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下午，论坛即将结束时，许嘉璐代表论坛主办方向全社会发出的《“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倡议书》里说：“阳明心学内含着关于世道人心的深邃洞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着崇高生命境界的实践智慧，是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与现代意义的。”这话算是正确的废话。不过，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华民族虽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中华民族也许算得上世界范围内遭受屠戮最多的民族。

  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心学”发达的国家，但长期以来中国人整体的道德水平和生命境界实在不敢恭维。

   任何个人，民族的发展，都基于自身的传统，这是无疑的。如果只是沉醉于自身的传统，而看不到时空势迥异于过去的现实，轻视那些带有普世价值（而非自己那些腐烂发臭）的规则，鲲鹏之翅膀要想展开，也许有些过于天真，抑或……

2016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化院、北京三智文化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在京举行。论坛组委会主席、中国文化院院长、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说：“本次论坛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格最高、规模较大、影响最大的关于阳明心学的学术研讨会。”

首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将在京召开,许嘉璐先生预备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许院长指出，本次论坛有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格最高、规模较大、影响最大的关于阳明心学的学术研讨会。王 阳明思想本身有很多值得研究和开掘的地方，是当今中国思想研究的宝库。探讨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 与当今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抓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为什么习主席如此重视“知行合一”？从思想发展规律看，任何学术都会经历酝酿-生成-兴盛 -细化-衰落，再由新学说、新思想总结前人，开辟新风，取而代之，周而复始，盘旋而上这样的过程。阳明心学的提出正值宋明理学达到空前繁盛时期，学人迷失 于其庞大复杂的体系，研究亦趋于支离琐碎，渐渐背离儒学本意。“知行合一”矛头直指当时“空谈误国”之风，可谓一付济世良药，虽然一时反对者众，蜚语纷 然，可是还是迅速得到社会认可。对比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不就是不断追求“知行合一”的过程吗？从土地革命到万里长征，从改革开放到提高民生，无不是 在实践为人民、为百姓谋幸福的宗旨。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主义与思潮的论战，各种空谈与口号的误导，术语层出不穷的陷阱，更要旗帜鲜明地用“知行合一”扫荡一切理论脱离实际的歪风，大兴实践之风，用实实在在的“行”，即现在常说的真抓实干富国兴邦。

第二，“致良知”是“知行合一”背后的理论支撑。阳明心学应时代需要而生，目的是为了指明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前进方向，为了挽救世道人心。因此他一再强调，他 所说的“知”，是知“理”、知“性”、知“心”。而这“心”则是“扪心自问”的那个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今天我 们讨论阳明心学，同样面临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道德伦理水平下降和信仰缺失的问题。如何针对时弊树立信仰？如何把中国人民上万年努力实践积累下来 的经验传承下去，把中国知识精英几千年苦苦思索与研究传承下来的文脉继续下去？如何用它来帮助党中央抵御住消极的、腐败的社会浊流？这是关系中国能否可持 续发展的大事。“知行合一”决不是一句口号，要呼吁社会“致良知”，发现“人人皆有良知”，让“天理良心”重新走进老百姓的心里。

第三，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释道思想的集大成者，体现了理论的包容性和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华在于“和”，不仅体现在人际关系、天人关系上，也 体现在各种学术理论和宗教思想不断融合之中。王阳明批判地继承了程朱的“格物致知”之学、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说，在兼容并蓄中不断改进自己的学术思路， 终成一代宗师。这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的智慧。纵观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建构资源匮乏，造成信仰缺失，社会离散等诸 多问题。世界需要精神文明的重建，需要能够融合古今中外先进文明的智慧，需要面向未来抉择人类的共同命运。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胸怀天下的气度和海纳百川的智慧，正是我们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我们今天研究王阳明，就是应该继承他的胆识和勇气，而且具有比他更宏阔的眼光和更高而深邃的思想。

最后，我们这些学者自己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让阳明思想落地，和百姓生活结合，是本次论坛的落脚点。本次论坛既要有学术的深度，理论的高度，又要有振聋发聩的响度。理 论是基础，没有比较完善而系统的理论作为基础的“学术”，是经不起推敲的散沙。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行乃知之诚”，一切落实到行动中才是真正的“知”。 任何学术讨论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应重点考虑现实社会的需要，把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和社会意义开掘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论坛向社会发出倡议，通过各种媒 体、文化载体、文创活动，让社会直接感受到阳明思想的内涵，还要提出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希望通过举办数次这样的论坛，涌现出一批宣传 阳明心学、践行阳明思想的先知先觉者，让“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这七个字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真正进入到老百姓心里。

许嘉璐：王阳明属于活泼泼的现在 振聋发聩一听就懂

欲考察和认识王阳明思想（亦即阳明心学）的意义，就需要把它放到阳明所生活的那段时间的社会背景中，以及我们这些后来观察、研究、体悟和弘扬其思想者身处的环境中去思考。虽然任何关于过往的叙事无论是即时的记录，还是事后的寻踪，都不可能完全恢复其原来的景象，即使是自己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我们也不可能叙述得全面而精确。但是，考察一个学术的首创者和践履者尤其应该如此。

众所共知，明朝中叶可以说是有明一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史家所说的“仁宣之治”，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弥漫着朝野越来越严重的奢侈浮华、享乐荒淫、贪污腐化之风；帝不问政，宦官专权，奸佞当道，鱼肉百姓，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程朱理学既为“官学”，八股取士，习之者目的在于登科、被选用，青年王阳明也曾经走过这条路。士子唯程朱传注、语录是闻，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以蔽之，“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王阳明《与黄诚甫》)缺少了正视现实、引导社会寻找出路的理论和思想，任由龌龊腐朽流畅，于是社会上就充斥着王阳明所描述的这样的情景：“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揜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妒贤嫉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传习录》下）英宗末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危机。王阳明出生于成化、弘治年之间，目睹了大明帝国情事每下愈况，朝野信仰空白，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他归结出“人心陷溺已久”的结论，人文亟需振扬孔、孟之学；而欲振扬孔、孟之学，则必须走出程朱之学的域囿，更须摆脱后期理学僵化支离琐屑的牢笼，改变“日偷”之士风，召唤读书人不要再“茫茫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道痛痒”，而应该通过“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反省、“致良知”功夫，“立个必为圣人之心，”为社会趟出一条适合时代、能够拯救人心于污浊，从而使天下达至太平的新路。

明代中叶出现王阳明这样一位思想伟人，可以说是带有必然性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几乎每到一个需要选择道路的时候，都会于千万人中涌现出一批智者，超越现实，超越自身，为民族着想，为世界寻求社会和人生的真理和真谛。宋之张载、周敦颐、程氏伯仲、朱熹、陆九渊等大家，已经在继承孔、孟、子思一派思想成果，总结了晚唐、五代的绝伦荒谬、无耻肮脏的教训，在不断的争议声中，疑古创新，格物致知，于是就有了彪炳千年的理学。及至历史走到15世纪中叶，中国又陷进了贪欲遮蔽良心、兽性超过人性的泥坑。因而陈献章（白沙）、湛若水等前辈和时贤多有抛弃科场，转入张大儒学传统者。他们的传承、积累和探索，终于造就了伟大的王阳明！

历史的轨迹往往是螺旋式上升的；人类的思想史同样如此。人类进入到21世纪，当今中国又面临着道路“选择”的拷问：是振兴中华，还是任由中华沦陷？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扔进垃圾堆，还是拭去蒙于其上的历史尘埃，使之重见天日？我们对古圣贤的教诲和警示，是亦步亦趋？还是依照我们“临在”的情况，以创新思维推动中华文化顺利地通过历史发展的门槛，转上更高的层面？中华民族所有的智者，所有心存良能、良知的人们，早已感到民族危机之所在，有的人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悲观的情绪，世态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就要随时准备重演五代、南宋、清末的历史闹剧和悲剧了。危机在前，中华民族不会懵然不晓，因为民族的良知和智慧已经化为亿万人民的文化基因。整个民族都在思考如何选择明天的路径和方向。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阳明心学，就是要大声疾呼：必须大力加强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和普及，这并不仅是学术界的职责，也是所有干部、教师、传播媒体应该承担起来的天职。

我们可以或应该从阳明及其心学中汲取什么精华？对其思想的核心，似乎各界有着明显的共识，这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说的人“所不虑而知者”。大家都知道，所谓“致良知”的“致”，在古代汉语中是“使之至”的意思。阳明用一“致”字，意思是良知本在人心，“本心之明，皎如白日。”随时都可能大放光明，也可能被物质所遮蔽，要拒绝做恶人的可能，要走做好人的大路，就需使深存于自己心底的良知走出来。所以他说：“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传习录》）“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传习录》）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说前天的一件小事。今天“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开幕，媒体12日已经报道，次日我收到一位台湾老友的夫人发来的微信，说：“王阳明所提倡的良知，就是不用教你，你心里本来就有的知善知恶，所有人在做错事时，心里都是清楚的。”同时一位台湾的年轻朋友也发来微信，说：“请问爷爷，如果有些人连最基本的知善知恶的能力都丧失了，那阳明心学对这样的人还适用吗？现在好多坏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他自己错在哪里，坚信自己是对的信念，而一直做下去。”恕我事先没有征得来信朋友的同意就在这里公之于众了——好在我隐去了他们的其他信息。这两封信给我以启发，在王阳明身后500多年，他的信念、学说仍然活在人们心里。这将给予我们信心，王阳明属于人民，属于中国，属于活泼泼的现在。

王阳明把良知由对个体自身推广到无边无际的空间。所以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传习录》）显然，在阳明的头脑里有着孔子、孟子、张载、陆九渊等人的胸怀气象和精神遗产，但是，像上面所引的这几句，何等明快，何等直接！似乎就是阳明在对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进行他当代的解说。

王阳明是中国儒学的集大成者。这里所说的“集”和“大成”，并非像《十三经注疏》、《(正、续)皇清经解》或“三通”那一类集成之作，而是他抓住了中国儒学的精神核心并予以升华，他以明代的日常语言对儒学种种“关节”，下至“愚夫愚妇”的精神生活，上至形而上论述，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如此，非集大成而何！

从另一个方面看，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而其跌宕多难的一生，不停追求真理的一生，就是践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古今楷模。且不言其为人攻讦、谗陷，即使率兵平叛息乱屡建奇功，也没能绕过被人诬毁一节，也不必言其险些死于奸臣之手，以及贬谪龙场所吃的苦头，单看他贬谪龙场前后，思想学术各经三次演变（依《明儒学案》），这些自我变革，每一次都是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何苦如此？这是因为他对追求真理的执着，而这种执着没有一丝一毫自利的影子。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品格。不但如此，他在学生和友人面前从来不掩盖昨日之我的缺陷，反而常常以认错的口吻旧事重提。试问，在中国文化史上，若非大家，谁能如此？仅就这一点已经足以引起我辈的深思。

此外，他兼承多家，尤以陆九渊为继孔孟之后第一人，而对朱熹、程颐多有批评。但是他说：“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能揜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这是他以自己的良知和履践作为衡量诸人所以为的真理的标准，活脱脱的一位“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典型。这与正在增长学阀踪影的今天，不是很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吗？

王阳明作为一代大儒，纵观自古以来儒家与非儒的争论，一直采取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例如他对杨朱、墨翟，佛家、道家以及儒门中主张性恶的荀卿，都没有彻底否定的言辞，反而多次指出众家中可取之处。他甚至借用佛经词语以达己意。这又是何等胸怀！

至于王阳明一贯提倡讲学时语言要简约明白，要“愚夫愚妇”都能一听就懂，懂则记牢，而且他身体力行，作为一个学者尤为难得，更值得当今儒学界同仁仿效之。

以上所述当然不能穷尽阳明心学的意义和在今天的价值，抛砖引玉，期待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以期阳明心学的研究日益深化，尽快地普及到儿童、少年、青年、老人的心里。我们正在全力促进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法制完善、军事过硬，其背后都需要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而先进的文化，说穿了就是民族的古老智慧和时代精神的完美融合。以此来衡量，中华民族恐怕是民族之林中最当之无愧、最有资格创造这一世界急需的先进文化的民族之一。让我们努力！

谢谢大家！

杜维明：良知之光是热的 开放而又多元

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朋友们，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15分钟，跟我的预想有一点差别，我就提一个问题，阳明思想今天要发挥它的作用，集中在“致良知”，它碰到的挑战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挑战，因为长期以来，大家总是把阳明学作为主观唯心论，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提法了，但主观主义非常清楚，总是觉得阳明要提出“致良知”，这是突出的个人主体性，“知行合一”，“知”本身就是一种转化，因此它也是自我个体，所以非常突出个体。

首先我想应该要分清楚一个观念，主观主义是自己观察所得到的事物，主体性的建立在阳明学里面以“致良知”作为主体性，它有穿透性，那就必须从开放和多元的两个角度来说。他是对自己开放，对以后的我开放，对天地万物开放，这是一种体验之知。这个和一般我们的了解、认识、观察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了解不是用他的脑，用他的理性，他是用他的全部生命，身心性命全部包括在内，所以这个“知”的本身意义非常丰富，他有“情”的因素在内，有很多的学者根据这个理念来讲哲学。

第二，它确实是体现了“意”，也是一种新的指向，很有方向性。另外，它是知行一致，这个认识的本身不是完全从观察和欣赏来的，而是认识的本身有一种自我转化的能力，对于认知的对象有转化的能力，认知的主体也受到了转化，所以“知”的本身是“行”。“知”的含义是一种有创造转化的行动，所以中间有意愿、有感觉，还有表达各种心理学上的观点。

这样说来就把阳明的“知”讲得太近，真正的真知是非常难的。确实如此，但不能这样说，因为你还要了解到阳明的主体性还有所谓的穿透性，这个穿透性就是对人全面地了解。人作为一个绝缘的个体是做不到的，而是一个向外开放的形式，因此这是一种体验。他是有经验的，他有更深刻的转化能力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和他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个人在阳明思想中间是一个关系网络中心点，对中心点的本身就有关系性、沟通性和传播性，而且他可以逐渐地以个人扩展到和其他的人，和家国天下，和治乱世界，乃至天地万物都能对应起来。

这种体会，这种意会，一般在学术界讲是对话型的，而对话型就是通过互动逐渐地理解得越来越深入，双方只要参加这种类型的对话，这种了解更多是创造性，这种是以身体来证明，就是“体之于身”，等于是身教，用身体来证明。它是一种体察，著名的理学家经常提到，要对一个问题有所体验，有所观察，这中间也牵扯到个人的自觉。

日本人现在很喜欢用的一个观念，我相信国内很多人也知道，就是体感，它的感触不是一般的感触，是整个身体都受到干扰，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体感。阳明非常尊重程颢，程颢有一个非常杰出的观念，我这个学问是从各个不同的源头来的，但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体贴是自己从内心的深处所感悟，所知道。“天理”二字使我感觉到，我们“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最大的考验就是要突破狭隘的主观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必须有他者的纬度，各种其他人的纬度，同时还应该有天理的纬度。天理的纬度是超越的，在宋明理学里面也是这样的。人性的本身有天命之所在，通过对自己的了解，你了解的对象不仅是你自己，不仅是他者亲近的人，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是天地万物。

这种说法在今天是一种浪漫主观主义的想象，还是从科学、哲学、神学都能够看出他有这个价值？我认为阳明所提出来的“致良知”是有普世价值的，普世价值不仅仅是为东方人，是对所有人的，这跟孔子的思想一样，这是做人的道理。为什么要落实在“良知”上？为什么要落实在“致良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经过自我不断的努力发展起来的，就是学做人。人在所有的物种中间是一个最突出学习价值的主体，学习是一种过程，是人内在不可消灭的主要的精神，这个精神有四个侧面必须同时照顾到，缺一不可。

自我的问题，越是公越是内在的；如果是私欲，就是功利局限性的问题。这个自我，因为是开放的，所以必须和其他所有的自我，就是人类的全体有沟通的可能和交互影响的可能。阳明特殊的理念跟中国文化有关系，这种根源性本身是一个源头哲学，它要发展，否则这个根源性就不存在了，就枯竭了。它本身是能发展的，有它的主体性，有根本的价值，碰到不同的挑战，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回应，回应的过程可以逐渐扩大。我中间碰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阳明学是不是有开放性和多元性？面对印度教和佛教完全不同的人，我们能不能互相沟通？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这个原因是阳明学体现的是精神性的人文主义的情怀。比如说关怀其他的人，关怀这个世界，你越有精神性的诉求，你所信仰的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一个有人文精神素养的基督徒，或者别的宗教的信徒，他必须要超越狭义的个人中心。这个开放和多元事实上就是人类必须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我可以做好的基督教徒，还可以做一个好的伊斯兰教徒。

第二是关于整个社会，家国天下，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先修身，再治国，再平天下，这是错误的。修身的考验更复杂，到了治国平天下，修身要求得更多，这个意识下修身代表的“致良知”的精神是每一个人在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实际的人必须要接受的品德。

对地球的关爱这是第三方面，这点必须不能离开第四个方面，就是整个天理问题，就是程颢提的天理的问题。天理的问题，也是直接牵扯到了阳明学在世界上讨论特别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孟子说的恻隐之情，这是一个普遍的爱，但它是有分疏的，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个步骤，这样的一种思维和现在市场经济中以西方启蒙以来的思想为主导的这些价值相比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现在大多数的学者，包括在座的，在我们的文化结构之中，“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我们对它的体认、体悟、理解是有偏差的，不是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但理性、自由、权力、法制、个人的尊严，这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我们的生命中。大家觉得提出“良知”“致良知”，我们需要接受的考验，也是我们自己要如何定位，就是我们和自由的关系是什么，和理性的关系是什么，和人权的关系是什么，跟法制的关系是什么，和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一句话来回应这样的考验。假如“致良知”是一个普世价值，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它的概念包括社会，包括自然，也包括天地，它除了重视理性以外，必须要突出恻隐之情，也就是同情的观念。同情的观念现在在世界各地传得非常多，西方的思想家已经谈到了。如果只是一种理性，没有同情，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为机械的科学主义所侵占，没有沟通，没有同情心。

假如我们不重视公正，不重视正义，不重视对错，不重视自由，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世界不公平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如果突出权力的观念，没有责任是不行的。假如我们的法制之外，不推进礼让之风，法制就会变得非常严苛。如果只注重理性不注重社会和谐，这个社会也没有发展。反过来，我们不可能把恻隐之情当做是理性，其实真正的价值，是在感性、知性、理性之上，还有一个悟性，所以恻隐绝不是跟理性背道而驰的。不干扰人的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人的尊严，王阳明讲的个人充分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人格，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一点。

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权力，责任和权力这个中间是有不同的，只有礼没有法，我们的社会没法维持下来。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强调和谐而放弃了个人尊严，甚至对社会提出批判，所以我最后只讲一点，就是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我们不要忘了天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恻隐之情。所有的价值在良知之中，不是良知所照到的光芒。良知之光是热的，它的光芒照射的中间是开放的、多元的，而又深层地有反思的过程。谢谢！

乐黛云：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核心就是“诚”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很简单，就是想讲一下，我们当前社会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要将人心和人的根本追求，从利益、功利转变成“爱”和“良知”。

我们大家日常做事，大多是以功利为出发点，有利益就做，有多大的利益就花多大的力气。现在最根本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道德整个出现一个新的面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使得我们对于功利、利益的追求，转变为对于“爱”和“良知”的追求。所以我想，王阳明的思想，之所以现在这么为大家所看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缺乏这种“爱”和“良知”，反而是用对功利的追逐代替了一切。

怎么样才能用“爱”和“良知”来取代对于功利的追求呢？我觉得王阳明说得很好，他说“有善有恶意之动”，还讲“知善知恶是良知”，知道善、知道恶才有良知，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记住一个“诚”字，要诚心。很多先生都谈到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我个人觉得“知行合一”最根本的一条是“诚”，要诚意正心，我们心里想要做的就是要做的，而不是为了私利和个人，这是王阳明最基本的要求。

在中国，“诚”是非常核心的价值，就是要“诚”，从一开始就讲“诚之者人之道”、“不诚无物”，而我们现在一直都还谈不上。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诚”，诚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假话，不说真话，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一天到晚说了多少真话，说了多少假话，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不能“诚”的话，就不能让良知转化成善行，因为你是诚心做你想做的事，为善的行为，因为知要变成行，要从良知变成善行，这里面根本的转化点就是“诚”，如果对人不能“诚”，对人讲话不能“诚”，一切都谈不上。“诚者，天之道。”没有“诚”不行。我们谈天人合一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要用一个“诚”字，《大学》一直继承下来的“诚”字非常重要。所以要把传统的“诚”的思想和王阳明的关于“致良知”的思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诚”，“良知”也好，“知行合一”也好，都没用。

说大话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要把整个心思转到“爱”和“良知”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克服这种说一套做一套，说假话、说大话的社会风气，这个要改变过来，这是很重要的。我刚才听了那一段，就是我们的企业家谈到怎么样把他们的知变成行，我这里是非常感动的，他们真正做了，而且做出来了，有了社会效果。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在我们的社会知行最不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三智书院所做的一切，当时已经有很多了。很多企业家是三智书院的学员，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三智书院所追求的，他们讲得非常好。

除了这些大的考虑以外，还有小的。小小地做，哪怕是从身边一点事做起也非常好。比如我知道三智的一个学员，也是一个企业家，多少年来他一直支持着很多老兵，抗日老兵，他们退休以后生活很艰苦，他每年都照顾他们的生活，所以这样他就做了他的善行，把王阳明的良知变成了善行，而且他每年都做，起了很好的作用。

还有一个女企业家，她在河南很偏远的村庄里头照顾留守的儿童，他们的父母都到外面挣钱，自己家庭里也没有人管他们，生活很困难。她看到了这一点，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给留守儿童每人发一套制服，一个学校穿一种制服，有了制服以后，小孩就有了自觉性，他们是学生，这样对他们的心灵和作为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院长王守常先生也曾经到很偏远的地方，给没有人管的这些儿童，每人发一套服装，都是我们企业家资助的，看到那个照片很让我感动，这种事很少，但是得有人去做。

做类似事情的人很多，比如三智有一个养生的专家，他每天无偿给大家提供建议，这个气候下应该吃什么东西，不应该吃什么东西，也带了一个食谱，吃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你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多少年如一日，就我知道的也已经快三年了，这个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看到天气变化了，冷了会加衣服，天气变化了，植物的成长也有变化，吃得可能会不健康，所以每天开个食谱给大家。当然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食谱吃，我可以做到他开的就吃，不开的不吃，这个对我是很有帮助的。这个是公开的，只要有愿望都可以做，什么小病小痛他也无偿提供帮助，这是三智非常重要的亮点，两年以来非常有帮助。大家知道了每个季节吃什么，也都有了新的认识，这是给大家做的好事。

我知道的还是很少，三智的这些学员，刚刚五位讲的大的设计，小到这些小节，他们是用心体验王阳明的良知，用这个良知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一点三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也做了表率。

这样的情况下，我回想到三智的时候，就想到汤一介，他是三智的创业人之一，像高斌、王明亮，今天在座的好几人都是他当年的伙伴，还有好几个，都是他当时一起创业的。我觉得他有一个信念，王阳明的“知”就是要做，就是要“知行合一”。我既然知道了最大的信念，就是中国的复兴。中国将来的振兴，应该依靠三种力量，一个是政府的领导，一个是企业家的创业，还有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拥护。知识分子对学理和文化传统的研究，他深信这一条是我们国家创业的开始，是我们国家转换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所以他就建造了这个三智书院。到现在已经快8年了，当时也是不容易的。

他当时建立三智书院的时候也是特别强调，我们应该把儒、释、道三家传统学问结合起来，传播起来。因为这个做起来很难，国家还来不及，想不到这么细的东西，那时候全靠三智的企业家。比如我现在想起来的是王明亮等等，他们不是很大的企业家，一个人捐了一百万，那时候他们还不是发达的企业家，这一百万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一人捐了一百万，还有小的企业家，捐了少一点的钱，用不到一千万的钱就先做出来一点样子，然后向政府申请基金。如果没有第一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始，所以这一点他感戴这样的企业，他为每个人写了一幅字。

这个字就是儒、释、道三家的，一个是“转识成智”，我们的知识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把知识转化为我们的智慧，这是我们佛教里经常教诲的。从道家来看，就是要看得开一点，不要老想到自己的事。这第二句话就是“道法自然”，我们要像大自然一样，这样是为我们的生活。第三，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儒家的至善，“止于至善”，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对他们有非常高的希望。三智书院就这样办起来了。

后来三智书院，以儒、释、道为中心，还有真善美几方面也作为他们的中心，变得非常成功。他应该感到非常欣慰，他看到他所提倡的，中国必须是有三者的力量——政府、企业家、知识分子的力量，今天开了这么大一个会。汤一介最后的十年，已经有了肝硬化，他又不肯休息，他是累坏了，一天也没有出去修养过。一个是三智书院的工作，另外，他还要创建什刹海书院，他不是很狭义地说佛教就是佛教，他认为应该把儒、释、道三家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所以他做了一个什刹海书院，老汤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在里面，每年他们都举办一个国学延展的论坛，他们有儒、释、道、医，除了儒、释、道还有中医的医生，传授中医的知识也是从底层做起。

三智的学员也在传播养生的知识、中医的知识。他们还建了国学少年班，还有一个班是专门给大家讲中医对于人体的基本知识。所以他们经常讲中医对人体是怎么看的，跟西医有什么不同，不完全是西医那一套，还有中医的一套。在什刹海书院，每年都有儒、释、道、医的国学讲座，很受欢迎。

他们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这么好一个书院，这么大的地方，有这么多顶级的教授给他们讲课，所以很看重这个资源，北京市教研局就把培养中学教师的国学知识交给他们，每年都要开展一两个月的中学教师的国学班，这个是很重要的。国家的栋梁是现在的中学生，他们对国学怎么看，他们的文化素养怎么样，就取决于这样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北京市政府也抓得非常紧，每年都要开办这样的中学老师的培训班，就由什刹海书院来做，这样每年都可以做。

汤先生当时的理想，就是要政府的领导和企业家的发力，知识分子的研究，和他们对于知识的转化，“转识成智”，成为国家的智囊，跟这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他是这样做的。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三智的欣欣向荣，遍及全世界，他们有儒、释、道，有中西文化的交流，每年都会组织，学习埃及文化就到埃及去学习，讲希腊文化就到希腊去学习，他们办得很有声有色，所以我非常的高兴。

不管怎么样，今天开这样的会，再回想到汤先生作为三智书院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从1986年开始，对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知道是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总是要有诚，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诚信，我们讲大话、讲假话，天天都在讲，却不以为羞耻。我也经常感到自己会这样讲话，这样的情况下回想起来，我会想起我的老师。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学的，说了也白说，我说了以后可能也没有用，也是白说的。可是白说没有用也要说，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他对我始终是有影响的，我始终按照他说的做，有些话明知道说了没有什么好处，会对自己不利，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也要说，就是这样，这种精神我的老师是很坚持的。

我也常常会想起来季羡林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他最后的几年里头跟我谈到，我们对政府不能拆台，我们的政府很不容易，不能拆台，我们应该是补台，怎么补呢？假话不说，真话要选择的说，真话也不能都说，因为环境不好的时候，形势不好的时候，有的话说出来起反作用，所以真话不能全说。假话不说，真话不能都说，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条件不成熟先不说，以后再说，我也遵循他的教诲，这几年我做事情就是遵循这个观点。

真话不可以全都说，全说了之后就是跟当前的很多做法抵触，没有好处。假话绝对不要说，随大流的这种话我是从来不说。这样，也许对我们“致良知”“知行合一”“以诚为本”做更好的努力，谢谢大家。

附录：

安乐哲教授认为当前我们面临国家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走出危机和困境，需要寻找相应的文化资源。这意味着现今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无限游戏”的着眼点在于强化关系，而不是个体行动者的角逐。它想达到的最终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能够通过持续开展游戏来享受热情氛围和愉悦。“无限游戏”意愿和行为必须发生改变：要走出单独个体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无限游戏”上来。

儒家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

当今世界文化长期由西方强势的自由主义所主导。这种文化秩序如同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一样，是否到了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在新世界文化秩序的形成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过去10多年，在中国的许多大学里，国学院竞相建立；在世界各大洲特别是一些全球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里，旨在从事汉语教育、推广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日益增多，已达400多所。显然，中国政府和学界正在国内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努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重视人、社会、自然以及宇宙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中华文化看来，人是由关系构成的，植根和受教于相互交往关系。那么，寓于家庭、人群及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中华伦理道德，是否将对当今世界文化秩序构成一种挑战并使之发生变化？这种“家庭中心”的价值观在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是否会促成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秩序？

“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对“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其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儒学价值如何能对形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发挥作用。卡斯认为，在这种区分中，“游戏”其实是在广义上对人类经验的一个类比。“有限游戏”将参加游戏的人视为单独个体，并确立一套有限的规则，为的是在有限时间内产生结果：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有限游戏”的开始与结束都是限定的，玩“有限游戏”，就是要赢。西方到处蔓延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与之伴随的“自由价值”，导致“有限游戏”成为流行思维模式。在作为个体的人、公司、主权国家的日常交往行为中，“有限游戏”似乎是大多数人类活动的模式，竞争是其本质，体育运动、生意往来、教育、外交事务等都是如此。

“无限游戏”则与此不同。它没有可辨认的开始与结束。“无限游戏”的着眼点在于强化关系，而不是个体行动者的角逐。它想达到的最终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能够通过持续开展游戏来享受热情氛围和愉悦。“无限游戏”一旦有可能中断，它也能改变游戏规则，使得游戏继续进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说明“无限游戏”的范例。对一位母亲来说，她肯定希望不断增强自己与儿子的关系。这样，在她与儿子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无论出现多么复杂的问题，他们都能携手与共。在这个“无限游戏”的例子中，母亲和儿子之间存在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无限游戏”总是双赢或双输的。

当前，我们面临国家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走出危机和困境，需要寻找相应的文化资源。这意味着现今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必须发生改变：要走出单独个体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无限游戏”上来。“无限游戏”的进行，靠的是不断改善家庭、社群、公司、政治组织的内在关系，这对解决我们今天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必需的。中华文化基于一个共同思想根源：无论儒家、释家还是道家，作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基于“以关系为本”（对关系至关重要性）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儒家价值观对于人类走出危机与困境、走进风平浪静的港湾，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资源。

不能留恋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全球性危机逼迫我们认识相互依存关系的至关重要性，重视并发挥好“无限游戏”的价值和作用。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个人主义这一理念的弊端，因为它与我们面临的世界性困境深刻地联系着。

个人主义的“教义”，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它将人视为绝对个体，在个体与他人毫无关系的前提下来讨论心理学、政治学和道德问题。西方启蒙运动将人定义为理念上自由、自立、“理性”“正当地自私”的个体。这一定义作为现代“道德”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普遍流行。绝对个体仅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构，但成为西方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道德与政治上的逻辑前提。事实已越来越清楚，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痼疾，而恰恰是这个世界“病入膏肓”的主要诱因。

作为绝对个体的人的概念，在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至少导致两种恶果：第一，它使极端自由主义资本家把不受约束的自由作为政治正义的基本原则与终极来源，拒绝任何妨碍这种“自由”的社会正义概念。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有些国家，这样的资本家与日俱增。这样来定义的个体理念也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道德”基础，这种经济正加速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造成显而易见的福祉不平等。第二，绝对个体概念的危险性还表现为它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具有普遍性。这种教义作为思想传统根深蒂固，以致人们很难找到一个能替代它的概念。事实上，“自由”、自立和“理性”的个体概念，在西方已经是一种批判不得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个人主义不仅不能使我们很好理解家庭和社群的共同生活，而且与作为经验事实的这种共同生活形成紧张对立。事实上，这种虚构的个人主义掩盖了体现真实家庭关系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相互依存性。

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转向儒家角色伦理观

儒学在关系结构中确立的人的观念，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强有力替代。我们可能需要对儒家的角色伦理和独具特色的生活之道好好思考一番，认识到儒家伦理关注的是承担众多角色、处于关系结构中的人，如孩子与父母、受益人和施益人等。在这种结构中，人与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西方虚构的绝对个体没有立足之地。

在儒家哲学的阐释框架中，人与人之间密切联系的生活是无可争议的经验事实。每个人、每件事都存在于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不同角色，如作为母亲、孩子、老师、邻居等。一旦将密切联系的生活视为事实，我们在家庭和社群中承担的角色就自然而然地起到启迪与培养德性的作用。儒家角色伦理作为广义的文化叙事，成功地使我们认识到紧密联系生活的事实存在。对儒家来说，家庭的意义体现和依赖于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良好修为。推而广之，整个宇宙的意义也体现和依赖于家庭、社群成员以及更丰富角色的良好修为。人的修为是人类文化的源泉，人类文化反过来又为人的修为提供大背景和氛围。儒家的生活方式当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其持久力量体现在以人的实际经验为关切点和出发点。这是一种务实的自然主义，它不依赖形而上学假设或什么超自然思辨，而关注我们能否通过投身日常事务来增进个人修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祖母对孙辈的爱寻常无奇，同时意义重大。

孔子从人最基本和生生不息的普通经验中得出真知灼见，这些经验包括孝悌、敬人、交友、知耻、诲人、乐群等。《论语》所记录的孔子形象并不是一种“模式”，以便每个人都按照这一模式来生活。相反，《论语》展现的是孔子作为一个特殊人物的故事，展现的是他怎样通过处理与他人关系来修炼人格和实现人生抱负。在阅读《论语》时，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关系构成的孔子。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以最大努力承担好诸多角色：他是充满呵护之心的家庭成员，是严格的先生、导师，是一丝不苟、两袖清风的士大夫，是热心的邻居和村社一员，是批评型的政治顾问，是感恩祖先的子孙，是文化遗产的热忱继承者。同时，他也是由“冠者”和“童子”组成的“合唱团”的一员，他们一起在沂水畔嬉戏，随后一路踏歌而归。孔子展示给我们的是颇具历史感的榜样，而非什么超验的“法则”；是劝勉之词，而非专横命令。孔子的真知灼见的持久价值，在于其直观的、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在于能适应后来的时代，包括今天。

应当说，儒学比西方经验主义更具经验意义。这是因为，儒学产生的基础是彻底经验性的。儒学的智慧不在于提供一套堂皇的普世原则，而在于从特定时代条件出发，归纳概括应对天时人事的实践经验。《论语》对孔子的记述，本身就是一个范例。时移世易、人事代谢，儒学却能穿越历史烟云，与时俱进、生生不息。在我们这个时代，儒学仍然是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重要资源。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11月07版）。原文为英文，田辰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