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朱玲，杨峰. 透过历史学的尘埃看中医.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6，40（2）：14-17

摘要：历史学与中医学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二者具有相似的起源，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曾遭遇"科学与否"的纷争，科学派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将文化的观念渗透到历史研究的文化生命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历史学研究新的生命。这一点在中医的发展中亦可借鉴，进行中医与文化的相关研究十分必要。中医学要告别科学之争，珍惜源远流长的浩瀚医籍，将之发掘、继承、提高，从历史学、诠释学等人文学科借助力量，同时勤于临证，注重提升实践能力，或许是中医学未来发展的出路之一。

历史学与中医学作为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学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曾遭遇过“科学与否”的争论。特别是中医学，自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中医科学化、中医废止论都曾甚嚣尘上，中医学一度遭遇了生存危机。尽管在国家的中医政策扶持下，中医得到了保护与发展，但中医是否科学，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衡量中医是否可行，都是中医药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从历史学的过去与现在中找寻中医学发展的可能出路，以及通过历史我们学会了什么，又该怎样面对未来。

1 历史学与中医学

1.1 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

将历史学归属于人文科学不会有太多异议，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具有 2 种基本属性，即科学性和人文性[1]。将中医学归为人文学科可能有很多人不认同，但中医学有太多无法抹去的人文特征，如理论体系的阴阳五行及整体观念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基所在。而有学者也指出，中医学实际上是一门兼有自然科学属性的人文学科[2]。

人文学科，以其验证方法的非实证性、非量化性和社会功能的潜隐性、长周期性等学科特征而与狭义的“科学”相区别[3]。历史和中医兼具科学与人文 2 种属性的特点导致其发展历程中会遇到类似的困扰。

1.2 起源探悉

1.2.1 古史与古医书均来自口传  遥远的古代是神话的时代，人们无法脱离鬼神思想。丝毫不掺杂神话色彩的史实大多属伪，或至少也存有人为窜改的痕迹。事实上古代典籍的形成，是先有口传而后才见诸文字。即使在文字已广泛应用的时代，亦未必一一转于文字。古史由口说转入于文字，是情理的自然形成，其著作形式和应用语言可能远在千百年后。《黄帝内经》托于黄帝，《神农本草经》托于神农，或以文法辨其不类，而不知承学者本其口耳相传之说，而成书不能不用后世文法也[4]。章学诚则据《公》《毂》二传（《公羊传》和《毂梁传》），解释《春秋》，论证上古口传制度的重大功用，其体制皆为口语对答之词，口传之迹明显，证明了口授在先，而后转入文字的实情。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书写体例亦是黄帝与岐伯、雷公的对答之词，明为口传无疑。而其并非一时一人成书的观点也已被学界广泛认可，战国时期则仅仅是其成书年代，而距离其中知识流传的年代可能十分遥远。

1.2.2 历史起源于神话，中医从巫术丛林走来  神话学和历史学都已证明，人类（无论是哪个民族）早期的历史与神话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要明确区分哪是人哪是神，哪是神话的延续哪是历史的开端，是十分困难的[5]。

人类医学的早期形态是巫术医学。随着人类理性进步和经验积累，医学才逐渐告别巫术形态，进入经验医学、实验医学等阶段。中医学同样是从巫术丛林走出的，甚至至今仍残留其印记[6]。

历史与中医的起源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神话和迷信的色彩，或许正因为这种特征使得二者在今天仍要面对唯科学主义者的拷问。据此我们在判断古医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时都应慎重，不能因为其中的神话迷信成分而人为贬低其价值，其次不能仅根据语言体例来判断成书时间。

1.3 均面临“科学与否”的争论

《辞海》对科学的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具有定性、定量、可重复性等特点。

“科学”一词由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翻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他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1893年，康有为从日本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辛亥革命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按达尔文的表述，科学只是我们了解事物本质的手段，而绝不是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仅仅只关注真实或者事实，而不关注真理。

准确的“科学”定义在这里并非十分重要，在讨论这一命题时大多已经把“科学”当成了“自然科学”，当成了一种建立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对知识的评价标准。这种狭义的科学认知就是历史与中医这 2 门学科为何总要被放在“科学”的神台上审问，而后得出或是或非结论的原因之一。

如果从广义的“科学”定义来看，其拉丁文本义是“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历史和中医都是有组织的知识体系，所以广义的科学必然包含二者。因此问题的责任似乎应该落在那些否认历史为科学者的肩上，而不在那些承认历史是科学者的肩上[7]。

中医作为有着系统理论体系的学科，存在了几千年并且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既然无法避免的出现了科学与否的争论，我们就应该知道原因。具体的缘由除了关于“科学”的狭隘定义外，还有 20世纪初科学主义思潮对学术界的冲击。中医是否属于科学以及是否需要向科学靠拢的问题近年来方成为讨论热点，其实这个危机和争论早已出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存废之争即是明证。经历了浩劫幸存下来的中医，为了自身生存发展，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以现代科学与医学手段和规范来揭示、衡量中医，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中医的真正出路[8]，而且最终难免步入中医西医化的歧途。

科学主义的思潮同样侵袭了历史学。其趋向是将史学与科学连带考虑与讨论，或以科学成分强加于史学，或要史学成为科学之史学，或要史学属于科学[9]。

表面看这些仅仅是单纯的一种学术风气，其实与其同时代思想有相当深厚的关系。由于近代西方知识技术冲击，西方优越的观念在中国越发盛行。这种冲击也使中国近百年来被科学主义的阴影笼罩。史学界和中医界的这种治学风气，均是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但正如西方史学家葛隆斯所言，那些希望历史成为纯粹科学的人实际上却使历史成为科学的附庸。这句话用在中医上也同样贴切。将中医附庸于科学会使其丧失其独立性，甚至走向毁灭。

2 历史学的解决方法

由于近 20 年来西方历史哲学方面若干突破性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乾嘉考证恶化历史主义统治中国史学界的时代过去了，至少也快要过去了”[7]。所谓“乾嘉考证恶化历史主义”就是科学派史学。科学派史学之后，历史学也进行了很多的变革与创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文化生命史观。

2.1 钱穆先生创立的文化生命史观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写道：“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10]中医又何尝不是绵延几千年而仍然有十分顽强生命力的学科，甚至其理论基础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也并未动摇。可见其和历史、文化的学科特性十分相似。钱先生又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而省略文化，我们也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医。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医基础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一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史学功能的特殊性是深切的文化关怀。将文化的观念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各个角落方能赋予历史新的生命。虽然钱先生的史学观念并未占据主流，但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在中医的发展中亦可借鉴，进行中医与文化的研究势在必行，中医的文化复兴是中医全面复兴的重要途径[11]。

2.2 后现代主义观念是对传统历史研究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反对现代主义笼罩一切、建立制度和社会体制的思潮。自出现后逐渐在西方学术界蔓延，先是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是历史学。后现代主义承认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科学研究对象间的差异，撇开原来纠缠不休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承认史学无法像科学研究那样客观中立[12]。语言学和文化学转向给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扩充了历史写作的视野和维度。

3 中医学可能的出路

3.1 中医文化研究的加强

正如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转向给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维度一样，有关中医的文化研究也是一种值得探索的路径。

中医文化研究要立足中医，通过对中医学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科学内涵、理论架构的研究，厘清中医文化脉络。这关系到中医学的认可接受度，还能准确评估中医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从另一角度看，中医文化研究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科技有关的思想要素的反思与评估提供历史依据，更可以提供正在实践着的现实依据[13]。

3.2 研习经典，精于临证

在中医发展的漫漫长路中，涌起了中西结合或中医西化的风潮，还有一种则是所谓“纯中医”的声音。这大约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基本主张是拒绝现代技术与手段，走全面复归传统的、通过“一个枕头，三个指头”就实现诊疗的“纯中医”之路，这显然在当代社会医疗环境中太不现实。

推动中医现代发展的动力是中医诊疗实践与理论的矛盾[14]，换言之，中医学存在的根基必须于实践中求生存。只有真实的疗效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我完善，扬长避短，更好地面对疾病谱以及人的生理体质、心理状态的不断变化，才能成为适应新时代的医学。

3.3 诠释学等新学科的引入

诠释学作为理解与解释的学科，在西方已有很漫长的历史，在经历了作为圣经解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之后，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哲学诠释学。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所强调的理解与解释的与时俱进品格、实践品格和创造品格，其影响迅速波及西方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

哲学诠释学对当今中医经典文献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性[15]。以往我们总习惯于认为，经典文本的正确解释只能有一个，除此以外，一定是错误的。以这样的价值标准去看待历代医家的注解工作，显然容易忽视、抹杀其工作意义。相反，如果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今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古人更好地理解经典和他们自身的意图。

随着中国诠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构建方式已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中医学作为一个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与其交叉融合已成必然。中医诠释学研究是对中医理论研究特色、思维方法的哲学审视，是通过现代诠释学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及方法进行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

例如具体到中医内科学的理论学术体系的发展也是通过对经典著作的不断阐释来实现的[16]。因此，临床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它既是诠释的基本手段，也是诠释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取临床疗效，一方面可以使内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实践证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断丰富和完善内科学理论。

4 小结

中医科学化、中医西医化的道路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是青蒿素的发明、屠呦呦的获奖，并不能成为中医科学化唯一的方向。作为同样曾经面临科学之争的兼具人文特性的学科，我们可以从历史学的发展中有所获益，彻底告别科学之争，改变西方科学化的唯一的评价标准，对中医进行全新定位，换一种更加圆融的角度去思索问题。珍惜我们源远流长的浩瀚医籍并将之发掘、继承、提高，从“历史学”“诠释学”等人文学科中汲取新鲜血液，或许是中医学未来发展的出路之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