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批评辜鸿铭译《中庸》，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当然大家都多少有些感觉——

    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时而说天道，时而说人事；岂独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复如是。幸而其所用之语，意义甚为广莫，无论说天说人时，皆可用此语，故不觉其不贯串耳。

也许古人在写的时候，是有一个确定意思的，但因为汉字多义的特点，后人有了不同的解说，然后越来越偏离了原来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本来就没有“原来的意思”。

类似的语言现象，在今天的很多文章里也能看到，例如某些“重要讲话”，本来是一堆模糊的废话，“幸而其所用之语，意义甚为广莫”，所以总有理论家出来解读出一个纲领，一个体系。遗憾的是，有些同学看报看电视多了，也学会了这些“意义甚为广莫”的语言技巧，在论文里发扬光大。

王先生的意思是，中文字义多，意思广，而外文单字意思明确或自有其特定意思，用一个特定含义的词来翻译一个模糊的词，那么原来看似“贯串”的东西，肯定就不会贯串了。中国古典翻译的难处，就在这里了。

辜先生为了保持原文的贯串统一，只好用更广义的词来翻译，如将“中”译为our true self，“和”译为moral order，“道”为moral law，“仁”为moral sense……于是“古人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

体察《中庸》本意的，大概很少有超过辜先生的；而辜先生的英文，连英国人都害怕，但他的翻译尚且如此，可见经典传译之难。那么，西方哲学译成中文，大概也有同样的困难。更遗憾的是，很多新出的译本，连中文都没写通，读者还有兴趣去分析它的“成功与失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