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皖西学院郝先中教授的学术专著《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七章，50万字。

作者历时5年，潜心研习西医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发展及其制度变迁。通过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过程的综合考察，多纬度透视医疗主体、医疗文化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关联，尝试拓展医学社会史的学术空间。在研究过程中，作者立足于西医在中国传播的主体与媒介，对原发性的西医体制化与职业化进程进行全方位动态考察，分析和把握西医体制整体移植中国并走向本土化的具体过程、形态、范式，洞悉其特征与本质，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给我们带来许多耳目一新之处。作者认为，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就是其逐渐中国化、全方位融入东道国社会文化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众多阶层对西医接纳与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观念层面，还更多地体现在医疗体系、学术体系和卫生行政体系的构建之中，在这个进程中，中国西医增添了许多中国本土文化的色彩和元素。作者最终得出论点：“西医职业化伴随着本土化而生，本土化是职业化的逻辑起点，没有西医的本土化，就不可能生成职业化，同时，职业化又是本土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和重要表征。或许可以说，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颠覆了中国传统医界之格局，而西医的职业化则培育了近代中国医学之精神。”

本书主旨明确，论述明晰，逻辑严密，张弛有度。作者充分利用华东师范大学数据图书馆电子资源库，获得大量原始研究资料，丰赡瑰丽的史料，为论证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依据。全书列付了数十个颇有价值的图表，文本中穿插了数十处说明性的长注解，全书篇幅宏阔，洋洋大观，涌现出不少创新性见解，本书的学术贡献是作者多年辛勤耕耘的见证。

01  内容简介

导论部分，重点对涉及本课题的选题取向、重要概念及学术史回顾及现状进行考察，并提出主要论点；第一章，重点考察西医入华的基本脉络，西医本土化的过程与阶段，西医在华迅速发展的内外动因以及西方医疗卫生体系的制度植入；第二章，从医疗空间的现代转换、近代医学团体的本土趋势、西医群体发展的典型特征等视角，重点探讨西医本土化的发展趋向；第三章，重点考察西医的传播路径和传播策略等相关要素，其中包括作为传播主渠道的西医教育、卫生知识大众化的多元传播手段、近代公共卫生制度及其建立；第四章，把西医东渐置于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探讨西医本土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问题，重点聚焦异质医学文化的交集、中西医学的双向适应、文化调适中走向互容共通等问题；第五章，全面展开近代中国西医职业化研究，着重考察西医职业化的发始、生活百态与都市社会、西医职业管理制度、西医的职业伦理与公共参与等内容，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近代中国新兴西医群体的职业形象。结语部分，简要归纳和总结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所绽放的历史意蕴。

02  图书目录

导论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中的西医本土化及其形成

第一节  西医本土化的阶段与过程

第二节  西医缘何长驱直入

第三节  西方医疗卫生体系的本土构建

第二章 西医本土化的发展趋向

第一节  西方现代医疗空间的植入

第二节  近代医学团体的本土化趋势

第三节  西医本土化过程中的群体状况分析

第三章 西医本土化的传播策略与实施途径

第一节  西医教育成为医学传播主渠道

第二节  卫生知识大众化的多元传播

第三节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概观

第四章 西医本土化中的文化冲撞与交汇互渗

第一节  西方医学文化的传入

第二节  中西医学的双向适应

第三节  中西医在文化调适中互容共通

第五章 近代中国西医职业化

第一节  近代中国西医职业化的兴起与推进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医职业管理制度

第三节  西医职业群体的生活百态与都市社会

第四节  西医的职业伦理与公共参与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03  作者简介

郝先中，安徽六安人，历史学博士，教授，省级教学名师，现任皖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安徽省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科研课题多项，在《学术月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及教研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学术观点曾被《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论点摘录或全文转载。

该书是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成果。

04  王习胜，戴兆国. 西医在中国本土化与职业化的谜题开解——读郝先中教授《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9（3）：112-115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殖民扩张和医学传教的双重推动下，西医在中国的足迹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延展，并日益被中国社会接纳与认同，进而引起国家医学知识体系和社会医疗制度的重大变革。对于西医如何传入中国并逐渐获得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实现其本土演进、文化融合和职业尊崇而达到华丽转身，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有过研究。郝先中教授所著《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最具有代表性。

一、立论缘起与学术意义

医学社会史是近年来相当流行和兴盛的学术领域，是所谓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前沿。其基本学术路径是，把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置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内，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检视疾病、医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医学与历史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产生了联姻，医学社会史也从社会史的边缘渐入历史研究的中心地带。此类研究在海外与中国台湾起步较早，近年来大陆学者如杨念群、余新忠等异军突起。在研究取向上，“境外多关注疾病、医疗乃至身体反映出的文化意蕴，大陆则另辟蹊径，比较重视与医疗相关的社会面貌，关注与疾病医疗相关的社会文化内容”[1]导论12。杨念群等人的学术成就已经把大陆医学社会史和医学文化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如此，该领域尚有一些与医学的历史沿革、文化融合、职业特点相关的论题尚未充分开垦，如西医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本土化、建制化、职业化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这就为后续研究者留足了空间。

“西医本土化”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最早由谁提出无从考证，但一些学者经常涉猎这一概念。如，杨念群认为“西医的传播并非一个‘纯净’的过程，而是与当地社会文化反复互动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并“逐渐将西医导入‘本土化’的运作轨道”[2]；张大庆认为西医“被认可和认同的过程可被看作是西医的本土化过程”[3]；李传斌认为“教会医疗事业在1928—1937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题就是专业化和本土化”[4]。也有人认为西医本土化就是西医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并发扬光大的中国化过程。显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西医“本土化”的命题，但均系从某一侧面论及本土化且点到为止，一直未见专著或专文系统研究。而西医职业化问题，何小莲等讨论过西医的专业化趋势与地位[5]，朱英的团队关注了包括西医在内的近代自由职业群体[6]，而把本土化与职业化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一直无人问津。郝先中教授的这本专著算是弥补了此类研究的空白。

客观而论，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与职业化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活性且尚未系统开掘的学术话题，基于这种研究冲动，该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西医在中国传播的主体与媒介，对原发性的西医体制化与职业化进程进行全方位动态考察，分析和把握西医体制整体移植中国的具体过程、形态、范式，洞悉其特征与本质，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二、总体构架与基本概貌

在这部50万言的著作中，作者系统地考察了西医入华的基本脉络，西医本土化的过程和阶段，细致地梳理了西医的传播路径和传播策略，论证了西医本土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进而对近代以来中国西医职业化过程展开了系统的剖析，勾勒了一幅完整而又鲜活的近代中国新兴西医群像。

全书围绕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问题展开，分别由导论、第一章至第五章、结语组成。导论部分重点对涉及本课题的选题取向、重要概念及学术史进行回顾并对现状进行考察。第一章重点考察西医入华的基本脉络、西医本土化的过程与阶段、西医在华迅速发展的内外动因以及西方医疗卫生体系的制度植入。第二章从医疗空间的现代转换、近代医学团体的本土趋势、西医群体发展的典型特征等视角，重点探讨西医本土化的发展趋向。第三章重点考察西医的传播路径和传播策略等相关要素，其中包括作为传播主渠道的西医教育、卫生知识大众化的多元传播手段、近代公共卫生制度及其建立。第四章把西医东渐置于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探讨西医本土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问题，重点聚焦异质医学文化的交集、中西医学的双向适应、文化调适中走向互容共通等问题。第五章全面展开近代中国西医职业化研究，着重考察西医职业化的发始、生活百态与都市社会、西医职业管理制度、西医的职业伦理与公共参与等内容，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近代中国新兴西医群体的职业形象[1]4。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的结语部分凝聚了全书的精华，作者以国家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为审辨视域，简要归纳和总结了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所绽放的历史意蕴，绘制了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进程中展现出来的我国国家医疗体系风云变幻的壮丽图景。

从结构篇章上看，作者对西医本土化的研究着墨更多，几乎占用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究其原因有二：其一，西医本土化的过程是西医走向职业化的先决条件和逻辑前提，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如果没有西医本土化，职业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将本土化作为叙事重点顺理成章。其二，西医本土化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东道国的传统医学即中医，双方的碰撞、扞格和博弈在所难免，一些学理问题诸如彼此学术地位的演变、社会阶层对西医的接纳与认同过程、西医本土化在观念层面、医疗体系、学术体系和卫生行政体系等诸多论域，都是该著必须厘清的环节。当然，该著也没有忽略对西医职业化的深度开掘，十余万字的章节，较为全面地廓清了职业化的基本概貌。通过对本土化、职业化过程及特征的研究，充分描绘与揭橥近代中国医学现代化的曲折道路，显然，这种研究路径可以克服以往仅从机构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弊端。

三、述事特色与创意之美

细读这部全面考察西医中国化历程的回溯性力作，我们深刻感受到该著作者重返近代中国历史现场的求索求解的学术勇气、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中开解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历史谜题的史家品格，以及基于史实却又不拘泥于史实，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学者精神。通览全书，我们深刻感受到本书所具有的鲜明的述事特色与创意之美。

首先，学术视野开阔。“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7]所谓史识，首先表现为问题意识，而有问题意识的优秀史学著作，无不具有开阔的视野。该著的主题是研究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与职业化的历程，但并没有仅就西医本土化和职业化而就事论事，而是把西医东渐和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进程置于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以开阔的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视域，聚焦中西医的交集问题。无数史实告诉人们，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难以顺理成章地在本土文化领域登堂入室，都必须经过与东道国本土文化的比照、选择、吸收和消化，完成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才能在新的文化土壤里扎根和成长，中西医学的交流同样遵循着文化传播学的这一规律。该著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西医虽然以其极强的穿透力对中国传统的医疗观、文化观乃至文化习俗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也遭遇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力反弹，因而不得不主动地调整行医策略和医疗空间，使其更加平民化和社会化，即所谓“在地化”的适应。中医在面对西医的冲击和挑战时也在不断地顺时应势，能动地接受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实现与西医的双向适应。该著指出，西方近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民族优越感，也强劲助推了中国人传统的健康意识和卫生观念的转变。中国民众“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恐惧、畏疑到信任和推崇的变化，西医的实效性成为征服公众的密钥，他们在与西医的日常接触中慢慢形成了稳定的西医观念，这种观念最终演变成为西医扎根中国的社会心理基础”[1]291。

正是以不同文化乃至异质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视域看中西医之间的交汇与对决，该著得出了形上性的规律认识：医学领域的文化调适异常复杂，交织着接受与抵拒、反思与内省、汇通与交融等问题。作者认为：“就中西医之间的调适而言，其结果也非一边倒式的以西而代中，而是呈现出中西并存、以西为主的特征。中西医双方自成系统，各见所长，各具一席，相互协调与适应，一同构建出近代中国二元制的医疗格局。”[1]328这一较为全面的反思，也为我们理解当前不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历史局势，为进一步确立人类文明的共同前景提供了一个猴体解剖①的范例。

其次，论证精细。开阔的研究视域并没有让该著的研究限于宏大叙事，而是以诸多微观专题的细致探究，彰显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及其主要特征，显现出精致与细腻的论证品格。整部著作一共分列了五个专题，紧扣本土化和职业化主题，为读者呈现出令人叹服的论证体系。比如，该著以西医职业化的发始、生活百态与都市社会、职业管理制度、职业伦理与公共参与等诸多面相，勾勒中国近代西医群体的职业形象；以详细的史料呈现西医学术团体和职业团体在医师教育培训、医师权利保障、职业化参与等方面可圈可点的建树；以有据可查的民国政府为建立和完善执业许可制度而先后颁布的一系列卫生法规和卫生条例，透视西医本土化和职业化的推进状况；以开放的都市社会空间，描述西医灵活多样的执业方式、多姿多彩的业余生活；以不断加剧的同道之间的竞争，反映医师的职业忧虑，阐释医师对伦理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呼唤等，这些微观论题的逐一求证，不仅夯实了该著作为史学著作的实证基础，更是显现了学术著作应该具有的论证逻辑品格。

再次，史料详实。史学之要在于明理，明理之基在于史证。严密而可信的史证离不开对史料的爬梳剔抉。该著提出的诸多结论，不是来自于理论思维的推演，而是建基在详实的史料占有和梳理之上的。正如忻平教授评价的：“作者充分利用华东师范大学数据图书馆电子资源库，查阅大量原始研究资料，深潜其中，尽获所得，这些丰赡瑰丽的史料，为论证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依据。”[1]4全书列出了数十个颇有价值的图表，文本中穿插了数十处说明性的长注解，涌现出不少创新性见解，其中的学术贡献是作者多年辛勤耕耘的见证。

书中各种统计数据与图表俯拾皆是，诸 如 早期来华著名医疗传教士详细列表，基督教宣教会在各省教会医务表，个案研究中的山西中医改进会附设医院在1922年、1924年、1930年中的三月份逐日中西医诊疗的对比记录，民国政府在1931—1947年设置的中央卫生机构系统图表，1937年各省卫生主管机关一览表，南京民国政府时期防疫法规一览表，清末医药卫生团体（1902—1911）表等，而且细致地考察了以兰安生、陈志潜为代表的医学精英把西方医疗空间融入到社区和农村，实现西医技术对城乡空间的渗透；本土医学团体的粉墨登场体现了西医本土化的趋势，而中华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合并，更是标志着作为一支新兴社会群体的西医群体已经形成等，这些重要的医疗体制的变革、重大的医疗事件的发生，书中都有详实的史料支持和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西医迈向本土化的大概率事件的考证，该著得出了西医体系逐渐演变成中国国家层面医学意识的必然性结论。

复次，见解独特。不论是作为历史事件还是作为文化现象，中西医之争的研究都已非一日。该著是从学界研究的薄弱处立意，在西医本土化和西医职业化两个重要范畴上着力，在中国医学发展格局的框架内系统地考察中西医的百年纠葛，这种学术研究的角度独到而富有价值。作者认为：“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就是其逐渐中国化、全方位融入东道国社会文化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众多阶层对西医接纳与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观念层面，还更多地体现在医疗体系、学术体系和卫生行政体系的构建之中，在这一进程中，西医增添了许多中国本土文化的色彩和元素。”[1]3作者还认为：“西医职业化伴随着本土化而生，本土化是职业化的逻辑起点，没有西医的本土化，就不可能生成职业化，同时，职业化又是本土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和重要表征。”[1]3作者据此提出：“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颠覆了中国传统医界之格局，而西医的职业化则培育了近代中国医学之精神。”[1]3

在独到的研究视角之下，该著还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极富新意。比如，在西医对中医学术地位超越的时间节点上，李约瑟认为西方的医学决定性地超越中国的医学是在1900年之前 不 久。经过认真考证，该著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传统中医在中国地位上的动摇，至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当时西医队伍在数量上仍然无法与庞大的中医相提并论，但在学术地位尤其在国家医疗卫生话语权上，西医已占据领导地位。双方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置换，主要表现在：其一，西医作为主导者全面进入国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系；其二，西医的学术与文化优势得到巩固和确立。”[1]40这种较真的考察，及其体现的史家较真的精神，实为当今学界所亟需，令人感佩。

最后，文笔优美。郝先中教授早年研修中文，后投身史学，这就为他的求真的史学著作注入了文学优美的基因，行文圆润而流畅，读其著作不仅有历史的厚重感，更有文学的优美感。不妨欣赏他在该著结语中的一段话，是为佐证：“古往今来，医学一直担当着保护人类健康的神圣使命，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社会得以向前发展。正因为医学所建立的至伟奇功，千百年来，世人一直对能够拯救生命的医学和医生深怀敬畏，视若救星。”[1]441类似这样行云流水的语句，遍嵌全书，捧卷读来，不失享受。

在笔者评述《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之际，时值2020年新冠肺炎抗疫防控工作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时下对付“新冠”的中西医治疗方式，引发了医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中西医疗体系的高度关注。西医以其分析还原的实证方式，更易获得人们感性直观的认知和认同。而中医因其整体直观的辨正施治，价值与效用不容置疑。如何合理地处置中西医的关系，乃至如何合理地处置中西文化和东西文明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更是一个带有历史重负的现实问题，这也是《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一书提示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

05  马育良. 西医东渐史的展开与论述——读郝先中教授《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 皖西学院学报，2020，36（6）：1-6

摘要：《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一书携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选取社会史及文化史为视角，在努力复原历史图景的前提下，尝试对近代中国场域中的西医本土化、以及与之挂搭的医者职业化途径作出新的历史构建，并意欲对此触及的中西医学文化的碰撞与走向给出“了解之同情”的解读。无疑，这是一次很有魅力且极具意义的学术探讨。学术界有理由期待这一探讨能给目下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毋庸置疑，多姿多彩的西医东渐及其携带的种种历史文化信息，需要理性、宽广的视野和多维的视角去触摸、去碰撞、去琢磨。由是，便有了杨念群、何小莲、胡成等学者笔下的西医东渐史① ，有了张大庆、余新忠、刘远明、李传斌等学者的相关论述② ，也有了郝先中教授的《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全书50万字）。

《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以下省称“郝著”）携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选取社会史及文化史为视角，在努力复原历史图景的前提下，尝试对近代中国场域中的西医本土化、以及与之挂搭的医者职业化途径作出新的历史构建，并意欲对此触及的中西医学文化的碰撞与走向给出“了解之同情”的解读。郝著的这一选择，或许会给目下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一、问题意识，以及因之而获得展开的相关思考与历史构建

“唯一愚蠢的问题是你不问问题。”[1]（P166）发明家保尔·麦克克利德曾就创新性研究如此发论。从忻平先生为郝著所撰书序中，我们欣慰地读到他和自己的博士生郝先中在2003年春天那样一个十分特殊的语境中，如何触动了一个潜伏的灵感。由此，一个关于中西医学在近代中国的场域中发生碰撞、对话，并一直延续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富有挑战性的跨学科选题”[2]（P1），由萌动而生成。这促成了郝先中教授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及此后《中医缘何废而不止》《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论著的问世。

应该承认，目前学界有关西方医疗体制整体植入中国的研究，应已达到一定的深度与广度。但在这一领域，也确有一些与西医东渐以来的历史沿革、文化融合、职业特点相关的论题尚未获得充分展开，如关于西医在华传播过程中所蕴含的本土化、职业化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就相对薄弱，这可以说为郝著的选题与相关研究预留了可为的空间。

还需要关注的是，据郝先中教授筛查，目前把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挂搭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极为少见。可以认为，西医在中国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过程，是一个很有魅力且尚未系统开掘的学术空间。基于一种学术关怀和研究冲动，郝先中教授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近代西医在中国本土化与职业化的研究目标，应是十分恰当，而且具有学术眼光的。

近代中国医学医疗史，由此而再次步入社会史、当下社会的视域，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性、人文性的表达与构建。于是，在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这一话题之下，西医东渐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便在郝先生大浪淘沙般的滔滔宏论中舒卷开合；而悠远的历史、繁纷的现实，也一起荡漾在那涓涓细流中了。

在作者笔下，对于“西学东渐中的西医本土化及其形成”等五个分论题的展开，可谓墨点春秋，笔走西东，史料丰赡，次第有致，具有充分的内在逻辑性。

忻平先生给予郝著“谋篇布局科学合理，章节层次分明，文笔圆润优美，论证有力合理，观点颇有独创之见”，“主旨明确，论述明晰，逻辑严密，张弛有度”的基本评价，肯定其“学术贡献是作者多年辛勤耕耘的见证”[2]（序P3－4），证诸全书，良有以也。笔者还愿意指出的是，作为一部史学专著，作者从多个方面汲取有价值的史料，并对之凿空耕深，以奠定全书扎实论证的基础和依据，此一番苦心孤诣，吾人更宜持一种“了解之同情”。

二、从医疗社会史的视角，对近代中国西医东渐史给出了“不一样”的书写

其一，作者对于近代中国西医的本土化，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本土化”（Inculturation）概念的早期出现，是“被用来解释外来文化融入本有文化的过程”[3]。在当下学界众说纷纭的西医本土化论述之中，郝先中教授给出了另一种理解。他认为，近代中国西医的本土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实施过程，它颠覆了中国传统医界之格局，“这不仅体现在观念层面，还更多地体现在医疗体系、学术体系和卫生行政体系的构建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西医增添了许多中国本土文化的色彩和元素。”[2]（P3）准此，郝著将“西医本土化”的宏旨定位于近代西医体制全方位移植中国后，“国家医疗卫生格局所产生的结构性变迁与发展的结果。”[2]（P9）

作者就此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而精辟的论述，这些内容具体分布在第一章“西学东渐中的西医本土化及其形成”、第二章“西医本土化的发展趋向”、第三章“西医本土化的传播策略与实施途径”、第四章“西医本土化中的文化冲撞与交汇互渗”中。西医在近代中国医疗空间的构建与拓展，本就簇拥着一系列容易被感知和被书写的叙事对象，这当然也就成为郝著的运笔所重。在第二章第一节“精英与城乡卫生的医疗实践”[2]（P125－137）等部分中，作者有章有序地叙写了西医医疗空间在城市的初步构建，深度展拓，再走向乡村的空间扩展。作者的笔下，有兰安生、陈志潜为代表的医界精英们，如何将西医医疗活动扩大融入社区之中，从而“实现了西医技术对城市空间的渗透”[2]（P109）；有“定县模式”，怎样在旧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一种勾连现代医疗技术与小农经济的路径，有效缓解了乡村医疗卫生落后与短缺的困境。”作者引述著名公共卫生学教授卡尔·泰勒给予定县模式的评价——“给农村的医疗健康状况带来了革命，可以这么说，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的农村卫生组织’……”[2]（P37）此间展现的理趣与情怀，让人难忘。第三章第二节“卫生知识多元化的传播”、第四章第二节“中西医学的双向适应”中关于西医关注和研究中医中药的叙事，也让笔者印象深刻。其实，凡此种种的西医“在地化”适应，自应属于西医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整体而论，第四章对西医本土化中文化调适问题的论述（尤其第二、第三节），让读者对中国医学的未来有所期待。

半殖民地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底定了西医的本土化，必然伴随着各种外来力量与本土力量的角力，从而形成一种不那么“纯净”的历史曲折。此间，波澜起伏，聚合离散，应是常态③ 。郝著尝试在厘清其中各种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展开关于西医本土化的思考与书写，可说学术探索中不乏魅力，国族情怀中不无检束。

其二，将近代中国西医的本土化与职业化挂搭起来。这种“挂搭”，构成了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论述的“这一个”，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关于西医深度本土化的论述。因为郝著中前此部分的本土化述说，多属于“物”的层面的移植构建；而职业化论述，更多触及的是“人”的近现代重构。

郝著用不少篇幅阐述了西医的职业化，并对与之具有很大相关性的“专业化”给予了关注。从语境角度分析，医务这个“职业”，与医学“专业”确实难以分离。Ｉ·沃丁顿就认为：专业（Professions）起初仅表示数量有限的职业，它们指欧洲前工业社会中非不劳而获者除从事商业或手工劳动之外，能谋生的少数职业，“法律、医学和神学构成了三大传统专业，但是陆海军的军官也包括其中。”进入近代社会后，工业化给比较古老的专业结构带来了重要变化，“并促使了新的职业群体的迅速成长，其中许多群体随之要求确认其专业地位。”此后，许多社会学家企图说明被认为能够据以区别专业性职业和非专业性职业的若干特征，其中“最频繁提到的特征是：1）具有一门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技巧；2）提供训练和教育；3）测验成员的能力；4）组织；5）恪守一种行为准则；6）利他主义的服务”[4]（P600－601）。这些论述与近现代中国医学医疗的专业化及职业化是吻合的。

郝著对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相关性，也给予了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解——“从逻辑关系看，职业化是专业化进程的一个阶段。”作者认为，“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与职业化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活性且尚未系统开掘的学术话题。”“对其进行考察与探究，有助于理解西医群体在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2]（P9、3、17）

郝著这方面论述的展开，呈现了一种清晰而又辩证的特点。此即：西医本土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中西医文化融合与汇通的过程，西医群体正是在中西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经历了一段特殊的职业化进程，并充满了中国化的色彩。职业化伴随着本土化而生，并构成了西医本土化的重要特征，二者相互联动。西医职业化的过程，牵涉到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民众观念的自我革新，其结果改变了传统医学的关注点，即由疾病转向人群和社区。

郝著第五章第三节“西医职业群体的生活百态与都市社会”部分，叙事明晰，表达清畅，内容丰盈，活泼有趣，堪称一幅幅近世都市医者职业生活的浮世绘。

“从执业医师的社会交往可以约略看出，医师在当时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活跃于都市生活之中，……他们丰富多姿的社会交往，不仅有助于医师业务的运行和发展，也为其积极发挥社会影响力创造了条件。”[2]（P401）

诚如忻平先生所言：“本书通过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过程的综合考察，多维度透视医疗主体、医疗文化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关联，尝试拓展医学社会史的学术空间。……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2]（序P2－3）

行文至此，笔者以为需要赘言的是，关于“职业”“职业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专业”“专业化”的论述，近数十年来，已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尤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由于来自弗雷德森和约翰逊的批评，此前“以描述为主的方法越来越被人们抛弃了”，研究的中心问题转向与“专业权力”有关，尤其“专业规定和控制自己工作的权力”。约翰逊指出，“那些在传统上被贴上‘专业’标签的职业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受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的支配。……职业化这个词是专门用于一种特殊形式的职业控制，包括高度的自我调节和不受外部控制。”约翰逊的研究，可能“代表了与这个主题的传统 研究的根本决裂”[4]（P601）。事实上，郝著在近代中国西医职业化、以及其中权力运作的相关叙事中，也内含了这方面的认知。

置于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视阈中的西医职业化，宜为医疗社会史研究中有待于更多关注的课题。笔者期望，弗雷德森、约翰逊等人的研究，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廓清一些问题，譬如如何借此更深刻地剖析在中国近现代场域中，中医与西医的长期论争。

其三，依靠坚实的史实挖掘和梳理，全面、客观地解决了西医对中医的“超越点”问题。关于中西医地位变化之时间点的确定，李约瑟曾谨慎地提出：“如果把治疗效果而不是诊断作为标准的话，我觉得西方的医学决定性地超越中国的医学是在1900年之前不久。”[5]（P206－207）显然，李约瑟这里谈的是中西医学术地位的转换。李经纬则从学术思潮演变的角度，提出“西医对中医的超越应该在20世纪20年代”的认识[6]（P56－57）。而郝著依据大量史实，从“一是西医作为主导者全面进入国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系；二是西医的学术与文化优势得到巩固和确立”两个方面进行精心考证、辨疑和梳理，提出“传统中医学术地位的动摇，至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见④ 。“到民国时期，西医不仅在中国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学术地位上完成了对中医的超越，确立了在中国医界的统治地位”，而社会形态的更迭也带来了契机，“南京国民政府秉承西方国家执政理念，西医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管理系统，继而一步登天取得对中医的全面优势，在学术、管理、临床诊治等相关领域取代了中医……”[2]（P45－46）郝著的这一新见，建基于坚实的史学论证之上，较李约瑟、李经纬两先生之说，以其全面、客观而更加令人信服，而且与作者之医疗社会史的论述逻辑保持了一致。

三、以“了解之同情”论述中西医关系

当然，关于“近代中国西医的本土化与职业化”这一话题，也可以置于相关“后”学的视阈中展开论述。如果进一步探究，中医可以，而且也应当属于所谓“地方性知识”，盛晓明就指出：“地方性知识”“最明显的范例除了土著人的知识外还要数我国的中医。中医显然能治好疾病，但是按照西方的知识准则，它很难称得上是科学。原因就在于中医知识是在中国传统的和本土文化的情境中生成的，因此也只能通过本土文化内部的根据来得到辩护。”⑤[7]（P36）杨念群先生近年来曾努力探讨“西医东渐与中国本土‘地方感’达成某种复杂平衡状态的途径”[8]（P6），在《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一书中，杨先生选取别具一格的视角和叙事方式，通过对医疗传教士、医疗空间以及病人的考察，临摹了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历史现场，形象地再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另一个历史侧面。余新忠先生评价道：“在国内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它称得上是第一部具有一定后现代理念和新文化史视野的学术著作。”[9]

但西方“后”学中的一部分论述，由于过于非理性的辩护立场，也在近年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譬如对于近三四十年来影响甚大的“地方性知识”论述，“不少学者对吉尔兹深度描写提出了深刻的质疑……”⑥或许是国际学术界对于西方“后”学、包括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部分论述的质疑和批评，早已影响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学术取向。譬如余新忠先生就曾针对胡成先生的专著《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评论道：“胡成的研究虽然似乎并未特意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理念，但凭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对国际相关研究颇为深入的把握，展现了与国内一般研究不一样的风格以及相当高的水准。”[10]（导 言P8）笔者以为，学者对于胡成先生学术力作所展现的种种面向、特色及研究成果的评论，也是适宜于郝著的。郝著的一个值得关注之处便是：对于中西医关系的论述，作者也未刻意引入“地方性知识”等视角和理念，但在实际的论述中，这并未影响作者表达其十分深邃的学术洞见。

在这方面，郝著紧扣“医学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2]（P276）的命意，梳理中西医不同的演化、发展历史。并以大量史实，呈现了中西医在近代中国场域中的交集、冲突、论争、共处和互融[2]（P279－323）。这些书写极有局度、规制，且具典型性、细节性，虽非文学作品，读后却颇能产生带入感。

笔者关注到，郝著在第四章中，为读者呈献了作者这方面的独特思考和论述。早在《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中，郝先生就提出：中西医“这种汇通中有矛盾，冲突中有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在近代变化和发展的基本走向[11]（P207）。在本著中，郝先中教授据于一种基本事实——“传统中医虽然受到冲击，但依然保持生命力，甚至长期‘废而不止’。”慎重提出：“中西医学自成系统，各见所长，各得一席之地。而中西医的相互协调与相互适应，使中国近代医学事业在文化调适中完成了本土化进程，二者一同构建出近代中国的二元制医疗格局，共同维护民众的生命与健康。”[2]（P327－328）在第四章的反复论述中，也贯穿了文化交融与文化调适的历史性内容。

可以认为，郝先生关于中西医经由现代性调适与“在地化”调适，实现“互容共通”[2]（P323－341）的思考与论述是审慎而又不乏创见的。笔者以为，郝著中涉及这方面的论述，虽然被包裹在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的叙事之中，但它所呈现的建设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有了这样的基础，在现代中国这一场域中，中西医也是能够逐步展开互容共通”的历史进程的。

当然，在郝先中教授的笔下，这种“互容共通”早在民国时期已经开始了。笔者更注意到，郝著在论述与中西医论争相关的中西文化关系时，援引了著名学者杜维明关于“文明对话”、何星亮关于文明“共生共存”、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关于“文化调适 ”的意见等[2]（P324－327），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作者阅读之广、之精，思考之深、之新。

而这，也提示笔者进一步关注杜维明先生近年来的相关论述。杜先生近来在关于“儒家人文主义”的论述中，有两点似可启发吾人，一是关于儒学“自我清理”的意见；二是对于儒学实行“结构性”选择、而非发生学意义上之选择的思考。

杜先生在《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的演讲中提出：“儒家传统是经过现代性批评最严厉最全面最深入的传统人文精神。”他以康有为、熊十力、梁漱溟为例，说明“这些信仰儒家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势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对儒家的传统作了最严厉的批评、分析、反思”。又列举其他社会思想和力量对儒家的批判，认为“这种批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如基督教、回教、佛教的传统中都没有经历过”。他特别指出：儒家的发展，确与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和专制政体都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发生学的理由”。但这“并不能规定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儒家伦理里面的一些价值能不能有普适化的意义。……这个传统经过长期的批判、转化，它现在如果还有生命力，那它就不是一种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经过西方现代性严厉批判而能够取得现代性的传统之一。它是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潮，对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起来的大的思潮———涵盖一切的大思潮进行一些反思还是有可能性的。”[13]杜先生的论述，触发笔者关注兴趣的是，郝著对于无可回避的近代中西医纷争，也能秉持一种“了解之同情”的精神，对中医医疗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回护，甚至采取理性清理的立场，这个话说得柔性一点，就是“调适”，我很赞赏郝著使用的这个语词。郝著第四章之第二节“中西医学的双向适应”、第三节“中西医在文化调适中互容共通”部分[2]（P300－341），笔触细腻，具体而入微地论述了西医的“在地化”调适，中医在自我清理中的现代性调适，“于我心有戚戚焉”，可说这部分内容最能触发我的相关联想。

当然，这些对于西医也是适宜的。应该承认，如果没有对建构在古希腊“体液学说”基础上的西方传统医学的批判性清理，也就没有现代西方医学可言。

四、赘言

包括近现代西医在内的现代科学之所以是近现代的，在于它是以工具理性作为自己的灵魂，并且不再必然地同终极关怀、价值理性相挂搭。马克斯·韦伯视现代化为工具理性的扩张，而所谓工具理性的即下所呈，便是理性陷于工具性与价值性二元互融而又紧张甚或对立的状态。

综观郝著论述的三项基本内容———近代中国西医的本土化、职业化，以及中西医关系，我们会感到，这三个方面实质上都触碰到现代性与工具理性的互融，而与终极关怀、价值理性的若即若离。这样一种状态的恒存，甚至冲突而不易调和，曾让韦伯十分悲怆。其实可以这样说，置于半殖民地近代中国境域中的西医东渐，之所以命定不会是一个“纯净”的过程，此间布满了荆棘坎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上述状态的存在使然。当然，也正因为此，近代西医的东渐中国，才得以随处充盈活力，甚或魅力。

就学术而言，能够给吾人一些鼓舞的是，医疗社会史研究多年来的长足进展。于赓哲先生指出：“这里重点在于‘疗’字……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在于认定医疗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有人的主观性因素在起作用，与当时、当地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故此，‘疗’字可以彰显‘人’的作用。”[14]（P2－3）

郝著中也谈道：“传统中医理论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医学特征。”[2]（P278）或许，郝先生这样的认识，已是向更为宏阔的视野迈出了一大步。在这样的视野中，东方古老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朱熹的“格物致知”等，将不会再让我们纠结，我想。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郝著在“考量近代以来国家医疗卫生体制的构建过程和变动脉络”中，“进而推演其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历史局限性”，无疑是“一次很有魅力且极具意义的学术探讨”[2]（序P2）。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