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学校纷纷关闭了线下教室。全球硅谷（Global Silicon Valley）首席执行官Michael Moe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举办了"数字学习时代的黎明"系列活动。“精灵已经从瓶子里出来了，他们不会回去的。”Moe和他的同事Vignesh Rajendra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线上学习课程，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够持续下去”

纽约大学的斯科特·加洛韦是此次全球疫情大流行中的技术至上论者之一，他重提了“大学终结论”，预言“二流”大学将会崩溃以致消失。为了体现出其观点的独特性，他还主张未来的大型大学不会是Udacity或Coursera，而是与大型科技公司合作的常春藤大学。在今年5月，加洛韦表示：“最终，大学将会与公司开展合作，并帮助其扩张。我认为可能会像是麻省理工学院与谷歌，微软与伯克利……难以想象，如果苹果公司与某一所学校合作，提供设计和创意课程，招生人数会有多少。”

而就在下个月，苹果将会中止其高等教育方面的项目：iTunes U，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与高校合作提供的设计和创意课程报名人数不容乐观。

如今技术至上论者的论点有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性的：自早期的广播和电影时代以来，技术至上论者们就一直承诺新技术将会扫除高等教育的脆弱基础，然而事实却是高等教育略有紧缩，但并没有真正受到新技术的强力冲击。

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在线学习的增长和创新，几十年来，在线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而且还涌现了一些十分优秀的典范。南新罕布什尔大学(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已经从一所小型私立文科学院发展成为一个在线教育的庞然大物，佐治亚理工学院(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成功推出了基于MOOC的在线硕士学位，有700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单一学位课程。但要知道的是，能够成为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只有一所；有许多新的基于MOOC的硕士课程，但没有一个能够达到佐治亚理工学院那样的成就。技术至上论者从率先行动的实践中看到了曙光，而我们则看到只有少数的先行者取得了成功。

技术至上论要直面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所设想的破坏性变革并未发生。

目前，MOOC、自适应导师、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学习分析等创新技术，在高等教育向在线学习的转向中，起的作用非常小。相反，疫情使我们接受了两种传统技术。

第一个是学习管理系统——在线分发和收集资源平台。学习管理系统在60-70年代率先在理论层面探讨，在90年代商业化，在00年代成为开源系统。

第二个是视频电话。视频电话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亮相，已逐渐演变成今天的视频会议。在没有聊天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导师帮助的情况下，教师们也将授课从教室讲台搬到了家庭网络摄像头。

即使是在如此突发的情况下，学生们所希望的仍然还是传统的课堂和传统的教授。如果说今年技术至上论者所期待的“大混乱”终于到来的话，那他们看到的也仅仅是ZOOM在线授课的普及。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许再也不会看到比这更有力的佐证——证明了教育系统的保守性。

在技术至上论和技术怀疑论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技术实用论。在Ames《The Charisma Machine》一书中，称之为“修补”(tinkering)，这一概念取自David Tyack和Larry Cuban的《Tinkering Towards Utop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修补匠”们将学校视为可以改进的复杂系统，但认为重大改进是多年渐进的产物，而不是一次大变革的结果。“修补匠”们研究过去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努力，以避免重蹈覆辙。他们乐观地认为，技术可以用来改善教学和学习，但他们也同时把研究、批评作为反对乌托邦思想的手段。一边是技术至上论者精心策划将新技术快速纳入到原有的机制中，一边又是技术实用论者在坚持他们自己的设计和立场。

在教育技术领域，卡内基梅隆大学是技术实用论的代表和中心。像“开放学习倡议”(Open Learning Initiative)这样的项目，就是研究为基础，既有大胆的目标，又致力于落地和持续改进。在第一波MOOC浪潮中，典型的技术实用论“修补匠”是弗吉尼亚大学的特蕾莎·沙利文。她主张将在线学习方案进行广泛组合，同时反对对任何一个新趋势、新技术进行过度投资。随着许多以大学为基础的MOOC课程萎缩并逐渐消失，她的观点也得到了证实。大多数教职员工都是天生的“修补匠”，他们不相信新技术能够实现一切的变革，但也愿意探索新的工具和方法，尤其是在机构给予支持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