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

自 序

（一）

在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大量的史书和文献中早就有了对遗传和变异现象的描述和记载。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很早就注意到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现象，逐渐掌握和积累了一些农牧业生产和疾病防治的知识，记录了许多资料，形成了朴素的遗传和变异的观念。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先民们的这些初步探索，仅仅局限于对现象的直观描述和经验总结，停留在较简单的思辨性的猜测和推理中，对遗传和变异现象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由此不可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具有分析归纳特点的现代遗传学理论。

现代遗传学是在孟德尔（G.Mendel，1822—1884）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总结出的遗传定律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20 世纪初期，随着国内新文化运动和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包括孟德尔遗传学说在内的来自欧美的新的学术观点和科学方法，被不断引入并得到广泛传播。早期留学欧美的陈桢（1894—1957）、李汝祺（1895—1991）、赵连芳（1894—1968）、卢惠霖（1900—1997）、李先闻（1902—1976）、谈家桢（1909—2008）、李景均（1912—2003）等一大批学者陆续回国，他们带回了现代遗传学的基本理论、实验技术和研究方法，逐渐促成并推动了遗传学在中国的创生和发展。

（二）

遗传学在中国历经 100 年的风雨，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筚路蓝缕的坎坷道路。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受长时期战乱的影响，本来起步就较晚的中国遗传学，无论是教学、实验研究，还是遗传育种等工作，都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艰难行进状态。

1922年，中国第一位遗传学家陈桢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摩尔根（T. H. Morgan，1866—1945）果蝇实验室接受了遗传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的专门训练后回国。他在东南大学开创了中国遗传学教学之先河。1929年至1952年，他在清华大学领导并发展了当时被称道为国内大学中最强的生物学系，开展了以实验生物学为中心的教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金鱼遗传学实验研究。

从 1927 年起，在摩尔根的“蝇室”从事果蝇发生遗传学的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汝祺，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传承并弘扬摩尔根“教而不包”的教学思想。他将遗传学、胚胎学与细胞学等学科紧密结合，开展了发生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

 1929年到1949 年，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开拓者李先闻，辗转南北多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传承与践行玉米遗传学大师埃默森（R. A.Emerson，1873—1947）“手脑并用”的学研之道，带领着李竞雄（1913—1997）、鲍文奎（1916—1995）等弟子，进行了遗传学理论与粟类等农作物的遗传育种之研究。

从 1937 年起，留美师从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T.Dobzhanski，1894—1957）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谈家桢，在浙江大学开设起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遗传学专业。他秉持发展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坚定信念，培养遗传学专业研究生，并开展了亚洲异色瓢虫“嵌镶显性”的遗传学研究。

1942 年至 1950 年，李景均主要在北京大学农学院最先在我国开始了群体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这一时期，赵连芳、金善宝（1895—1997）、冯泽芳（1899—1959）等中国的遗传育种学家，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开始运用现代遗传学的理论，有步骤地进行水稻、小麦、棉花等农作物杂交育种的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遗传学，无论是人才的培养、研究经费的来源，教学与实验研究的开展以及专门的学术机构的设立，都处于极为艰难的态势。

（三）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由于来自苏联的李森科伪科学对遗传学的粗暴践踏，以及国内“十年文革”动乱的强力干扰，中国遗传学在饱经磨难和坎坷曲折中，有两次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而终于又迎来新生，取得了一定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当时的国情，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掀起了学习苏联经验的热潮。苏联农学家李森科杜撰出的“米丘林遗传学”开始传入我国，并很快在科学界和教育界（主要是生物学与农学方面）大力推行。短短的几年间，“米丘林遗传学”便迅速蔓延到生物学和农学的相关领域。原本就先天不足的中国遗传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遭到严重摧残和冲击后，更显现出后天失调的窘况。

1956 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青岛召开的作为贯彻“双百”方针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使中国遗传学终于出现了转机。被停开了几年的遗传学课程，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始恢复讲授；被迫中断的一些遗传学实验研究和遗传育种工作，也开始有限地恢复。

可是好景不长，李森科伪科学对中国遗传学带来的冲击还未完全消失，1966 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包括遗传学在内的中国科学，再一次面临危难的境地。中国遗传学家以自己的特有执著与艰辛努力，维系和开展着有限的实验研究和遗传育种工作。

直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8 年10月中国遗传学会成立后，中国遗传学才真正进入正常发展的状态，并开始逐渐融入国际遗传学的主流。

（四）

《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1978 年之前的中国遗传学》一书，可作为已经问世 20 年的大型学术专著《中国遗传学史》（谈家桢、赵功民主编，中国遗传学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的重要补充读本。

笔者曾参与《中国遗传学史》第一篇第一章等重要内容的编写，在以后的 20 年间，通过继续以亲临访谈、广泛收集并严密查证后的史料为依据，分时段、分类别进行了简略的概述。全书立足于1978年之前中国遗传学所走过的一段初创与曲折变迁的艰辛历程，由“中国古代的遗传观”（共两章）、“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遗传学的孕育与初创”（共六章）、“1949—1978 年：中国遗传学发展的坎坷与曲折”（共九章）等三篇组成。

全书内容的重点落脚在对1949年至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内，中国遗传学曲折变迁的概述。中国遗传学家克服种种困难，仍然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一些实验研究成果，并在遗传育种领域，取得了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可喜成就。中国遗传学的曲折发展进程应该是中国科学界（包括遗传学界）的所有学人，特别是年轻的学人，都应该有所知晓并需要牢牢铭记的。

在笔者30余年对中国遗传学史的学研期间，特别是在编写该书的过程中，曾经访谈过的老一辈遗传学家和科学史家大都相继离世。因此，最大限度并加快力度，收集并整理出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第一手资料，就显得十分必要，且无疑具有抢救科学遗产的意义。这不仅是科学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刻不容缓的重要使命，当然更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在本书有幸列入2022 年上海市重点图书出版品种之际，谨向老一辈遗传学家表达崇高的敬意，向已经逝世的老一辈遗传学家表达深切的怀念。限于笔者的学术水平与文字表达能力，书中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与指正。

2022 年 8 月

     （原载《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