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吴爱华，易法银，胡方林. 藏象学说百年发展概述.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3）：29-30

藏象学说经历代医学家的充实和完善，从而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近一百年来，由于西方医学的传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医藏象学说的研究有了新的特点，其发展经历了中西医汇通和现代研究两个阶段。

1 藏象学说之中西医汇通

清末至民国期间，社会急剧变革，西方医学的涌入对藏象学说的理论和治疗实践带来了某些新的影响。中西医汇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汇通医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医家有唐宗海、张锡纯、恽铁樵、陆渊雷等，他们的汇通思想由浅到深，由以中医学为主体发展到以改进中医为目的的中西医汇通思想。

在藏象理论的研究方面，张锡纯对于西医的生理解剖知识，一方面肯定其先进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其局限性、片面性，他汇通的出发点是不想打乱或否定中医的理论，而是借用西医的生理解剖知识，反证中医藏象理论的正确和先见。基于此，能汇通则汇通之，不能汇通则存异。

恽铁樵认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群经见智录·五行之研究》）。揭示了中医藏象理论综合整体观的本质。应该说，中医的藏象经络等学说都是在“天人相应”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自然界-人体生理去认识脏腑经络的本质，从而道破了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之间方法论的不同特点。他在强调这个根本区别的基础上，提出从深入研究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和长短，来寻找两者的结合点[1]。这对于我们现代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陆渊雷主张“中医科学化”，由于其在科学上忽视了中医理论的特点及其与西医本质的区别，提倡用西医西药知识来提高中医，其错误要害是抹煞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违背了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这显然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2]。虽然中西医汇通在藏象学说的研究上没有达到汇通的目的，但他们的革新思想，以及他们用不同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藏象学说探索性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指导藏象学说的研究，仍有借鉴的意义。

2 藏象学说之现代研究

2.1 理论研究

2.1.1 藏象的概念  “藏象”的概念是藏象学说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现代对藏象及藏象学说内涵的认识，多数学者的观点趋于一致。在剖析其内涵时一般均将“藏”与“象”分而言之，认为“藏”的内涵有二：一是指“藏器”，即为实质器官，可以属于“形藏”；二是指“藏气”，即非实质器官，而是人体整体之气运动变化不同状态的代名词。同时认为，“象”的内涵有三：一是指内脏的外见形象；二是指内脏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三是指内在五个生理病理系统与外在自然环境相通应的事物与现象，即两者类比所获得的“比象”。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综观各家论说，将“藏”与“象”分开的阐述都是以追本溯源作为其主要方法，认为古代的解剖实践证实了“藏”的概念最初无疑是指有表象的实质脏器，同时受益于当时的哲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将客观所见的形态与主观推理所得的认识结合在一起，构筑了藏象学说的理论[3]。

2.1.2 理论与学术争鸣  现代中医脏腑理论的研究较以往有不同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重视对脑功能的研究，提出“脑主神明”的论点；探讨脾阴的含义与作用、脾阴虚的证候，从而完善了脾阴学说；就肝气虚、肝阳虚的生理病理及辨证论治进行探讨。这些理论的研究，补充了以往脏腑理论的不足。

关于脏腑某些理论仍存在许多争议。有些争论在某些方面的认识趋于统一，如命门学说和三焦学说的争论。但有些争论仍十分激烈，如对“凡十一脏取决于胆”的内涵与意义目前存在多种解释：其一，以胆主决断作解释；其二，以胆主春生之气作解释；其三，以胆气助正抗邪作解释；其四，以胆主半表半里，能通达阴阳作解释；近来有人认为“十一脏取决于胆”即是十一脏取决断于胆；亦有人对《内经》“十一脏取决于胆”的论点提出质疑，认为其是衍文或误字。再如对心主神明，脑主神明，或是心脑共主神明等问题，也是仁智各见[4]。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争鸣丰富了脏腑理论的内容，对藏象理论的发展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

2.2 实验研究

通过多年的中医脏腑实验研究，对中医学五脏的本质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认识，研究成果表明，每一脏皆是物质与功能的统一，均涉及多系统的部分结构和功能。每一脏所主的功能均不是某一系统所能独立完成的。每一脏在神经内分沁、免疫等系统内有所划分和交叉，通过系统内的结构联系产生功能的相互作用，同时又通过系统间共有的递质、激素、细胞因子等信息物质的传递，对人体各系统、器官细胞多层次地相互调节和整合，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皆是微观动态变化基础上宏观整合的结果，而五脏不是指某几个解剖的脏器，而是对生理病理现象的整体概括，是整体的一系列组织器官的内部联系的事物[5]。这些研究有利于阐发中医理论的合理内核，指导辨证及疗效评定客观化。

2.3 临床应用

2.3.1 补充和完善了五脏证治系统  过去关于肝气虚证、肝阳虚证、脾阴虚证、脏腑相关证治等的研究较少，在近年研究中，基本上完善了其证治体系[4]。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一些学者就肝气虚、肝阳虚的病因病机及其辨证论治进行了全面探讨。认为在生理上肝阳温煦推动肝血，肝主疏泄是肝阳的功能之一，同时肝阳也是维持人的正常情绪的重要方面，另外肝阳生心火、温脾阳，也下煦肾水。在病理及论治上有肝阳过亢，治当滋阴潜阳；肝阳郁结其治则疏郁通阳；肝阳虚衰治以温补肝阳；肝阳下陷治以酸寒清肝、疏郁升阳；还有寒凝肝脉治以温经散寒[6]。

历代有关脾阳的论述较多，而脾阴则少有研究，故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关研究从脾阴的含义与作用、脾阴虚的证候、治法等进行探讨。一般认为，脾阴是指存在于脾脏的阴液（包括血、津液、水谷精微）和脾的物质形态及其承载的滋润濡养功能。脾阴的主要功能是濡养，与脾阳相辅相成，共同完成脾主运化、主升、统血的功能。脾阴虚的临床表现错综复杂，但其主要病机特征是：脾的运化功能失调与阴虚证并见，临证中只要见到这两种证候，就可以认为是脾阴虚。滋脾阴要以甘淡性平之品为主，因甘平滋脾益阴，淡渗除湿健脾[7]。

2.3.2 加强了五脏功能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建国后，中医工作者对五脏功能系统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丰富了藏象学说的研究，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例如邓铁涛从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研究中医五行学说，结合临床联系五脏，到80年代提出“五脏相关”学说。邓氏指出古人虽然已经认识到五行的中心实体是五脏，但今天如仍沿用五行理论，受其框架的束缚，临床上难免存在着名实不符、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缺陷。他认为，应该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都可概括于五者之中，并在医疗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因此，从临床角度出发，用“五脏相关”这个学术名词较为合适[8]。

尽管建国后藏象学说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研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藏象概念的混乱、脏腑辨证的规范化、脏腑诸证的诊断及疗效标准、实验指标的确定、动物模型的制作等都是至关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问题，这要求研究者要不断反思藏象学说的研究思路、方向、方法等问题，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回顾百年藏象学说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存在的问题也是棘手的。中医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力度，尤其是藏象学说的研究。展望未来研究，应以脏腑传统理论为基础，采取多方法、多途径研究，从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以期推动藏象学说的深入研究和学术创新。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