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刘兵. 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文化. 创新科技，2007（10）：40-41

按：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与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科学与文化之间又是如何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看起来似乎无需多虑的问题，思想家们却有着他们较之普通人更为深入的思考。国外的暂且不论，单就国内而言，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本刊“科学文化茶座”这一新开栏目，就是要将不同的声音刊出，为读者们提供多面的言论以供辨析。出于我们的一些偏好，您的投稿最好能够做到“小题目”和“大视野”相结合。本期，我们将展出两篇已在别处发表了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刚刚面世的，另一篇是三年前发表的。按理说我们是不应该选择已发表的文章的，但是这两篇对本栏目而言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我们必须放在第一期而不能幻想着读者自己私下里曾经读过；按理说我们是不应该选择过时的文章的，但是，把三年前的文章与现在刚刚发表的文章放在一起，以纵向的历史眼光来看待的时候，对科学与文化之关注背后所蕴含的思潮，正在随着时间的长河，慢慢地汹涌澎湃起来，也就非常明显了。选择这两篇文章放在我们本栏目的第一期，也代表我们的期望，希望本栏目最基本的色调，能如此二文一样。

江晓原：系列丛书《我们的科学文化》终于问世了。这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呼唤了好几年的结果。现在想起来，这里头确实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

几年前，我们开始在各种场合使用“科学文化”这个词汇时，对于它的含义有几种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表达得最好的是田松的观点：我们先不要问她是谁，或者她会长成什么样子，且先帮助她成长起来。那时我表示，相信她一定会长成眉目如画的大美人。现在看来，我大概没有说错。“科学文化”已经在中国成长起来了：一种名为《科学文化评论》的杂志已经出版了几年，“科学文化”这个词汇在学术著述中和大众媒体上都已经司空见惯，成为一个进入了公众视野的词汇，甚至出现了“科学文化人”这样一种称呼——尽管这种称呼让某些旁观的人士感到不爽，不时要找由头来冷嘲热讽一番。

避免对“科学文化”作明确的界定，至少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小平同志“不要争论姓资姓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精神。田松当初的态度，岂不就是深得小平同志指示精神之旨吗？

到了今天，我觉得，这几年发展下来，我们的科学文化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或者说形成了某种主旨，本系列丛书的命名，正体现了这一点。

刘兵：说到科学文化这个概念，确实是有许多波折的。因为类似地，也还有其他一些概念在被人们使用着，比如像科学人文等。而大约从六七年前开始，我们两人，则都一直坚持用科学文化这个概念。我想，这与我们既从事像科学史、科学哲学这样的学术研究，又同时在做着许多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但又与之颇不相同的、与科学的人文视角相关的准学术和大众传播工作有关。科学文化这个词，虽然到今天为止仍然在定义上有些模糊，但在指一个领域或一类工作时，却可以同时包容这些学术与非学术性的内容。

不过，在对科学文化概念做了这种概括性的总结之后，我想，我们也许还是应该回过来谈谈我们的系列丛书。《我们的科学文化》这个系列丛书的名字虽然是近来才起的，但要做这套书的想法，却是由来已久的，对其内容的设想，也有了很长时间的酝酿。甚至在八年前，我还曾做过另一套系列丛书，即《三思评论》。“三思”者，science 也。不过，那套书在只出了两本之后，由于种种不可抗力，就停出了。《三思评论》在内容上其实也是科学文化方面的，刚出时，也曾受到好评，被称作科学文化界的《读书》。你觉得，在《三思评论》和《我们的科学文化》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江晓原：首先我想，一个差别是从编《三思评论》到编《我们的科学文化》，中间隔了好几年，在这几年中，我们这群朋友的思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更深化了，也有许多新的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觉得《我们的科学文化》所关心的问题似乎和现实更贴近，这其实是我们这个群体近年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另外，在《我们的科学文化》中，群体合作的特点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像我们现在商定的由一些编委轮流担任执行主编的制度等，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时，我们也更注重了某些趣味性，以便能获得更多的读者。

记得几年前我曾经说过“要有形成一个学派的思想准备”这样的话。当时我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不无顾虑，但是此后几年随着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和思想的发展，这种现象似乎在客观上确实出现了。作为一种我们的同仁出版物，这也许是《我们的科学文化》与当年《三思评论》最大的不同了。

刘兵：我同意你关于学派的想法，尽管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引来一些非议，但我们既然致力于发展我们所称的科学文化，致力于以一种大致相近的理念来从事研究和传播，为什么就不能打出“学派”的旗号呢？有非议就让他非议去吧。毕竟，在国际上关于学派的理论中，大致的要件就包括有出版“同仁出版物”这样一项要求。而且，在那些要件中，这似乎也是我们所欠缺的最后一件了。

除了学派的问题之外，我想说的是，在我看过了第一本《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定稿之后，感觉到，总体上，它确实还是很有些可读性的，这也就是你所讲的那种趣味性的体现吧。其实，讲趣味，并非只是为了迎合读者，我们这里所体现出来的趣味性，本是各位在对选题的把握和表述所带来的，是新的、与传统有所不同的理念所带来的。否则，就只会有一种形式上的“趣味”而不会有长久的影响力。不过，这也许并不是我们在一开始的特意设计，而是一种群体品味的自然反映。

江晓原：我非常欣赏我们由编委轮流担任执行主编的制度。一方面，这可以为丛书带来不同的风格和特点，而另一方面，就要想到田松的那句名言了：“我们是由衷地相互欣赏着的”。所以，我们不会追求某种经过妥协而造成的统一风格，我们愿意让丛书的每一本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甚至是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

要说到丛书的主旨，我想主要是反映这个学派在近年所关注问题上的重要思想，从总体上说，这些关注和思想，似乎可以用“换一种眼光看科学”来概括。因为在中国，用传统的眼光看科学的人仍然占绝大多数，而用带有后现代色彩的眼光看待科学的人还是太少了。有的人认为，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所以我们还没有到用后现代眼光看待科学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意见其实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到告别对科学迷信的时候。但事实上，这种必要性和科学技术发达的程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更重要的是，用新的眼光看科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刘兵：虽然我认为自己是很后现代主义的，也同意你上面所说的看法，但我担心，并非为此丛书撰稿的所有作者会自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因而，我想是不是可以稍弱化一点，将“换一种眼光”理解为是用人文的视角和立场来看科学，当然，后现代主义也是国际人文思潮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让我想到，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新一代的科学史家，从接受专业教育开始，与其前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更为人文的训练。从我们丛书的作者情况来看，其中也有不少是“新人”，如刚毕业甚至在读的研究生，他们的加入，以及他们通过接受更为人文的教育并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对科学进行人文研究，不是也体现出了可喜的新生力量的涌现吗？——而且，这种新生力量的存在可又是“学派”之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