国家庭用电中，衣服烘干机的使用是一个重要的耗电因素[2]。牛的反刍（打嗝）是温室气体甲烷的一个重要的源头[3]，而牛奶、芝士与牛肉是美国人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广人稀的地理特征又使美国人倾向于住独栋别墅（house，空间大且不节能环保），借助私人汽车出行。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显示了美国人在能源消耗中的巨大浪费，让其他国家鼓励环保的人们不禁哑然。如果不改变生活习惯，即便再多节能设备的科技研发，对于环境保护而言，也都只是杯水车薪。纯粹批判其他国家的生活习惯是一种比烂的心态，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我们更需要从他人的错误中吸收教训，更好地塑造环保意识与观念。

为什么人们会浪费资源，一个直接原因是资源或商品的低廉的价格。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免费供应食物，厕所免费供应厕纸，免费便容易产生浪费。美国的水电价格相对于普通人收入水平很低，那么水电的浪费也便不难解释。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相对于收入而言肯定会下降，那该如何鼓励节约资源能源呢？一个简单的方法便是提高价格，欧洲的汽油价格远高于美国，所以鼓励公共交通的使用，而减少私人汽车的出行。由于水电等商品是生活必需的，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直接提高价格并不合适，所以我们生活中的阶梯电价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保证适度生活的需求，通过超额的惩罚性价格减少浪费。阶梯价格的方案的确好，但是适用的商品有限，仅限于每家每户的装有水表、气表、电表的月度计算使用量的商品，却无法应用于食物、纸巾厕纸、汽油等大多数的商品。一些环保人士可能提出，提高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然后通过发放经济补贴的方式，补助低收入家庭，可以保证人们的生活必须，同时提高了节约意识。但是这样的方案难以确定必需品的门类，难以离开市场去决定合适的价格，反而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为了减少浪费，却给日常生活平添了很多混乱，得不偿失。减少资源的浪费，节能环保，不仅需要经济的举措，更加需要提高公众意识，从而直接鼓励个人的节约资源的行为。

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是格外重要的。应对气候变暖，不仅需要科学，更需要公众的环保意识与参与。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科学无法精确地对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进程。科学的精神鼓励质疑，所以也有一些科学家质疑气候变暖的研究结论，比如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4]。正如前文中朱棣文采访中所说[1]，美国的一些人认为，既然科学无法完全证明气候变化的结论，所以对环保措施等采取怀疑态度与保留意见。我们并不需要执着于要求科学提供完备的气候变化的证据，而直接塑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价值观或世界观。日本由于缺乏自然资源，所以一直在节能、垃圾分类与回收等细节中展现出与环境友好共处的态度。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有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那么一个人便不需要介意科学预测的精确性；未来30年内，全球平均气温到底上升1度，1.5度还是2度的研究结论，都并不影响自己的环保意识。

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需要传达给所有人，不管贫困或是富有。2010年，丁仲礼据理力争，认为IPCC的国际减排方案明显是不公平的，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给予发达国家更高的人均排放权也是不公平的[5]。从个体角度来看，富裕家庭可以通过雇佣钟点工的方式转嫁自己的环保责任，免除垃圾分类与回收的义务。一些纽约或加州的富豪，住大豪宅，出行采用私人喷气式飞机，这些奢侈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碳排放远高于普通人，所以理应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虽然人们不可能侵犯隐私去检查富裕家庭是否亲自进行垃圾分类等环保措施，但可以借鉴前人给出的方案。“……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人身保护缴纳同等的人头税（因为这种保护对每个人具有同等的价值），但为自己的财产保护缴纳不等的财产税，因为各人的财产是不等的”[6]。比如垃圾分类回收在一个月内占用普通人1小时的时间（每天2分钟），平均每人每月工作200小时，也就是等同于0.5%的收入，所以比较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对高收入者与高净值人群征收0.5%的环保税，从而更加平等地落实环保的责任。具体的数额可以由经济学家、环境科学家等专家与全社会共同讨论决定。由于现代社会的便利性依赖于金钱的使用，迈克尔·桑德尔认为“所有东西的市场化便意味着富裕者与一般收入者正过着日益分离的生活”[7]。每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环保的责任不应该因为收入或财富而产生不同，每个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更高的环保意识，意味着人们会更加重视居住地附近的环境卫生与环境标准，有利于社区居住群体的健康生活。美国密歇根州的弗林特水危机事件，导致饮用水的铅含量超标，波及上万个儿童，这一危机的发现有赖于弗吉尼亚理工的教授（也是土木与环境工程师）马克·爱德华团队进行的水质检测[8]。随着完成资质认证的检验与检测机构数量的增加，环境样品的检测价格的降低，居民们也有更多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举报非法排污的企业，更好地保护居住环境。

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可以从微小处着手，一些有趣的产品设计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节约与环保意识。坂茂设计了四角形纸管的卫生纸，相比圆形纸管并不方便，因为四角形状纸管的卫生纸在使用时因为阻力而发出响声，而这响声反而传递出节约资源的信号[9]。类似的，可以开展一些关于环保的设计展，将获奖的设计应用于一些商品的生产，从而将环保的理念更多融入人们的生活与习惯中。在美国的很多州，超市依旧免费提供塑料袋或纸袋；与之相反，中国超市的塑料袋都是收费的。这种收费行为其实完成了两项任务：1）提醒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鼓励消费者自带购物袋；2）将购买塑料袋获得费用，投入到环保材料的研发，比如可降解塑料，也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从性价比高的环境友好的塑料袋生产企业购买。科技与资金的投入可以研发更多对环境友好的商品或技术。

司马贺认为，“准确预测全球变暖的发展路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更加可行与有效的方式是思考与研究一些可供选择的政策，在合适的时机采取这些政策，从而减缓变暖的趋势，减少不利影响，利用有利的变化。”[10] 蝴蝶效应的概念已经让大家了解到，长期的气候变化的确难以预测，但是并不代表应该放弃科研与尝试。根据美国国家海洋与气象局的估计，2017年由于天气或者气候影响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11]。相比难以预测的长期气候变化，短期内的天气预报有很高的准确度。“天气预报给社会提供了很多好处，从极端天气预警到农业规划等等。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天气预报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这有赖于改进的观测数据与模型，而数据同化（data assimilation）等技术更好地整合了模型与数据。”[12] 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超算中心，长期的数据存储都有助于天气与气候的研究[13]。这些关于数据的处理可以与大数据等研究进行合作，对于科研的学生而言也是比较好的工作保障，在这个基础上可能还可以设立新的创新企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古语有云，天有不测风云，因为当时的科技条件的限制，所以难以预测短期的天气变化。如今卫星遥感技术、雷达以及各种现代化气象观测站的建立，使得气象预报与灾害性天气的预警成为了可能。或许未来的气候演化依旧难以完全预测，但是更好的观测技术、全方位的数据，更好的模型，可能提高一些长期的气候预测准确性；另一方面，一些自然气象灾害的预防与演习，都将给我们增加新的经验与武器库，面对未来的气候变化。

环保可以从很小的地方着眼，比如适量减少肉类饮食，增加蔬菜水果，可以减少碳排放有利于环境[14]，也有助于个人健康。我们不必等待环境、气候等科学家提供准确而完备的气候变化的证据或结论以后才行动。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本身就是我们可以追求的价值观或目标，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意识，从小的习惯开始。天气预报等气象方面的科学研究的投入，不仅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可以预警灾害性天气，做好预防，减少损失，增加未来的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与实践经验。

引用文献：

[1] Agre, Peter, Mario Molina, and Steven Chu. "The real climate debate." Nature vol. 550, (2017): S62.

[2] Sanquist, Thomas F., Heather Orr, Bin Shui, and Alvah C. Bittner. "Lifestyle factors in US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nergy Policy 42 (2012): 354-364.

[3] Beauchemin, Karen A., Tim A. McAllister, and Sean M. McGinn. "Dietary mitigation of enteric methane from cattle." CAB Reviews: Perspectives in Agriculture, Veterinary Science, Nutri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4, no. 035 (2009): 1-18.

[4] Thomas Lin，A ‘Rebel’ Without a Ph.D.， Quanta Magazine, March 26, 2014,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a-math-puzzle-worthy-of-freeman-dyson-20140326/

[5] 《科学新闻》专访丁仲礼：科学理性地对待气候变化问题, 2010年8月4日，

http://www.cas.cn/xw/cmsm/201008/t20100804_2917018.shtml

[6] 约翰·穆勒，徐大建译，功利主义，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五章，论功利与正义的联系，p.73-74

[7] 迈克尔·桑德尔，邓正来译，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和公正的正面交锋，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章 冠名权，p.239

[8] Gewin, Virginia. "Turning point: Activist engineer." Nature vol. 537, (2016): 439.

[9] 原研哉，朱锷译，设计中的设计，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p.46

[10]  司马贺，《人工科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6年，Herbert A Sim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MIT press, 1996. p148

[11] Adam B. Smith, 2017 U.S. billion-dollar weather and climate disasters: a historic year in context https://www.climate.gov/disasters-2017 

[12] Alley, Richard B., Kerry A. Emanuel, and Fuqing Zhang. "Advances in weather prediction." Science vol. 363, no. 6425 (2019): 342.

[13] Hov, Øystein et. al., "Five priorities for weather and climate research." Nature, vol. 552, (2017), p.168.

[14] Heffernan, Olive. "Sustainability: A meaty issue." Nature vol. 544, (2017): S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