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语

以《内经》成书为成熟标志的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一经形成，便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直到今天，我们学习针灸，应用针灸，还是以《内经》中的经脉、愉穴、刺法与治疗理论为规范。这一方面说明针灸经典理论的高度成熟，另一方面，与我国古人的尊经传统亦不无关系。

按照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一种文献称之为《经》，便有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意味。后人可以作注释，但基本上不可以去修改了，这也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文献层层累积的特点。《内经》便是中医学中这样的经典，其理论也成为代代遵循的宗枝正脉。

我们己经近乎习惯了对《内经》的遵从，医学实践的理论依据追溯到《内经》便认为找到了基石。无疑，《内经》对中医临床与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去引用《内经》中的表述。即便是对同一问题的表达，《内经》中的不同篇章有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在一篇之中即有不同作者的手笔，毕竟《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在运用《内经》理论观点的时候，需要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首先分析《内经》理论表述的语境与理论形成的背景，探求理论与概念的初始内涵，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找《内经》“作为理论依据”的依据。

理论构建的基本元素是经典概念。检讨《内经》中的针灸经典概念，我们发现几乎每一个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都有着多元因素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古典科技概念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经典理论与概念的深入理解，必须要识别隐藏在文字表达背后的观念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走进《内经》形成的时代，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惟其如此才能对针灸学理论与概念的形成思想准确地解读，继而才能够对经典理论有科学的认识而更好地继承。

所以，我们将《内经》置于先秦两汉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审视，并提出以下问题：那些以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概念、范畴与理论的建设基础是什么？古人在构建这一系列概念范畴的时候有没有受非实践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科技与人文因素？ 《内经》医学理论构建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原始依据？社会背景观念如何与极具实践特征的医学技术相结合，而进一步成为指导医学实践的理论依据，其方法与途径是什么？社会观念进入医学领域后，其意义发生了什么转变？在社会观念因素影响下的与医学概念经过历代诠释与应用，其内涵与外延有什么变化？观念因素与实践因素在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地位如何？

何裕民说：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质[1]。本研究试图将《内经》中针灸经典理论与概念体系的构建观念作艰难的上溯，以期回答以下问题。

2  研究现状及评价

2.1  研究回顾

研究没有捷径，只有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继续探索，才有可能开拓出新的路径。前人的研究是本研究的基础。好在，现在无论是文史学界还是中医学界，对针灸学早期理论与概念的研究关注者渐多，其研究方法与成果多有可借鉴处。

专门史研究是目前史学界研究的注目点之一。对于针灸早期理论与概念的形成与诠释，也被现代史学学者所关注，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学者李建民氏。李氏考察了周秦汉脉学的形成史，解读了早期脉学的发展与演变，并尝试用历史学的角度回答生命的本质与意义[2]。许侏云评价李氏[3]：

作者兼顾脉诊与针灸，以及数术的身体观，研究角度切中肯綮。中国古典医学的确包括了实证与玄学两个层面。从累积的实际经验，中国古典医学发展了具有特色的诊病方法、有效的验方及针灸治疗。同时，中国古典医学的理论则由中国文化的数术宇宙观，引申为身体结构与功能的阐释。经由前者，我们今日仍由中国的药学与针灸，汲取不少有用的知识。经由后者，我们可以探讨中国文化本身各个系统的套叠，以及系统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中国人的心态有所启发。

许氏的评语大致得当，古典生命观与古人的社会观念相关联，这也是本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同时，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氏对针灸与方脉的形成过程作了往溯，其研究多从早期社会思想风土着手，角度新颖[4]。此外，尚有韩氏《马王堆古脉书研究》对经脉的早期理论有所涉及，其研究指向是文献学[5]。

在西方己有较长历史的诠释学，现已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哲学思潮。作为一种新的理解理论，诠释学能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哲学传统作出适合于时代精神的新解释，使古老的中国文化与思维传统重放异彩[6]。同样，对于中医学理论研究，以“理解、解释和应用”为基本范畴的现代诠释学，亦为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目前，已有研究者将诠释学的原理与方法引入到针灸经典概念研究领域。如赵京生教授认为，作为针灸学内核的经典针灸理论，其表述语言与语境的时代差异，阻碍了现代人的理解与交流。根据针灸用语特点，对针灸理论基于其文字、理论体系、思想观念与思维方法系统研究的现代语言表达，是针灸学在当代传承与发展的基本前提[7]。作为例证，对针刺补泻方圆的内涵作出了现代诠释。杨峰氏的博士学位论文将诠释学方法引入到《内经》针灸理论的研究，对王冰与杨上善二家注《素问》作出系统比较，是对诠释学方法运用较为成功的案例[8]。

总的说来，中医界对针灸早期理论的研究重视不够，但部分学者坚持致力于此，并逐渐深入而有卓著成果。赵氏对《内经》中的针灸理论作了系统研究与阐释，著有《针灸经典理论阐释》一书，该书对《内经》中一些重要针灸概念进行了辨析，提出了针灸经典理论的理解方式的问题，尤其对经脉病候的研究较为深入[9]。黄氏对古代针灸文献进行了系统考察，著有《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一书，该书对针灸理论的传承、发展特点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10]。

此外，近年来对针灸理论的建构影响因素作出考查的，有朱玲氏的博士学位论文，朱氏系统探讨了道家思想与针灸理论建构的关系，认为：在文献用语、思想观念、说理方法等诸方面，早期道家思想对针灸概念均有渗透或影响[11]。关晓光氏对脉诊作了文化发生学的研究，认为脉诊产生于古代针灸等治疗实践，但由于其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观的巨大影响。“水” 与人类息息相关，为脉诊产生的真正文化源头。“元气论”“道德观”“阴阳说”“三才观”等在脉诊形成和演化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2]。

2.2  现状评价

其一，针灸经典理论概念的研究涉及医、哲、文、史等多学科领域，史学学者多将外史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内史研究，开拓了医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不过史学学者的研究取向更多地是指向史学价值，对医学实践的观照不够，不具备临床立场。

其二，诠释学的方法是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方法之一，这一新的研究方法颇有值得借鉴之处，目前应用尚不足。

其三，在文化层面上的研究多围绕在哲学层次、认知方法、思维模式等宏观方面，具体概念术语研究不够。针灸概念产生、理论构建与早期社会思想息息相关，其研究迫切需要外部视角，但诠释的角度宜具体，才不致有蹈空之嫌。

总的说来，当前对早期针灸理论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对具体概念的微观研究基本阙如；缺乏系统的理论构建思想研究；对于非医学因素对针灸理论的影响研究也十分薄弱，但已有学者关注这一领域并作了方法学上的创新，且近年来相关研究渐有增多的趋势。在这一现状下，本研究无疑具有极大难度，同时，留给本研究的空间也较大。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3.1  深入广阔的人文背景

医学领域内的相关研究，以往多局限在医学本身，而对于影响中医学理论构建的诸多因素，如人文条件、文化传统、主导观念、认知方法等缺乏观照。而这些恰恰是医学理论发生与演变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我们认识《内经》，如果离开了语境与社会背景，必然会导致思想的偏差。所以，本研究将针灸理论构建与概念形成置于《内经》时代的社会宏观背景下研究，考查医学概念发生与演变的轨迹，以期找到其社会文化的根源。这也是本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角度之一。

3.2  充分利用非医学资料

早期社会背景的了解离不开文本资料，尽可能占有资料才有可能开展深入研究，也才有可能得到新发现。在展开正式研究之前，笔者尽可能地收集了先秦到前汉的传世非医文献，约100多种，7000多卷，用了一年的时间作了穷尽性阅读，并对先秦主要著作涉及到的医学内容作了摘录，对保留有重要医学资料的篇章如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左传·昭公元年》等作了精读。另外，笔者在读期间曾参观北京、西安、南京、内蒙等地的博物馆，考查了大量的早期文物，借以寻找早期文明的踪迹。这一基础性的考查工作改善了笔者的知识结构，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3.3  微观角度与唯实立场

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进行理论研究最忌空泛，这是也当前研究的常见问题之一。本研究从基本概念入手，以微观角度切入理论探讨。概念是理论的基石，对基本概念形成思想的解读，是研究经典理论的最基础的方法。本研究选择了在针灸经典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概念：经脉、督脉、守神、候气、导气、补泻、守机、镌针等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概念的解读，勾勒出早期针灸理论构建的基本图景，并揭示早期社会观念对医学理论的影响过程。

主观是科学的天敌。尤其是对《内经》这样一部经典著作进行研究，很难完全逃脱习惯力量的影响。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言，所有前人的研究都形成本研究的前理解，完全不带主观色彩的研究或者并不存在。但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尽可能地排除主观思想，至少避免设立一个先验的前提，即预设某个论点，然后寻找材料去证实它这一惯常的模式，而是让材料自己说话，从医学与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演绎分析中去探求规律。从材料出发，冷静推论，客观分析，慎重结论，是本研究始终坚持的立场。

3.4  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

有学者指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13]。医学早期理论研究，涉及史料、文献、社会、技术、哲学等多领域，所以，研究方法必然是综合的。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字学、史学、诠释学的方法，对针灸经典理论与概念进行了分析，并力图探索医学概念与社会科技人文概念互相影响的规律。

4  研究意义

4.1  正确阐释针灸经典理论的需要

很长时间以来，笔者一直在问自己，是否读懂了《内经》中的针灸理论？每次都难以肯定地回答。诚然，《内经》时代久远，文辞古奥，不象现代文献一样容易阅读，但浸淫日久，笔者发现理解《内经》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文字，而是在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观念，其本质是我们根本没有走进古人的思维世界。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灵枢·官能》云：补必用方，泻必用员（圆），文字上基本没有障碍，但是意义却很难把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理解“方员（圆）”的内涵。在秦汉时期的思想世界里，方与员（圆）是一对哲学范畴，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其思想来源于“天圆地方” 的早期观念。所以在理解补泻方员（圆）的时候应当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后世注家中，杨上善有精辟的阐释：“员谓之规，法天而动，泻气者也；方谓之矩，法地而静，补气者也。”《太素·知官能》[14]

所以，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对《内经》针灸经典理论与概念作出解读，有助于我们对经典的深入理解。

4.2  针灸经典理论现代表达的需要

2003年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我国中医药事业的总体规划，从面向国内外需求、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出发，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制定了《中医药基础研究发展提纲》。提出未来十五年中医药基础研究的发展目标，其中首要的任务是“开展中医药理论概念内涵的系统深入整理及规范化研究，逐步形成专业术语统一，概念内涵清楚，理论层次明确，表述严密的规范化中医理论。”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用传统概念表达的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初步完成中医药理论和经典文献的系统整理和诠释。”可见，对中医理论与概念作出现代表达，已经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然而，对于针灸理论与概念的现代表达，首先要对经典理论、概念、术语进行研究，深入理解经典概念从源到流的发展与诠释历程，才有可能作出内涵外延清晰的恰如其分的表达，同时这也现阶段针灸标准化、规范化研究的要求。

4.3  针灸学术史自身发展的需要

与传统经学类似，《内经》有一个正典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经》理论、概念的原始意义经过历代诠释之后，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虽然概念还是原来的概念，文句还是原来的文句，但意义相去己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了一个故事：

郑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故事说郑人在信上无意写了“举烛”二字，燕相不解，以为提醒他要举贤尚明，遂以治国，则国治。经典的诠释过程与此相类，如对督脉的理解，督脉在命名之初仅指脊中，是一个很朴素具体的概念，后世渐赋予其 “阳脉之都纲”的地位（见本论文上篇）。诠释的过程也是重新创造的过程，诠释本身便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我们也是借助历代的诠释才得以深入理解经典的。然而，古典概念在形成今天的意义的过程中，也会因为诠释者的判断而损失内涵；同时，对古典概念本义的疏忽也必然会影响现代的理解与运用。要想对理论、概念准确把握，避免运用过程中断章取义的尴尬，只能通过追本溯源的研究工作而揭开古典概念的本来面目，这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前，针灸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而对概念的源流解读则是最为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学术使命。

4.4  为针灸实验与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只有通晓了学术史，才不会在研究中走弯路。在现代研究中非常容易走入“辉格式”史学的藩篱。缺乏对学术史的了解，以今人之观念理解古典概念，尤其是先验地将《内经》理论作为既定成果的研究方法，往往很难得到科学的结果。

梳理学术概念的源流，以历史的观点对经典理论与概念赋以科学的解释，才能令我们在进一步进行现象与机理研究时不致于陷入由于古今观念不同而造成的陷阱。经过解释的经典理论，方是有了依据的依据，才是坚实的值得信赖的依据。

临床研究亦复如是。浅尝辄止地援用经典解释临床现象、指导临床治疗往往不能令人信服，经过提炼的科学命题才是临床的真正依据。这些都需要对经典学术理论与概念作源流的考辨。

“善言古者，必验于今”（《素问·气交变大论》），医学文献与理论研究不仅关乎遥远的过去，更关乎学术发展生生不息的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