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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贾谦: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反思

已有 2140 次阅读 2022-5-31 13:11 |个人分类:思考中医|系统分类:观点评述|文章来源:转载

资料来源:深圳梧桐山国医私塾教育 2022-05-30 05:00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在驻英使馆工作时,曾帮助一个根本不懂中医的英国人办了一个中医诊所,从中国聘请了中医大夫,患者络绎不绝。但徐教授发现,从中国进口饮片存在种种问题。于是,1992年回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笔者有幸参加了该课题的工作。该课题提出:中医药国际化面临空前良好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建议国家制订“弘扬祖国传统医药学工程”。在上述课题基础上,1996年,甘师俊司长、李振吉局长等又领导进行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笔者又幸运地参与了研究。1997年,该课题提出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并得到国家批准。从此,全国出现了中药现代化热潮,国家拨出巨资,开展了各种研究。人们希望使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灿烂结晶发扬光大,更好地为13亿中国人民的健康服务,并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从徐绍颖教授研究中医药发展战略至今,恰恰10个年头,10年来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进展如何呢?

一、笔者的思想转变

近两年,不少人认为,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弄清中药的有效成分,就是搞植物提取物,就是与国际接轨,就是得到美国FDA的认可,就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甚至更有人说:“中药现代化就是要研究开发像青蒿素这样的I类新中药”。“十五期间,重点支持三五个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I类中药创新药物的临床研究”。“植物药向化学药发展是中药类产品的一大发展趋势”。“重点支持一批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疗效确切的现代中药新药品种”。“培育20个左右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现代中成药,争取有2~3个中成药正式进入国际药品主流市场”。“中药要走向世界,必须与国际接轨”。这些观点的实质,归结起来不外两点:其一,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开发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I类中药;其二,中药必须与国际接轨,必须符合国际质量标准。这些观点明显是错误的,任其在社会上流传,会造成思想混乱;用以指导科研与生产,会导致中医药消亡,会使中医药如同世界另外三大传统医学一样不复存在。

1998年我们课题结束后,正式出版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笔者是执行主编。《战略》未区分中药、植物药和天然药物的概念差异,这是一大缺陷;而且提出争取有两三个中药以药品身份堂堂正正走向世界,过分强调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过分强调分离提取,几乎完全忽略了中医药与西医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些不够准确的提法误导了读者,也误导了有些部门的计划制定。上述一些提法明显是受《战略》这本书的影响。为此,笔者非常惭愧。

当初,笔者也曾为其中一些提法而激动,也曾在一些场合宣传过。经过深入研究,汗颜不已。作为上述两项课题参与者,今天,做一反思,谈谈笔者的思想转变。

二、中药现代化是要发展完善中药而非西化中药

中医药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是把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手段、方法、设备融入中药研究、生产、应用中,从而发展完善中医药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要把中药西化为西药。

1.中药现代化是要得到新中药而非西药

所谓中药,系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按中医理论使用的药品,包括中药材、饮片和成药。青蒿素是从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来的,但它是西药而不是中药。因为谁也没有弄清它的中药药性,它也无须辨证使用,只要是得的疟疾,谁都会用。将来弄清了其四性五味与归经,届时可以划归中药范畴,辨证使用。

西药的特点是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中药也有结构清楚者,如冰片、朱砂、生石膏,但为数甚少;即使单味中药,成分也极复杂;人参至少已被人们研究了100年,迄今其成分和作用也未真正研究清楚,但中医大夫用起来却得心应手。

如果将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I类中药当作中药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说从中药材中提取、分离、纯化出几个结构清楚的新药就是中药现代化,那么,80年前西方国家为我们培养的药学家就从已中药中提取出黄连素、麻黄素等等,我国早就实现了中药现代化!西方国家100多年前就从柳树中提取出了至今应用的水杨酸,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了治疗疟疾的奎宁,岂非西方100年前就替我们实现了中药现代化,我们今天不过是步人家的后尘而已吗?!

今天,我国众多部门、众多行业,尤其是植化、化工、生物技术、西药等,都在大搞中药现代化,这种积极性很好,但显得有些浮躁。其实,许多同志对中医药一知半解,甚至连中医药之皮毛尚且不知,根本不了解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区别,就按照西药那一套去“研究中药”,说是在搞“中药现代化”,不西化而何?

不要把植化当中药现代化。不要认为中药现代化就是搞植物化学。西方国家一个小小的植化工厂,就能分离提取百十种植物成分,难道他们是中药现代化的典范吗?迄今,全世界共研究了3000种植物,摸清了其化学成分,从中筛选出59种西药,包括我国的青蒿素。这是植物化学对西药的贡献。

不要以为成分决定一切。生石膏与锻石膏相比,仅相差6个结晶水,然而药性有天壤之别。人参与人参叶都含人参皂苷,古人却不用人参叶而用人参。今天检测仪器那么先进,茶叶和酒却不能以检测成分定优劣,而必须由品茶师、品酒师品尝。我们不能搞唯成分论,重在临床表现。

我国西药是仿制的,入世后,难以再仿制。从中药中研制西药或从中药中分离提取一些提取物,出口创汇,也是一件好事,出口创汇就应该两条腿走路。而且,植物药也有一定治疗作用,有些还可以开发成西药。但不知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给这种做法戴上一顶中药现代化的帽子。

2.中药不等于植物药,也不等于天然药物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逐渐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且西方国家日益感到承受不了医疗费用高涨的沉重负担,才出现了回归自然、采用天然药物的潮流。但是,中药不等于西方的植物药,也并不是天然药物。

植物药是当今西方人对西方草药的常用称谓。中药大多数也是用植物入药,但却不能称为植物药,因为中药与西方植物药差异很大。所谓中药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药物,按照中医药理论而使用;而所谓植物药或说草药,则是尚未纳入任何医药学体系的药物,仅凭一定的经验而使用。中药多经炮制,经过了化学过程,且有些中药如密陀僧则是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因而不能称为天然药物。中药与植物药的主要差别如下:

(1)中医药有系统而又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有规律可循;西方植物药仅凭零散的经验使用。

(2)中医药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建立了一定的医事制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西方植物药在近几十年之前从未形成过行业。

(3)中药讲究炮制,讲究药物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西方植物药仅应用生药,不懂炮制后药性之改变。

(4)中药多用复方,讲究君臣佐使;西方植物药一般用单味药,偶用复方,多则四味,亦无君臣佐使之说。

(5)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直至今天,无论大病小病,急性病慢性病,均可依赖中医药;而西方植物药仅用于可以自我诊疗的轻浅病症。

在“回归自然”思潮影响下,西方各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植物药的研究与开发,但是走的依然是西药路子。他们承认植物药有其特殊性,例如:常以混合物形式出现;其化学成分有时不能准确测定,甚至其有效成分都不能确定,其生物活性也不明确;许多植物药制备加工方法源于经验,等等。美国FDA也因此对其Ⅰ/Ⅱ期临床的技术要求有一定的放松,但总的来说,须符合化学药物复合制剂的要求。而且,对植物药的Ⅲ期临床要求依然很严,同对西药的要求没什么区别,要求提供进-步的毒理资料以支持临床。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唯成分论,步的是西药后尘。

在采用筛选法开发西药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西方开始从植物里寻找有效成分来开发新西药,这也是植物提取物在西方兴起的原因之一。由此也不难看出,不能把植物提取物当作中药现代化。

三、中医药不能与国际接轨

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应该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二者理论与实践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为证伪的标准,更不能拿西医药当作中医药的历史审判庭。下面先研究一下中西医药的主要差别。

1.看问题角度不同

中医药学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将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的各部分相互影响。中医药有宏观准确性,缺少微观精确性;而西医药学则从微观看问题,采用分析法,不把人当成整体,而视为各零件的组合,有微观精确性,却无宏观准确性。认识论告诉我们,宏观可以统帅、包括微观;微观只能说明和解释宏观,而不能统帅和包括宏观。因此中医药可以融合西医药,西医药却难以融合中医药。也可以说,中医药博大精深,再有200年,西医药也赶不上、也理解不了中医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民族自信心。

2.依靠对象不同

西医给人找病,中医给人找健康。西医以药为依靠对象,用药对抗疾病,如用药消炎灭菌。中医则是依靠病人的自康复能力,虽然有时也用药直接对抗一些疾病,但用药主要是借以调动人这一复杂、开放的巨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而已。西医是对抗医学,中医是中庸医学。

西医用各种抗生素对抗病菌;中医解决类似问题则用清热解毒药。20世纪50年代有人用抑菌法筛选中药清热解毒药,结果,最好的抑菌药却不是中药中最好的清热解毒药,而是五味子。此后的研究表明:中药清热解毒系通过调节免疫功能抑菌而非直接灭菌。所以,今天不少中药上标明能有效杀灭细菌等西医之功能主治,是过于向西医靠拢,反倒使中医大夫不知如何辨证使用了。

某老妇便秘20余天,疑为肠道肿物,剖腹未见异常,此后患者腹泻不止,低烧不已。西医诊断为肠道菌群失调,须肛灌健康人新鲜粪便稀释液,遭拒绝。赵锡武先生诊断为“太阳阳明合病”,3剂中药而愈。如果把肠道菌群比做青草,肠道犹如土壤。西医看到的是草没了,要种草——肛灌健康人新鲜粪便;中医看的是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天涯何处无芳草”。

3.毒副作用问题

西药是纯而又纯的单体,结构清楚,作用靶点单一。有人提出,中药是多靶点作用,其实是不合适的:中药用于调整而非对抗。西药由于作用单一,局部对抗,毒副作用很大,历史上多次重大药害事故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淘汰PPA又是一例。西药之毒副作用是其不可克服的一大弱点:食至精则有害,药至精则有毒。只要辨证论治,配伍得当,中药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中医认为是药三分毒,讲究“中病即止”,“效必更方”,从不主张长期大量用药。几千年来,没有哪种中药因毒副作用被淘汰。西方人不懂,让人天天大量吃关木通等(里面还加了大量西药)以减肥,出了问题,又说含马兜铃酸的中药有毒,能导致中草药肾病。外国人不懂情有可原,也有同胞为之佐证,只能说明这位同胞并不“效必更方”,也不懂“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其行医不亦悲乎!

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高达216万人,其中死亡者10.6万人,经济损失40亿美元。1997年,在我国,210万人因西药药物反应住医院,19万人因此而死亡(相当于我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总和的12倍)。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岳凤先教授统计,新中国成立40年间,中药毒副反应的报道仅5000例,且多属用药不当,例如把商陆当人参。可见西药那么严格的质量标准也不见得可靠,也不见得科学。

众所周知,美国认为安宫牛黄丸含有朱砂,而朱砂含汞,有毒,严禁进口。安宫牛黄丸确实不符合西药的标准,既含汞,又没有质量控制指标。然而,我们却不能削足适履地去适应美国标准,因为安宫牛黄丸根本不可能达到西药标准。退一万步说,勉强达到了西药标准,也扔掉了中药特色,不再是中药了。但是,我们的安宫牛黄丸非常安全,非常有效,从来没有人因吃安宫牛黄丸出现汞中毒。最近有报道说,被英国判断“脑死亡”的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播对海若,在北京宣武医院经几个月治疗,不仅已转危为安,而且能吃、能说、能写字,计划2003年再当主持人。使对海若“起死回生”的是中医中药,其中的王牌却是不符合西药标准、被美国禁止进口的安宫牛黄丸。另外,韩国某药商生产牛黄清心丸去掉了朱砂,他自己却跑到同仁堂购买含朱砂的牛黄清心丸自用,说没有朱砂没有效。

因此,我们认为,两种体系就应该采用两种标准。

4.耐药性问题

众所周知,化学农药和化肥减少了农业病虫害,增产了粮食,养活了更多的人,但是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难以估量;现在人们又开始恢复生态农业,不用化肥和农药。

西药在人体内也造成了同样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同时也产生了耐药性问题,也因此而日益迅速地被淘汰,只有加快开发新药品,而新药产生耐药性的周期越来越短,成本越来越高,形成恶性循环。青霉素从发明至今的80多年中已发展到第4代产品,而且使用剂量增加了上百倍,可说是一个典型例子。

中药应用了5000年,并没有产生耐药性而被淘汰。原因就在于整体治疗思想和复方的应用。陆广莘教授曾做过实验:从耐药性来说,黄连素>黄连>复方>辨证论治。

综上所述,中、西医药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难以采用同一标准,打篮球是不能用足球规则裁判的。中医药传入周边国家虽有1000多年,但其水平远不及我国,而西方国家根本不懂中医药,因而中药系列标准只能由我国制订,绝不能与国际接轨,只能向国外铺轨,即把我国制订的中药系列标准推向国际,让他们承认,让他们与我们接轨。绝不能为了卖出一点中药,拼命削足适履,去按照人家的西药标准来改造中药,同样不能去适应西方植物药标准,因为植物药走的是西药路。

200多年来,西医药为人类医疗保健做出了重要贡献,解决了细菌性传染病问题,使人类寿命延长了20多年,但其发展呈现出举步维艰的情况,难以再度辉煌。原因很简单:由于西医不把人当整体的人看,缺乏整体观念,其毒性和耐药性问题不可克服。人类寿命的进一步延长,只有靠中医药的发展。

中西医药学两大体系将来或许会统一,但短期内、起码百十年内绝无可能。当年物理学中光本质的波动说与粒子说之争达上百年之久,最后统一于量子力学之下,但对具体问题仍只能采用不同算法。中西医药学也如此,即使将来能用更高级的理论统一,在具体对待上也难以采用同一标准,今天更如是。

四、中药西化之根源

1.解放前的废医存药论

1840年之后,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也因而体会到西方科学技术崛起的作用。于是,推崇赛先生和德先生,倡导西学,西学由此东渐。与此同时,从梁启超开始,包括我国伟大的革命先驱陈独秀、文学旗手鲁迅,均认为中医不科学。余云岫更于1929年带头向国民党政府卫生部提出“废止旧医案”,企图废除中医,仅存中药。虽然由于全国中医界的反对,“废止旧医案”未能通过,但国民党时期从不重视中医药发展。

其实,不仅中国,1887年日本明治维新时即在其宪法中规定西医药是唯一合法的医疗体系,中止其使用了1400年的中医药。虽然20世纪60年代恢复了中药生产,迄今仍是废医存药;日本没有中医大夫,也没有一所中医药院校。日本的中药(汉方制剂)由西医辨病使用。80年代末,日本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方法和设备,按照西医药的研究思路重新研究小柴胡汤,真是研究到了“分子水平”,结论是:小柴胡汤可用以治疗肝炎。于是,只要是肝炎,就给小柴胡汤,吃出了问题,导致了小柴胡汤事件,也因此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汉方制剂产业。

2.余云岫对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余云岫是中央政府卫生部的顾问。在其影响下,卫生部1952年文件规定,中医不许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先学习西医,先学习解剖学。为中医药的发展设下了重重障碍。虽然**批评了这种做法,并撤了两位副部长,余云岫的影响依然存在,直至今天。

由于余云岫的影响,由于卫生部是西医的一统天下,尽管中央一再批评,中医药的发展速度依然远远落后于西医药。例如:

1949年,全国中医人员27.6万人,1999年为33.7万人,增加22.1%。

1949年,全国西医人员8.7万人,1999年为169.6万人,增加18倍。

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10793家,中医院仅2449家,约4:1。

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18所,其中中医院校(含民族医院校)33所,西医院校83所,且中医院校规模远小于西医院校。

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共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含民族医院校及西医院校中医系在校生),中西医在校生之比为1:5。尤其是,中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西医的时间几乎相等,毕业的学生不西不中,既不能当中医,又不能当西医。这样的毕业生怎么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呢。今天,高水平的老中医已经为数不多,如果不设法抢救,将之经验继承下来,将有可能出现中医断档问题。很可能如日本那样,再无中医。

由此可见,解放以来,中西医发展极不平衡,政策大大倾向于西医,使西医在中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中西医从未并重过。所以然者何?余云岫“中医不科学”之影响使然。

其实,今天将植化说成中药现代化,要开发像青蒿素那样的I类新中药、要与国际接轨等等,正是认为中药需要提高到西药水平的错误认识的翻版。在我国中药现代化热潮中,按照病名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希望某种中药专治某种病,然后让之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乃是要废除中医的辨证而采用西医的辨病,即废医存药。

3.中药标准的西化

由于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在制订中药系列标准时,总是想要把中药提高到西药水平,总是想要用西医药改造中医药。于是,无论是中药申报程序、所需资料,还是近年制订的几个P,都没有充分考虑中药的特点。中医药是临床经验与哲学的结合,在人体上已经试验了无数次,其安全性、有效性早已得到证明;连日本生产张仲景的210个处方都无需各种实验,我们药厂生产之前还必须让耗子点头,岂非咄咄怪事?中药的五大分类也是仿效西药的,这一分类(以及笔者作为执行主编出版的《战略》)误导了众多的研究人员。因此,不少人的文章都认为中药高水平的研究即Ⅰ、Ⅱ类新药研究太少,绝大多数是低水平重复;也才出现中药博士及其导师认为“中药现代化就是要搞像青蒿素这样的Ⅰ类新中药”的怪论,也才有了大搞植物提取物当做中药现代化的怪现象。

西医西药分为两大块,医不懂药,药不懂医。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我们却硬是按照西医药的分法分成中医和中药研究两大块,其间也仅以耗子相联系。众所周知,中药是中医大夫临床经验的总结,脱离了中医,在实验室里怎能研究出好中药呢?今天,动辄要求研究出药理药效明确的新中药,而我们新药申报要求却是按西药标准来要求中药;西药用以对抗,中药用以调整,如此要求,岂非为难中药?如果按中医的疗效标准要求西药,西药还能存在吗?我们在中药系列标准方面模仿西医药太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许多中成药的功能都是按西医的说法,中医大夫无法使用。过多的跟踪、模仿,没有自己的自主创新体系,只能阻碍中医药的发展,乃至埋葬中医药。

4.传统文化的衰落

一百多年来,中医药在中国日益衰落,即使解放后我国政府重视中医药,中医药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西医药。所以如此,是看到西方之强大,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只看到赛先生的作用,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五四运动对倡导科学、促进新文化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有其负面影响:打倒了孔家店,抛弃了传统文化,使中医药等传统文化难以继承。

近百年来,中小学只重视微观知识的教育,几无宏观知识、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过去说,“十个秀才九个医”,“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是说有了古文底子,学习了传统文化,很容易掌握中医药。因此,真正要弘扬中医药,就必须从小学开始传统文化教育,如今天圣陶小学所做的那样。

西医药是随着枪炮进入中国的,是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想当初,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迫中小学生学日语。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丢弃自己文化的民族是难免要灭亡的民族。今后世界的冲突,恐怕主要集中于文化的冲突。

我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注定了要走西化的道路,中医药首当其冲,原因就在于中医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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