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棒棒医生，2020-08-26 14:04；作者：余向东

19世纪下半叶，中西医学史上出现了两个生活年代差不多的外科名家，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和马培之（1820-1903）。

李斯特被医学史家加里森誉为史上最伟大的三个外科学家之一（另两位是巴累和约翰.亨特），又被列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录》（其中医生录入的仅有6人），无疑是大师中的大师。

马培之是清末孟河学派四大家（费马曹丁）马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江南第一圣手”，又被评价为“以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又有慈禧御赐的“福”和“务存精要”匾额两块，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外科神医。

这二人到底有哪些成就？对人类医学的伟大贡献到底是什么？不妨比较一下。

先看李斯特。

19世纪是外科破茧成蝶丑小鸭变天鹅的世纪。尽管手术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外科都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与内科相比，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庸，外科医生在内科医生面前就像仆人一样抬不起头。这是因为，外科手术受制于一个基础和三大瓶颈。

一个基础是解剖学和病理学。解剖学的精深研究到16世纪维萨里才算开始。没有解剖学，就不知道人体的精细结构；而不知道人体精细结构，又怎么可能下刀？所以，华佗想劈开曹操的脑袋取出“风涎”，那根本不是医学故事，而更像一个政治谋杀。病理学更晚，18世纪才真正开始。有了病理学，才有了“病灶”的概念，外科医生开刀才知道他要切除什么。有了病理学之后，外科医生就逐渐开始了结肠癌、卵巢癌等复杂手术。华佗的“风涎”是臆想的不存在的东西，没有病理学的证据支持，所以他的劈脑袋手术注定无法流传下来。

出血问题是第一个瓶颈。只要划开皮肤就会出血，如果伤及大一点的动脉，则血如泉涌弥漫整个视野，立刻就会要了病人的命。所以，止血是外科第一个要面临的难题。由于缺乏精细的解剖学知识，几千年里，人类主要是用烙铁来止血的，这种野蛮的方法不仅给病人带来足以引起休克的剧烈疼痛，也大范围破坏了病灶周围的结构，导致伤口愈合困难和激发感染。直到16世纪伟大的外科大师巴累出现，发明了鸦喙钳，用它牵拉出病灶的血管，再用针线进行结扎止血，这个小小的改进是外科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后到20世纪初兰德斯坦纳发现血型，输血成为手术大出血的有力保障。出血这个瓶颈被止血和输血技术彻底攻克。

第二个瓶颈是疼痛。不言而喻，疼痛是制约手术的最大的难题。在漫长的中西医学史中，有无数关于发明麻醉药物的传说。中医有扁鹊的“毒酒”和华佗的“麻沸散”，是可以支撑心脏移植和开腹手术的神奇药物。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除了这些传说外，更多真实的处理疼痛的方法是用酒和木棒。把病人灌醉，一棒把病人打昏，再死死绑住约束，这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却最实用的方法。即便如此，病人仍然痛得醒过来，痛得惊天动地死去活来。很少人能过疼痛这一关，外科医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手术，才可能使病人免于疼痛休克，谁手术做得最快，谁就是最牛的外科医生。当时英国最牛外科医生叫李斯顿（1794-1847），他曾经公开表演截肢手术，从取皮瓣、切开肌肉、结扎血管、锯断骨头、皮瓣缝合包裹断端，整个过程只要28秒。神技令人难以想象。这种技术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几个医生能练成。 

1846年10月16日，牙医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1819～1868）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的一间圆形阶梯教室里成功表演了乙醚麻醉下切除颈部血管瘤，病人整个手术中安安静静不发一声叫唤，这种景象差不多是人类开天辟地的第一次。麻醉术立即就传遍了全世界，甚至在第二年（1847年）就传到了中国。没有一种医疗技术像麻醉术传播的这样快，几千年的等待，等的就是这个技术！比莫顿略早使用麻醉术的其实是一位乡村医生朗（C. W. Long，1815～1878）。他在1842年3月30日就就用乙醚麻醉成功摘除过颈部肿瘤，可惜他不善宣传，做了了不起的事也不发个朋友圈。但人们没有忘记他，把他做手术的这一天即人类真正第一个麻醉手术的日子作为“美国医师节”以纪念之。最早做麻醉手术的是朗，使麻醉术传遍世界的是莫顿。

当李斯特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面临的背景就是上面所述的情况。由于解剖学病理学和止血、麻醉术的进步，手术范围开始大踏步突破，进入了人体几乎一切领域（只有心脏等少数禁区），手术数量更是成倍翻番地增长。但是，人们发现，救的人越多，则死的人也越多。手术术后死亡率竟然高达50%，做一个手术就像抛硬币，死活各占一半的概率。19世纪苏格兰名医辛普森曾经哀叹，“躺在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或许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士兵更容易送命”。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人们慢慢觉得这样的死亡率是天经地义的，要做手术就必须承受这样的死亡概率。

李斯特可以说不是天才，他不是受到古书记载或者苹果砸头的启示而灵机一动就解决了问题，他是长期思考探索积累而成功的。他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科学的强烈兴趣，学了三门外语，对博物学、化学和显微镜观察尤其情有独钟。17岁进伦敦大学学院修植物学等基础科学，拿到文科学士学位。20岁开始学习医学，5年后拿到医学学位。毕业后，李斯特到爱丁堡皇家医院师从当时最有名的外科医生塞姆。与只知道做手术的开刀匠不同，李斯特边做手术边进行炎症、凝血机制、血管收缩功能、肠道神经作用等广泛的基础研究，在《柳叶刀》等一流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高端论文，仅仅7年，他就在33岁上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使他顺利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钦定教授”，后来34岁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外科谋得职位，成为教师和医师的“双师型”人才。这时他开始思考术后伤口腐败和高死亡率的问题。

当时的手术术后必然面临伤口化脓的“腐败”问题，故老相传，这种化脓是瘴气导致的，和中医理论中的各种邪气很类似，也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东西。当时也普遍地认为化脓是愈合必经的一个阶段，你要想痊愈，必须先化脓，因为人们基本没有见过不化脓的伤口。

但李斯特注意到，骨折病人只有开放性的伤口才会化脓，如果皮肤没有破损，就没有化脓。这似乎说明，伤口的坏疽和化脓是外界的原因导致的，是瘴气还是什么别的，他也不知道。他试过环境清洁，甚至洗手（仅是清水加肥皂洗手），都不能解决问题。李斯特苦思冥想了数年，毫无突破。

1863年，伟大的巴斯德发表了《腐败研究》的论文。1864年，李斯特（37岁）见到这篇论文，他立刻就意识到，伤口的腐败和发酵一样，也可能是微生物引起的。光有这个想法还不行，你得用实验证明。他仿照巴斯德做了一个鹅颈瓶实验，把三个烧瓶的导管做成弯曲如鹅颈状，另一个则是垂直的。四个瓶子里的尿液都予以加热消灭微生物，再观察六个月，最后，三个鹅颈瓶里的尿液仍然保持清亮，而直管瓶里的又变浑浊了。这个实验证明，空气并不空，空气里有微生物存在，可以通过方便的途径感染烧瓶中的标本。

这以后，李斯特开始寻找可以杀死微生物的东西，他找到了石碳酸，即苯酚。新冠肺炎中有一个江湖医生用苯酚进行穴位注射，有一个特不靠谱的总统建议注射苯酚来杀死病毒。李斯特可不敢把苯酚注射进人体，他是外用。1865年8月12日，李斯特接诊了一个11岁开放性小腿骨折的小男孩，他先用溶解在亚麻籽油里的石碳酸清洗伤口，再用浸透5%石碳酸的油剂纱布覆盖伤口，外加锡箔覆盖防止石碳酸挥发。4天之后揭开纱布，他看到了没有化脓没有坏疽的清洁的伤口，并且已有新鲜肉芽组织出现。他继续实验了十几例，都获得了成功。于是，李斯特开始在整个病区里规定，凡伤口都需要用石碳酸消毒，手术器械药用石碳酸浸泡消毒，医生手术前要用石碳酸消毒双手。他的病区术后死亡率一下子从50%降到15%。他的经验逐步传遍世界，并进化到无菌术，人类终于彻底攻克术后感染问题，把术后感染死亡率几乎降到零。

外科第三个瓶颈就此攻破，外科从此后才真正成为医学之花。

李斯特死后倍极哀荣，享受国葬待遇，以他拯救生命之多，实不为过。

法国一位外科医生评价他的功绩最为到位：“历史上只有过两种手术，李斯特之前的手术和李斯特之后的手术。”

我们再看同时代的马培之。

我们仍然要先了解一下背景。

中医历史上对于外科“一个基础三个瓶颈”都没有实质性的研究。解剖学到《黄帝内经》就停止了，后来虽然有王莽时代的一次解剖实践，有王清任的看剖经历，都是个别现象，没有形成体系的知识，也没有根本的进步。因此，中医外科始终停留在体表的原始阶段，只能做做疮疡的切割排脓、痔疮摘除等小手术；也有印度传来的金针拔障，以及传说中的兔唇手术等比较惊艳的。但都是体表的，没有开展过进入体腔的复杂手术。此无他，不精解剖和病理之故也。

中医史学家李经纬先生在大作《中医史》中记载的几例突破体腔的手术都是不靠谱的。比如，武则天的一个大臣为了剖明心迹而引刀剖腹，医生赶紧把流出的肠子塞进去，用桑皮做线给他缝上刀口。李先生说这就是“剖腹急救术”。王孟英回忆祖父治病经历，“浙江吴兴汤荣光，从树上坠地，腹着枯椿而破，伤口长二寸余，已透膜内，只见红肉，不见肠。复饮以药酒，使不知痛处，随用刀割伤口使宽，以铁钩钩膜内红肉出，则见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疟母也，乃如法敷治疮口而愈，宿疾顿除。”李经纬认为这个红肉疟母就是慢性疟疾导致的脾肿大，再外伤导致脾破裂，切除后同时治好了慢性疟疾。这个分析太过儿戏。脾切除并不是割个体表瘤子那么简单，你得把与脾相连的极其复杂的血管（包括腹腔干、脾静脉以及门静脉的系统）都一一结扎处理清楚才行。中医对这些解剖结构一无所知，怎么切脾？如果这样解释，扁鹊都能做心脏移植了。

止血（更不谈输血）、麻醉术和消毒灭菌也是中医没有解决的，中医因此始终没有进入复杂手术的大门。因此，中医重内科轻外科的倾向没有得到扭转机会。

到了清代，这种倾向还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外科大师叫王洪绪，写了一本《外科外科证治全生集》，自称72岁，行医“四十余年，用药从无一误。”他治疗浅表的疮疡痈疽等，也是靠辨证用药，不论脓成未成，一律不用针刀。他极力反对开刀引流，认为那是刽子手屠夫的干活，“尽属屠刽”“病人何能堪此极刑”。其实，他反对得很合理。因为，没有解决麻醉瓶颈，病人确实难以忍受那种极刑。

在王洪绪的影响下，清代外科发展更加保守，对疮疡这种浅表的病灶也是药物治疗为主的，几乎没有手术什么事儿。比如，许克昌的《外科证治全书》和邹五峰的《外科真诠》等，都是没有手术的外科专著。

马培之倒并不完全同意王洪绪的观点。他认为一律禁止手术也是不对的。但他批评王洪绪更主要的是批评他的著作影响之下，一般医生“遇证即录方照服，既不凭脉，亦不辨证，贻误匪浅”。而不是批评他绝对禁止手术。

以外科著名的马培之写了一本《马培之医案》，里面记载了42个外科病。分别是：

皮肤和皮下粘膜下感染性疾病如各种痈疽疮疖等最多，有22种：井疽（心窝部的无头疽）、蔽骨疽（仅见于马氏医案的病名，具体不明）、石疽（左腋结硬，渐次硬及乳房、肩臂颈项）、疵疽（右膝）、附骨疽（骨髓炎）、肝痈（不是肝脓肿，而是右胁下脓肿）、漫心痈（脐上脘下结硬作痛）、缩脚痈（右胯处）、伏兔痈（仅见于马氏医案，口腔内的一种糜烂）、舌根痈（舌根处）、盘槽痈（腮部，仅见于马氏医案）、脾肚发（痈疽之发于背部第七颈椎部位者）、脱囊（阴囊处的痈）、肾俞发（腰后肾俞穴处脓肿）、对口（脑后跟口相对的疮疽）、疔毒、流注（肌肉深部的转移性、多发性脓肿）、牙菌（牙龈肿胀）、骨槽风（牙槽处感染）；有3种使内部的，肺痈（咳脓血痰，不一定是肺脓疡）、少腹痈（下腹痛，不一定是体表脓肿）、胃脘痈（相当于胃溃疡）。

痈现代医学只用一种定义：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多个临近毛囊的深部感染。这个定义切中疾病本质，不管你在哪个部位发生，性质都是金葡菌感染。古人不知道细菌，把不同部位的感染命以不同的名字，以为部位不同，所配套的经络脏腑不同，疾病性质也不同。再结合脉象，可以辨出花来。

还有各种肿瘤性疾病如：血痣（血管瘤）、舌菌（舌肿瘤）、牙岩（牙龈癌）、舌岩（舌癌）、舌疳（舌癌）、锁喉毒（耳前听会穴处肿如瘰疬攻及咽喉不能食饮之病证）、瘰（淋巴结核等）、失荣（颈部肿瘤）、乳岩（乳腺癌）、串臂漏（仅见于马氏医案，串臂漏久，肌肉僵硬，体质亏弱，不易速愈）、马刀（颈左右硬块）、肾岩（阴茎龟头恶性肿瘤）、眼胞痰瘤（眼部脂肪瘤）、肠覃（妇女下腹部有块状物，类似怀孕）。

畸形如：鸡胸龟背（凸胸驼背）、龟背庀（仅见于马氏医案，其为病也，腰似折，髀不可以曲）。

其他：肛漏、鹤膝风（关节炎）、麻风、风注（头额间忽然肿起，软似绵，大如馒头，木不知痛）。

这42种病确实不同于伤寒温病之类的内科病，几乎都要手术才能解决问题。作为外科神医的马培之使用或者发明了那些手术呢？他的手术有哪些独特的技巧或创新呢？效果如何呢？他对解剖病理、麻醉、止血和手术感染等关键技术又有哪些突破或贡献呢？

结果非常意外，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马培之完全或者说主要是用药物来治疗这些外科病的，他只不过比别人更加注重辨证论治而已，他没有用任何手术的方法。即使对于鸡胸龟背这种严重的畸形，他也坚信辨证论治和药物可以有效治疗，经他亲自验证有效的方子有：枇杷叶膏（自制）、清肺饮（自制）、加味泻白散（自制）、加味白薇汤（自制）、麦冬汤（自制）、补肺清金饮（自制）、金水准调散（自制）等。今天的骨科和矫形外科有医生愿意试试这些方子吗？

所以，马培之实际上还是一个内科医生，用内科方法治疗外科病的医生。把他算作外科大师绝对是中医史家的某种误会吧，不发明一两种手术，不解决一两个外科瓶颈技术，不切开腹部胸腔，仅仅对体表疾病辨证施治，就可以叫外科大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