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任玉兰. 近代日本汉方医学的转型. 医学与哲学，2022，43（14） ：76-80

摘要：日本汉方医学的复兴历程是传统医学研究的焦点问题，目前学界多探讨战后汉方复兴的社会因素，鲜少着眼于医学体系内部的转变，从医学理念、药物研究、医师组织、社会互动等方面考察汉方医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转型过程。医学理念上，汉方界主张“以汉方医学为经，西洋医学为纬”，两者应优势互补；在药物研究领域，结合近代药理学和理化手段进行药物分析和品质管理，注重药物创新，开发新剂型；医师团体在组织、教育和宣传方面借鉴了近代模式；同时与西医界、产业界联合，从而形成了东西融合的现代汉方医学，促进了汉方的复兴。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政策的开始，以“灭汉兴洋”为本质的医事制度改革也逐渐拉开序幕，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日本汉方医学进入了生死存亡的“至暗时代”。而当今，89% 的日本医师在诊疗中开具汉方药处方[1]，汉方药更是占据了全球 90% 的中药市场销售份额[2]。可以说，现代汉方在日本本土的临床医疗和国际传统药物市场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方从衰颓到兴盛的百年沉浮，既是东方医学在西方医学冲击下复苏繁荣的历程，也是东亚传统医学近代化转型的过程，本文将通过文献梳理，还原日本汉方医学的近代化转型过程，探讨东亚医学植根于现代社会的内在动力与时代价值。

1　汉方医学转型的时代背景

自 562 年吴人知聪携中国医书东渡日本以来，中国医学不断与日本的医疗实践融合，逐渐形成了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汉方医学。然而到了江户末期，汉方医学渐显颓势。一方面，西学东渐，来势汹汹。16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自此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给传统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藩医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解剖死囚尸体后发现，人体的脏腑结构与中医书籍所说完全不同，“没找到中国古典医书上一般都会出现的肺之六叶双耳、肝脏之左三叶右四叶等区别”，反而与西方的解剖图谱“完全吻合，没有丝毫异处”[3]。由此对传统医学的信念产生动摇，转而学习西方医学。另一方面，汉方医学内部存在较大分歧，学说争鸣与门派对峙愈演愈烈。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主张应回归仲景古方，强调亲证试验，否定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一切形而上的抽象理论[4]，将经验论发挥到极致，这与信奉李朱医学的后世派形成尖锐的对立。其后又出现了主张各取所长、择优而用的折中派，一时之间汉方医坛学说纷立，争论不息。

如果说以上只是潜伏在医学体系内部的威胁，那么明治政府推行的医疗政策则是从国家制度层面发出的致命一击。明治政府以“脱亚入欧”为基本国策，在医学领域也试图与落后的“东洋医学”做彻底的切割。从 1874 年开始，日本政府仿照西方的医学分科、考试、教育和行政制度先后颁布了新医制、医师学术考试规定、太政官布告，以及医师考试规则等一系列法规，间接地取消了汉方医师的行医资格，新一代医师只有学习西医才能开业行医。

面对存亡危机，日本汉方界一方面团结一致向政府请愿抗争，另一方面谋求传统医学的变革以适应全新的医学制度。由此，在东西医碰撞中艰难求存的日本汉方医学界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与转型，不仅迎来了汉方医学的再次繁荣，也塑造了当今汉方医学的特性。

2　医学思维的转变

东西方医学有着各自的哲学思维和逻辑方式[5]，学术范式、话语体系和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是两者冲突的潜在逻辑[6]，在东西方医学的激烈碰撞中，汉方医学界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两者的差异。

2.1 “以汉方医学为经，西洋医学为纬”的提出

明治政府的强硬姿态显示，推行西医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短时间内急切地推行西医政策也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

首先，是医师的短缺，直至 1939 年，日本只有五万西医，即便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医疗资源也非常紧缺[7]。其次，高昂的西医治疗费用令普通人难以负担，在贫困的农村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无医村，导致农村地区的青年体质严重下降，甚至影响到了作为当时国策的征兵问题[8]。脱离了儒学的医者回归百工之列，缺少了利泽生民、胸怀天下的精神，被批评为“求学而忘术，求术而忘道”[9]。因此，有人指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医学界的弊病就是“鼓吹欧化万能、偏重物质、迷信科学”[10]。

同时，新一代的西医师也认识到西方医学的局限性。和田启十郎曾亲眼见证一位身患痼疾、向数位名医求治罔效的族人在汉医诊治下痊愈，由此对汉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医学院毕业后，开始从事东西医疗法比较研究。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他深刻体会到“西医非万能、汉医非陈腐”，著成《医界之铁椎》，对当时社会迷信西医的状况提出质疑与批评。汤本求真的长女染上疟疾，在西医施治无效后死亡，他恨西医之无术，转而研究汉方，专门医治那些西医无法治疗的顽疾，著成《皇汉医学》，开创了东西医结合的先河。不仅如此，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和营养学的推行，并没有有效控制肺结核等传染病的蔓延，也让人们意识到了西医的局限性[11]。

基于以上情况，汉方医学界逐渐认识到“要想弥补西洋医学的不足，匡正其谬误，就要发展更具临床优势、强调整体观的汉方”[12]。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汉方医学杂志《东亚医学》在创刊号中就提出，日本汉方医学的目标是要树立“以汉方医学为经，西洋医学为纬，融合一致、无限创造的”医学体系[13]。

2.2 打破中西医对立的思维局限

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历来是中西医争论的焦点。然而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兼具东西方医学素养的新汉医发现，东西方医学虽然有着各自的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汉方医学从现代科学角度看不过是迷信……但汉方医学离开了五行就不能成立。与其断定五行是非科学的，不如理解为只要用它能治疗疾病就好。或如有的汉方医家认为，五行说中或许有非科学的部分，但未必全部都是，我们应当采用其合理部分。”[14]龙野一雄[15]在阑尾炎的治疗中提及中医的脏腑观，“不是基于病理解剖学，而是对临床观察的总结，因此虽然只是想象，其发展性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在临床范围内已然足矣”。1940 年，矢数道明[16] 总结出东西医体系的差异在于方法论的不同，总体可以概括为西方医学有着浓厚的分析的、局部的色彩，而汉方医学是极为综合的、整体的。见表 1。

表1　矢数道明总结的东西医学方法论的差异

此番创见抛却了西医视角下汉方医学的非科学性和神秘主义，以包容开放的目光来看待其合理性与发展性，从东西方医学矛盾对立的单一模式转为兼容互补的开放思维，才形成了当今日本东西医学相互融合、兼容并蓄的局面。

3　传统药物研究的新进展

虽然明治政府的新医制对汉方医学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汉药在近代药物研究中迎来了新进展，传统药物理论与近代药理学、理化技术、制药工艺相融合，使得汉药以更加科学、规范、便捷的形象面世，有力地推动了汉方医药的应用与普及。

3.1 以药理学为基石的近代生药研究

日本的药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汉药的药用价值，1887 年，日本“近代药学之父”长井长义从麻黄中分离出麻黄碱，其后进行其化学分子式和合成研究，1926 年开始应用于哮喘患者，成为日本生药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着生药也可用于现代药品。同一时期猪子吉人结合古医书中的药能论和全新的药物实验方法，对瓜蒂、芍药、人参、河豚毒等四十余种药材进行了研究。作为有多年留德经验、任职东京大学的药学精英，他们从天然药物中纯粹地提取有效成分，分析其化学结构式，阐明药理作用和药理活性，为汉药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无疑引发了汉药研究的新潮流。

尽管最初的研究思路是基于近代药学理论通过化学方法分析其提纯物的有效成分，从而进行大规模合成生产，最终应用到临床，但 1926 年，药学家朝比奈泰彦对这种单一化学提取物的研究方法产生质疑，指出单一化学提纯药物存在副作用，多味药物复合产生合力才是汉方的优势。这一思想在其后的人参、麻黄碱、乌头、附子、黄连的研究中不断被证实，传统医学的复合主义药物思维逐渐得到认可。朝比奈泰彦强调要从传统汉方整体的、综合的观察视角出发，加以科学方法研究生药[17]。这直接影响了战后汉方处方学的发展方向，使得用药理学方法研究传统经方成为现代汉药研究的基调。

3.2 将物理化学技术应用于汉药品质管理

进入二战后，日本医药用品极其紧缺，生药市场上屡屡出现伪劣品和代用品，严重影响了汉药的疗效和信誉。对此，清水藤太郎[18] 在 1937 年提出用物理、化学、生物手段鉴定药物的生化成分和药理作用，例如，用显微镜观察药物蒸馏液、进行印模分析；对药物中水、油、干燥残渣、浸出物、生物碱的含量进行化学分析；借助物理手段测定药物比重、黏度、溶融温度、沸腾温度、凝固温度、折射度、偏振度、荧光度；展开动物实验等等。

以上技术不仅能够明确汉药中有机成分的理化性质，为现代日本汉药的药理学、制剂学研究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药物鉴定中客观的、可量化的理化指标，成为汉药生产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宝贵参考。

3.3 改进药物剂型

中药的剂型经过历代医家的改革与发展，至明代《本草纲目》中的记载已达到 40 余种[19]。日本吸收了中国的制药工艺，也有着汤、散、丸、丹等多种剂型。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汤剂，但汤剂的保存和携带明显不如西药方便。

1940 年《东亚医学》杂志中说到：“虽然汉方药的确奏效，其功能广为人知，但也存在着煎煮麻烦、药材容易生虫，保存过程中失效等问题……妨碍了汉方药的普及……本协会立志对此进行改善，并进行了多年研究。”[20] 这一构想在几年后真正得到了实现，1944 年，东亚治疗研究所的板仓武成功开发出柴胡汤、青龙汤类颗粒剂，1950 年，在圣光园诊所投入临床应用，最终于 1957 年由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量产上市[21]。

曾有学者指出，汉方在近代受到打压的原因之一就是汉药制剂以手工业为主，不能进行工业化量产，脱离了近代产业发展的潮流[22]。颗粒剂的开发有力地扭转了这一劣势，使传统汉药制剂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还和西药一样便于保存、携带和服用，增加了市场竞争力。

4　现代汉医组织的兴起

进入近代，原本以师徒关系、学术派别为核心的汉医团体，逐渐跨越了门派之别，走向团结统一，呈现专业化、系统化和组织化的倾向，在敦促学术、宣传教育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4.1 医师团体的组织化与专业化

为了团结汉方界的一切力量，汉医师纷纷建立汉医团体，争取汉医的权利，展开学术交流和社会活动。继 1875年的知温社后，日本先后成立了东洋和汉医学研究会、东洋医道会、日本汉方医学会、东亚医学协会等十几个协会，协会之间的成员有所交叉，但各团体的宗旨大致相同，就是发掘汉方医学的价值，争取汉方医学的合法地位[23]310-315。

在各汉医团体中，1938 年成立的东亚医学协会影响最大，其核心人物是古方派的大塚敬节、后世派的矢数道明与矢数有道、折中派的木村长久、药学的清水藤太郎、针灸学的柳谷素灵、医学史的石原保秀，皆为日本现代汉方的巨擘。以上专家涵盖了汉方医学的各学派和领域，在理论、临床和医史研究上都有着高深的造诣，有力地带动了当时的学术发展和交流。

在汉医团体的组织下，从 1929 年起汉医团体围绕“设立国立汉方医学研究所”“认定汉方专科名称”“设置卫生省时采用汉方医学”“在健康保险法中采纳汉方医学疗法”等宗旨向政府提出一系列请愿和要求[23]317，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为战后日本恢复汉方医药合法地位营造了舆论优势。

4.2 改变医学知识传承模式

对于江户时期医学界师徒传授模式的弊端，日本学者如此评价：“江户时期盛行秘密主义，形成了一股隐瞒处方，拒绝知识普及的风潮……汉医中存在秘密主义、封闭主义。”[24] 这明显不利于汉方医学的传承。

1935 年，大塚敬节、矢数道明等人成立了汉方医学讲习会“偕行学苑”，即日本东亚医学协会的前身，1936 年开始招生培训，翌年改名为拓殖大学汉方讲座，至 1945 年共召开 8 期，每期时间为 4 个月左右，课程主要内容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处方解说、汉方各派药方释义、各科汉方疗法、汉方药学和药理学、针灸腧穴与治疗、汉方医学史等内容，学员包括药剂师、医师、针灸师、药材商、在校医药专业大学生[25]。700 余人参加了学习，培养了大量现代汉方医学的核心人才，此举被誉为“汉方医学复兴运动中最成功的事业”[26]。

此时期的医学教育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模式，一是由多位讲师授课，标志着汉方医学教育打破了以往师徒授受、门派内传的垄断模式，以开放的、系统的、学科全面的形式展开。二是授课对象主要是新医制下培养的西医医师和药剂师，开拓了汉方医学教育的新领域，改变了明治时期后继无人的局面，也促进了日本东西融合型的医学人才的形成。

4.3 借助大众媒体扩大宣传

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大众文化的繁荣，日本出版业迅速发展，汉方医学书籍与杂志也应运而生。从 1928 年开始，汉方出版物急速增加，仅 1928 年～1937 年就发行了 33本医学著作，7 种汉方医学杂志，20 世纪 50 年代末更是创下了汉方出版物发行数量的新高[27]。在杂志中，除了学术探讨，还有许多有特色的专栏，如《医道》的《伤寒论》连载、《东亚医学》的新书推介与汉方医学讲座信息、《汉方与汉药》的药品与药店广告、时下汉药价目表、中国中医药业态报道等。

这些出版物以快速便捷、大众最为接受的途径，传播汉方医学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最新动态，同时也考虑到了汉方医药从业者、爱好者、普通大众等不同群体的需求，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宣传。

5　与社会各界的互动

除了汉方医学界内部的交流，汉方界还积极与其他社会群体展开互动，扩大汉方医学的影响力。

5.1 与西医医师的互动

早在1884年，最先展开向政府请愿活动的温知社17名干部就邀请13名西医代表进行洽谈，次年《汉洋病名对照录》《洋汉医通》《汉洋对照处方》等书籍陆续问世[28]，显示出汉方界积极接触西医学界的态度。由于新一代的汉医本就是西医出身，因此能够更好地和西医学界展开沟通，也为汉方医药在西医学界的宣传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汉方医家大塚敬节和第十一届日本医师会会长武见太郎的友谊佳话。武见太郎青年时代曾担任古典文豪幸田露伴的主治医生，在幸田露伴的熏陶下开始接触《伤寒论》，进而对汉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8年，武见太郎结识大塚敬节，尽管二人分别从事东西医学两个不同领域研究，但他们都认为“为了治愈患者，东西医学没有差别”，对临床治疗的见解也极其相似。相见恨晚的两位医学巨匠从此对日本的医学发展道路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也成就一段医界美谈。在大塚敬节的影响下，武见太郎对汉方的了解愈发深入。作为当时日本最权威的西医医师协会会长，武见太郎对国家医疗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极力推动下，1976 年汉方制剂进入了国民健康保险范围，对汉方在现代日本社会的应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29]。

5.2 与研究机构、产业界的联合

除了医家们的努力，研究机构和制药商在汉方复兴中也功不可没，而两者的联合加速了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最为代表性的是汉方颗粒剂的发明与上市。颗粒剂技术的成熟先后经过几次技术改良。最初，1944 年板仓武担任官方出资的东亚治疗研究所所长，聘用大塚敬节为研究员，于次年发明了汉方颗粒剂，并投入于临床比对研究。但由于日本二战失败，研究所所在的医院被美军接收，被迫终止研究。1947 年，武田药品工业的渡边武、后藤实通过改进设备，也发明了含有挥发物药材的颗粒剂[21，30]。

1950 年，汉方颗粒剂在著名汉方医家细野史郎开设的京都圣光园诊疗所正式投入临床应用。1957 年，经大阪大学药学部教授木村康一、高桥真太郎、桑野重昭等专家的指导，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采用真空减压脱水以及红外线干燥装置生产出了比较完善的汉方制剂，最终投入生产并大量上市[31]。在汉方颗粒剂的开发过程中，除了大塚敬节、细野史郎等汉方医家之外，研究机构和制药企业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们相互合作，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试验、量产上市的联动机制，企业参与药物研发对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上市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津村制药，这家汉方制剂的龙头企业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中药材的种植与药物研究。

1924 年，津村制药的前身津村顺天堂成立了津村研究所和津村药草园，并得到了药学家朝比奈泰彦、刈米达夫和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的大力支持[32]。虽然当时汉药的研发生产体系尚不成熟，但从汉方医学与药物学、植物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并联合企业展开研发的情况，已经能看到当今日本产学研模式的雏形。

6　结语

从存亡危机到全面复兴，日本的汉方医学在一个多世纪里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东西方医学冲突对立到相互融合的转变。这一过程体现了日本传统的汉方医学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传承与创新，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灵活变通。通过融合西方的医学理念、药物技术和医师组织、产业模式，汉方医学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形成了东西方融合的现代汉方医学。

近代日本汉方医学的转型证明了发源于中国的中医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能够在异国土壤生根发芽，而且在经历西方文化的冲击后仍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中医药国际化的道路上，要充分借鉴日本汉方医学的经验，探索东西方医学在基础理论、临床治疗、医疗文化的共同点与兼容性，同时也要利用现代的科技与媒体、营销手段，促进中医药的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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