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餐馆第一次看见“欢迎导盲犬入内”（Service Animals Welcome）的标识时,第一反应是店主不会是个傻子吧，这个标识盲人看不见，导盲犬看不懂，何必多此一举。随行的同学解释道，这的确不是给盲人看的，而是用来提高公众意识的(raise awareness)，友善地提示餐馆的其他客人，导盲犬或许也会在此餐馆陪同盲人，希望多一些体谅与宽容。在我们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向无障碍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提高公众意识，也需要加大一些科技与经济的投入，改善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生活。

我在匹兹堡读书的时候，尤其在使用公交车的时候，能产生一种意识，感觉到残疾人与行动不变的老年人也同样生活在周围。相对于美国其他同类城市，匹兹堡的公交系统很不错，学生缴纳学杂费以后，可以免费使用公交。公交车不时会承载一些依靠轮椅出行的人，它具有配套的无障碍设施：一方面、针对轮椅，公交车前门有可翻转的斜坡供轮椅上下，车厢前部具有可固定轮椅的螺栓；另一方面、针对行动不变的老年人，公交车可以通过充放气改变前轴与地的距离（kneeling bus），降低前门台阶的高度可以方便老年人踏上公交车。这些无障碍操作或许要耗费几分钟，但是这种人文关怀，以及乘客间的互相体谅，让人觉得内心平静。我的个人感受或许并不具有一般性，因为当时作为学生，时间安排更加灵活，不需要和上班族一起因为早晚高峰的拥堵而感觉烦躁；另一方面匹兹堡作为地广人稀的大农村，也不具有其他人口密度高的城市的拥堵程度。但是这种日常生活中培养起的无障碍社会的公众意识确实是应该宣传和推广的。

提高无障碍社会的公众意识可以在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之中。1957年的美国悬疑电影《控方证人》有一幕与主线剧情似乎不大相关的场景：主人公作为一个老年人律师，因为心脏病以后上下楼梯不方便，所以楼梯上安装了一个电动装置可以帮助他上下楼；这里，演员们的嬉笑的互动却使得行动不便的问题变得幽默，而不是增加观众心情的负担。2000年左右的日本电视剧《美丽人生》讲述残疾人与普通人的爱情故事，常盘贵子饰演的残疾人，反而不是让观众同情，而是让观众共情到她生命的热度。2017年的香港电视剧《盲侠大律师》在表达正义追求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观众对盲人群体的意识。其中有一段主题餐厅的情节，这个餐厅通过让食客戴上眼罩或者用布蒙住双眼进行吃饭的方式，让就餐人员体会盲人生活的不容易。这样的经济活动或许有一种消费盲人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体谅别人的方式用非金钱的方式，或许会有更好地效果。比如在国际盲人节的时候、让普通学生蒙上眼睛就餐、写下作文表达共情的感受，或许可以考虑。一些影视节目的导演编剧们、也可以考虑与残疾人协会等商讨一些更加能够让人接受的方式，进行提高无障碍社会公众意识的活动。提高公众意识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用科学技术和经济手段去建设无障碍社会。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时代，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新的解决方案。冯友兰解释韩非子的思想时，做了这样的阐述，“先秦的法家，和前期的其他思想有很大不同：韩非认为，或许古人的确淳朴一些，但是古代人的数量较少，财富较多，所以人们竞争不多，随着人数变多，财富分配就会成为问题；由于出现的全新情况，新的问题就需要新的方案”，韩非用“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来解释尝试用旧的方式去解决新的问题是不智的。[1] 我们在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便遇上了日本如今的老龄化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是前所未见的新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与科技水平相比过去二十年，有了很大的提升，也有一些余裕可以投入资金和技术去解决这些新的问题。

建设无障碍社会的科技手段，大致可以分成主动与被动措施两种。主动措施或装置提供给某个指定用户使用，比如提供导盲犬，设计制造适合残疾人使用的汽车（比如《美丽人生》中的汽车），或者霍金使用的发声装置等等。被动措施或设备提供给非特定有需求的用户群使用，比如台阶边上的无障碍斜坡，在住宅公寓楼梯上建设的供老年人上下的电动装置（比如《控方证人》中的楼梯自动装置），人行道上的盲道，红绿灯的语音播报装置等等。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如果主动装置研发成功，应该可以利用规模效应，量化生产而降低成本，甚至可以考虑出口外国。被动装置需要考虑使用率，或者适用人群的人口密度，才能比较经济地维护与维持。打个比方，在欧美国家开设一家面向亚裔的杂货超市，需要在亚裔数量较多的城市，否则难以盈利；当然如今因为物流成本降低，网购送货到指定用户也一样比较经济，这两种情况大约对应于被动与主动措施。主动或者被动措施都可以用来提高普通人的无障碍意识，更加宽容体谅和谦和，但我们也应该考虑使用比较经济的方法，才是更好地利用资源。

主动无障碍设备的研发，可以考虑通过科技专项拨款， 建立扶持开源项目的研究与预研究，招聘一些志愿者，比如大学生研究生等等。如果科研从头开始，制造一些主动装置提供给残疾人使用，追求利润的企业或许因为研发不确定性比较大，而不愿投入。所以这样一些开源的项目或许适合大学生研究生领衔或者预研发，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学到一些知识。笔者并不认为大学生、研究生是免费或者廉价的劳动力，但他们享受了教育补贴的低学费，应该做一些有用的贡献。而且这些初创研发成功的企业，或许可能成为科技孵化器，有长期工作或者收益的可能性。应用上，我们也可以考虑很多不同的场景。比如一些视障人士，在购物之时需要说明与讯息，是不是可以设立APP，通过使用智能手机自动拍照扫描从数据库获得语音介绍。类似的，聋哑人群需要一些辅助交流的设备，比如手语是否可以用智能穿戴设备进行翻译成普通人听懂的语音。这些研发项目需要残障人士的参与和体验改进，参与的残障人士也可以获得经济补贴，完成特定人群中的互帮互助。这样一些设备研发中可以积累科研力量，研发成功可以帮助残疾人士。

被动设备或者措施需要考虑的方面则比较多，一个看上去简单的问题都需要不同角度考虑。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应该会比农村的更加具有经济效益，因为残疾人人口密度更高一些。但是城市中人口的迁徙也增加了问题的难度。美国由于地广人稀，公共交通在大多数“大农村”并不具有经济效益，所以需要依赖于私家车出行。但是老年人超过一定年龄，因为视力听力等健康因素，则不再适合驾驶车辆，所以需要迁徙到其他城市；另一方面北方的城市因为冬季需要铲雪，或者路滑容易摔跤，美国的老年人考虑搬迁到温暖的南方地区，比如佛罗里达，或者欧洲人退休后考虑搬去国际城市曼谷等等。所以在城市里需要一些比较好的统计与人口普查数据，才能更好地利用被动无障碍设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一些农村慢慢凋敝，我们可以在扩容中的二三线的城市吸收引进一部分农村老年人口，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变化，新建房屋的供应量可能有变化，通过吸收一部分农村老龄人口，可以通过控制自由流通的房子数量来稳定供求关系，从而稳定房价。这样一些老龄人口比例较高的小区，可以更加低成本高使用率的建设被动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社会的建设需要更多人的参与，以及更多生活不同方面的考虑。这篇短文没有涉及到如何为残疾人士创造新的工作，这应该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澎湃新闻中的大象公会举例给出了一些，除了盲人按摩以外，残疾人还可以从事的新的工作[2]。这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新的问题，相信随着公众意识的提高，研发与科技的投入，在社会中的人们可以更加无障碍、更加幸福地交通、交流与生活。

引用文献：

[1] 冯友兰，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p.154

[2] 大象公会，不想开按摩店的盲人，究竟还能干什么工作？澎湃新闻，2020-05-19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5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