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徐桑奕. 经验与实验：近代英国对坏血病的认知和防治.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42（5）：58-64

摘 要：坏血病是近代航海活动最为凶猛的敌人之一，曾夺去无数海员的生命。作为欧洲主要海洋国家之一，英国的海事力量也被坏血病大大折损，而不完善的军事体系和被削减的经费投入难辞其咎，使得坏血病可被部分理解为是一种“制度性”疾病。在技术上，尽管经历了一些歧路，以詹姆斯·林德为代表的18世纪英国医学界仍然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验的方式，最终确定了以食用柑橘属水果及果汁为防治坏血病的主要手段。虽然未能进一步揭示维生素C这一对抗坏血病的关键因子及其性质，但林德等人的努力和成就依然值得铭记。

海洋是一个充满机遇但也随时伴有危险的世界。囿于物质条件，早期航海活动受水文、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随着造船、冶炼、制图等领域的技术进步，船只有了可以抵抗各类海洋状况的基础，遂能够进行距离更长的远洋航行。

17、18世纪时，英国已拥有大小军舰数百艘，商船千余艘；其战列舰序列还按体量和武器装备，分为6个等级，以应对不同规模的战斗。可以说，此时的舰船已经基本能够不受一般自然因素的干扰，自主控制航向，开展航海活动。但除却自然的不可抗力，航海中袭来的不同疾病也是数个世纪来海员们的梦魇，且远甚于战争本身。历史上，斑疹伤寒、痢疾、疟疾、坏血病、霍乱等病症曾夺去无数海员的生命；其中又以坏血病的覆盖范围和杀伤力为甚。

坏血病，即“维生素C缺乏症”，是一种广泛流行于近代海洋活动和军队中的疾病。患者在发病之初，会有全身无力、易疲劳和四肢疼痛等现象，久之就会出现牙龈松动、浮肿，甚至出血等症状。

事实上，坏血病存在的历史甚至可以远溯到古希腊时期；“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对这种不知名的病症进行过详细描述。[1]而在英国本土的文献记录中，则于1565年首次使用“Scurvy”一词来指称坏血病，同期它还有“Scurvie”、“Skyrby”和“Scorby”等词汇变体。（[1]，p.11）随着海洋活动的日渐密集，坏血病爆发的频率也因之而上升，它的恐怖开始更多地被社会所熟知，并被人为地赋予了更多政治和文化意义，例如英国和荷兰分别用“荷兰瘟疫”（the Dutch Distemper）[2]与“伦敦病”（the Disease of London）[3]喻指该病，亦是对宿敌的一种揶揄。

在16、17世纪的某些文学描绘和经验汇总之后，英国医学界和海军部门对坏血病的关注和研究大致在18世纪呈现出了一定规模。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医生和学者通过对不同药物的观察比对，形成了各异的观点和疗法表述，数名海军医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实验的方法已经不断被运用到医学领域，得出的结果也更具说服力。现当代学者基维尔（J. Keevil）、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hristopher Lloyd）、大卫·哈维（David Harvie）等都在各自的著述中以不同视角对此进行过阐释。尽管疾病的防治与攻克是一个医学和技术问题，但在近代视域下，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总是掣肘于政治、军事等“高阶”因素的考虑。具体地看，坏血病的高发和财政支持、军需供应、人员制度等领域也存在某些联系，并仍有可以发掘之处。故在此将对近代英国坏血病认识和应对过程进行梳理分析的同时，同时在政策、制度等层面进行些许辨析，以期较为透彻地还原其背景和全貌。

一、坏血病在英国海事活动中的肆虐及其成因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自希波克拉底之后，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等文明中类坏血病症状的记录寥寥无几（[1]，p.15），或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散佚。这或许与肉体溃烂、血流如注的病情观感有关，病患会被认为是触怒了神祗，抑或受到了不详的“诅咒”，故一些医家对此讳莫如深。然而，该病却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尤其是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地间的联系趋于频繁，远洋航行、探险活动方兴未艾，坏血病疫情开始更多地见诸于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等区域的主要航线上。

1497年，达·伽马率船队从里斯本出发，试图寻找从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的航线。据估计，参与此行的160名海员中约有100人死于坏血病（[1]，p.14），是为有记载以来坏血病的首次肆虐。

而作为欧洲主要海洋国家之一，英国拥有众多海员，也相应地拥有了庞大的坏血病潜在罹患人群。近代英国历史上有关坏血病最出名的事件之一应数安森环球航行。1740年9月，皇家海军将领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率领“百夫长”（Centurion）号等6艘舰船前往智利海岸执行作战任务。此去可谓祸不单行：航程初期，潮湿气候和糟糕的卫生条件引发的伤寒、痢疾和疟疾等疾病接连席卷了各艘船只；在船队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后，坏血病的爆发不期而至。在疫情和恶劣天气的夹击下，遭受厄运的海员数以百计，安森在其后来完成的《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44）一书中写道：“……（坏血病）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损失了200人之后，我们甚至无法凑齐6个人去前桅那里值勤……”[4]以至于最后，他竟无人可用，只能雇佣和训练亚洲海员。[5]

1744年6月，当安森一行返回英国时，出发时的 1900 余名海员仅剩 500 余 名；在殒命1400余人中，死于坏血病的约有1050人，[6]作为对比，死于敌方攻击的仅有4人。（[1]，p.19）1780年代初，海峡舰队在一次为期10周的航行中遭受疫情侵袭，约有2400名海员被确诊为坏血病。（[6]，p.23）在同期的西印度英军中，坏血病的发病率大致是其他疾病的两倍，（[6]，p.23）甚至包括热带地区流行的黄热病。天高路远的加勒比地区对舰队的补给来说是一巨大挑战，海员们很可能需要在战斗之余自行寻找饮食补充，而炎热潮湿的气候也不利于食物的在存放。此外，恶劣的海上生活环境也营养匮乏这个主因外的另一致病因子，船舱内密闭、狭小、潮湿的空间是疾病滋生的温床。大卫·哈维以东印度地区的海员为例并指出，同样处于湿热的气候带中，东印度公司的海员就较少受到坏血病的袭扰。（[1]，p.19）究其原因，第一，其饮食水平或许要好于其他地区；第二，他们的作战和生活环境没有那么拥挤。

如果说其他疾病有其特定的发病地域和环境要求，那么坏血病屡次爆发的原因中则还应加上军方某种程度上的玩忽与怠政，换言之，军方在此问题上缺乏动力。首先，海员体系的问题与纰漏在17、18世纪中十分显著。军方缺乏对海员的系统性管理，一般都是视战争的需要临时征召；一旦战争爆发，则很难在短时间内招募到足够的海员。在这种情况下，“野蛮、浪费而又低效”[7]的“强征”行为又会被提上日程。有学者指出，强行征发新的海员比治疗和照料已有人员更加简单且便宜；（[1]，p.18）而在便宜之余，则是质量上的良莠不齐。正如克劳兹利·肖威尔爵士（Sir Cloudsley Shovell）所言：“我们国家的一大不幸和缺陷，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所以总是用很少的资源，去执行（很困难的）任务。”[8]

1740年，安森的舰队出航前夕，由于缺乏足够的海员，竟临时招来一批老弱病残加以充数，不少人患有残疾，或已身染疾病。这些身体素质低下的海员多数没能熬过此次多舛之旅，到达合恩角时，这批临时征召的海员仅存4人。（[5]，p.255）同样因为成本低廉，对病患的医治和保障不力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据统计，1755年，英舰队中约有2000名海员丧生，4000人因病住院，另有为数众多者因医院无暇救治而只能在家疗养，（[7]，p.127）这当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坏血病疫情的受害者。无独有偶，海军医生的待遇也低于其预期，使之不得不进行集体请愿。1780年的一份呈递给桑德维奇勋爵（Lord Sandwich）的备忘录中提到，医生们的薪资之低已令他们难以为继，遑论过上体面的生活。[9]

可见，海军的人员制度没有得到妥帖的制定和执行，军中服役海员和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和尊重，这也给潜在的流行疾病爆发推波助澜。

另外，与补给和医疗相关的各类问题也层出不穷。虽然负责海军膳食供应的军需委员会（Victualling Board）在1683年单独成立，海军所呼唤的庞大军需供应出于种种原因，依然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尤其是在战事密集之时。“七年战争”即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1756年，在西印度作战的海员需要大量面包和饼干，但面包房即便开足马力也难以应对。[10]

1759年夏，正当爱德华·霍克爵士（Sir Edward Hawke）的舰队封锁法国港口布雷斯特（Brest）时，后方的酿酒厂又发生事故，导致饮食无法被按时送往舰队。虽然这些情况也并非军需部门的主观意愿，但终究对军队作战造成负面影响，亦不利于海员的体力和营养的恢复及补充。有学者亦曾对此一针见血评论道：“在供应新鲜食物方面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毕竟，换掉一名海员要比换掉一份不新鲜的食物便宜得多。”[11]

据历史学家的统计，以1779年为例，哈斯拉海军医院（Haslar Hospital）和朴茨茅斯医院共接收22000名海军伤患，其中约有17000人被当场解雇[12]，这样即可省却后续治疗和补偿的麻烦和开支。从中可知，这种对病患弃之敝履的冷漠态度，本质上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进而使得海军的医疗、后勤和军需体系始终未能发挥其最大效能，同时是对流行疾病的一种纵容。

二、对坏血病的认知与歧途

17世纪的著名海军医生约翰·伍德尔（John Woodall）曾在其著作《外科医生的伙伴》（The Surgeon’s Mate）中写道：“坏血病是在海上能威胁海员的为数不多疾病中的一种……我认为，若能使海员免于此威胁，那么其他的（病症）也就更加不足为虑。”[13]在当时，关于坏血病的一些已有知识似乎隐约揭示了某些线索，但对它的认识也仅是一些碎片化的模糊印象，是较为朴素的。

16 世纪，法国人雅克·卡蒂亚（Jacques Cartier）和他的随从在美洲探险时曾遭遇疑似坏血病的突袭，幸得当地土著居民的指点，在服用了“某种树的叶片捣出的汁液”[14]后，才得以保全。然而，当时却少有人去关注致病原因，以及救命的树叶究竟是何物，反而对北美土著的“养身之道”颇有兴趣。依据后者的观点，保持乐观和诙谐的精神状态（[1]，p.17）是预防疾病的要诀，部分欧洲医生又对此进行了演绎和附会。此后，诸如发汗、放血、通便等（[1]，p.17）促进体内循环、新陈代谢的方法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主要“疗法”。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未能对坏血病的致病原理等关键问题产生真理性的认识，舰队在长距离航行中依然无法免于其风险；另外，基于舰船上有限的空间和一般的卫生状况，海军也很难对爆发的疫情作出行之有效的反应。医学界似乎也默认了这一预设条件，在18世纪50、60年代间问世的多篇论文中，都对用盐水、醋和朗姆酒进行消毒的方式表示肯定。（[6]，p.25）安森的船队在面临坏血病时，采用的就是以醋擦洗甲板和船舱的措施。有历史学者指出，不论是坏血病还是疟疾，用醋消毒几乎是海军面对流行病的一种“万能”方法。（[5]，p.256）有学者指出，官方的态度甚至有些走向“神秘主义”之端，有时竟会建议海员们服用一些不知名的小药丸，或以焚烧烟草和沥青（[1]，p.18）的方式来“驱散”病源。虽然海军部此时的军需供应清单中已有了诸如白菜、胡萝卜、芜菁、洋葱[15]等蔬菜品种，但它们显然不是作为“药膳”进行的针对性供应；另外也有一些声音提出，食用某些水果可能是应对坏血病的较好途径，但这种发轫于历史经验中的观点此时服膺者并不多，暂时还未能形成气候。

在海员折损惨重的情况下，军中也不乏试图解决问题之人。著名的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即对此严阵以待。由于在年少时曾受到坏血病的袭扰，加之多年行伍生涯中疾病威胁的耳濡目染，库克遂在自己的舰队中实行独立的膳食管理体系，并亲自为他的海员制订食谱。（[6]，p.24）这一举措较为有效地避免了因食品问题产生的各类不良后果，但也令他对预防和治疗海上常见疾病等问题缺乏必要了解。

1764年，英国医生大卫·麦克布莱德（David MacBride）的成果《一种治疗海上坏血病新方法的历史依据》（Historical Account of a New Method of Treating the Scurvy at Sea）问世。他在其中主要论述了如何在没有新鲜蔬果供给的情况下，有效应对坏血病的方法。他的结论是，麦芽或麦芽汁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一理论得到了多方支持，麦氏还通过了海军部的首肯，获得了在军舰上测试麦芽汁疗效的机会，并由库克的舰队进行协助。尽管在此前的一次检验中，伤患委员会（Sick and Wounded Board）认定麦芽汁的“治疗效果极差”，（[6]，p.25）但或许是出于舰队本身的膳食情况良好等原因，库克此行竟未有一人死于坏血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著名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也亲历了此次航行，并在日记中对其自己的经历做了记录：

“大约两周之前，我的牙龈开始肿胀，口腔内出现了若干脓包，有可能会发展为溃疡。我随即就开始喝柠檬汁……我将柠檬汁加入所有饮料中，所以每天大概能摄入 6 盎司的柠檬汁。它的效果很好，不到一周我的牙龈就恢复正常了……”（[6]，p.26）

这篇日记若能即刻传播，以班克斯的名望，或能够有效助力柑橘类水果的推广；但遗憾的是，班克斯的这份记录直到1896年才被付梓刊行。然而，这次测验的结果已让包括库克在内的许多人都开始相信麦芽汁的功效。在接下来的一次近海航行中，库克的舰队依然未受到坏血病的侵袭，他由此总结认为，麦芽汁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对抗坏血病的最佳选择，如应用得当，它可以有效防止坏血病肆虐。（[6]，p.26）接着，库克又在1776年的一封信中称，因其在获取和保存方面的难度，他不认为柑橘和柠檬等水果是“必要的”，它们或许只能充当“其他药物的辅助”而已；而库克随舰医生佩里（Surgeon Perry）也表示，麦芽汁是其“所知的对抗坏血病的最佳药物”。（[6]，p.26）由此，库克等人的结论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坏血病的定论，乃至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认同；而在数次航行实验带来的的确凿证据下，海军部对该结论也倾向于认可和接受，以服用麦芽汁为主的治疗方案，遂成为接下来数年中海军应对坏血病的主要手段。一份1779年的舰船补给物资清单显示，除却猪肉、牛肉、面包、水、啤酒等必需品外，麦芽制蒸馏酒和醋成为两种主要液体制品，意在防治坏血病。其中，“巴夫勒尔”（Barfleur）号携带麦芽酒约1吨，“马尔伯勒”（Marlborough）号则达到7吨；此外，其余物品中的蔬果类仅有豌豆和葡萄干两种。[16]

曾有不少人将控制和消灭坏血病的功绩归于库克；但实际上，库克支持实验的举动固然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但他的轻率和偏执却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官方对此的判断，继而推延了该病攻克的时间。数据显示，1779年，西印度海员中的所有病患人数约为3850人，到了1782年，这一数字升至5100；地中海舰队的总病患数目则从520上升到了800。（[12]，pp.198-199）此处虽未对每种疾病的分别病患人数作出详细说明，但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麦芽的推广未能显著地减少总病患人数，亦即，麦芽并没有在坏血病的治疗上发挥很大作用，特别是考虑到西印度地区还以盛产水果著称。但是，这一切或许也无法单纯归咎于库克，诚如历史学家所言，库克是一名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者，而不是一名医生或药剂师。（[6]，p.23）

三、詹姆斯·林德与坏血病的最终抑制

随着案例和经验的不断累积，英国上层和知识界对坏血病的了解开始走向深入，一些颇有建设性的看法陆续被提出。早在1593年，航海家理查德·霍金斯爵士（Sir Richard Hawkins）就曾提及利用柑橘属水果治疗坏血病的想法；后来，伍德尔等人也对此设想进行了一些发展。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研究进一步推进，也未将这类设想以实验的方法加以验证，零星出现的柑橘类水果的应用也没能流行起来。伍德尔本人亦曾坦言，以自己的才能，还无法对坏血病的致病原因等问题作出最终解释。（[13]，p.161）时至18世纪，不少医生都曾尝试探索坏血病的病理和应对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哈斯拉海军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开展这项工作伊始，林德首先对“Scurvy”一词进行了语义考据，认为丹麦语中的“Schorbect”与荷兰语中的“Scorbeck”是其两个可能来源，它们都有“口腔溃烂”之意；萨克逊语中的“Schorbok”表示“腹部绞痛”；而斯拉夫语中的“Scorb”一词则是林德所认为最直接的词源，（[1]，p.13）表明坏血病曾是盛行于俄国、北欧等地的一种地方病；湿冷的气候和漫长的黑夜令当地居民难以得到充足稳定且新鲜多样的事物供应，可能是引发坏血病的客观环境因素。

此外，他还遍览历史上相关的医学资料与记载，以求得到更准确的病情描述，尽管有关记录不甚丰富。从希波克拉底的记述中，林德注意到，此类病患通常出现“呼吸伴有恶臭，牙龈松垮，鼻腔出血”（[2]，pp.341-342）的症状，其治愈往往要历经漫长的过程。另据文献记载，十字军东征时期，某战地缺少肉食，士兵们只能以一种鳝鱼为主要肉制品来进食，长此以往，军中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病情；[17]当时的医生一般会将病患牙龈上的溃烂之处割去，使其得以吞咽食物。接着，林德对卡蒂亚在美洲的经历进行了辨析，认为救其性命的树叶应是北美云杉的叶片。（[2]，p.222）

此外，他还查阅到，早在1564年时，荷兰医生朗思（Ronsseus of Gonda）已尝试使用柑橘等水果治疗坏血病，并在其专著中首次对此进行了论述。（[1]，p.16）这一思路在此后得到了印证与肯定，英国作家约翰·考特巴奇（John Coltbatch）在曾在1699年写道：

“我曾经常听一些海员和医生提到，在海上的长途航行——特别是前往中国和东印度航行——中，上百人挤在一艘船上，有许多人会染上坏血病。他们的皮肤上布满红疹，牙龈溃烂，牙齿几乎要脱落……但是在抵达加的斯（Cadiz）附近，并摄入了大量柑橘或者黄柠檬之后，最少在两周内，（他们）就奇迹般地康复了……这个方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甚至都成了真理。”[18]

1747年5月，在观察和总结了其经手的数千个病例，并对安森航行过程中的细节进行了确切核实后，林德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号上进行了一次有关膳食的实验，这也是世界上首例医学对照实验。其间，林德将患有坏血病的12名海员分成6组，在基本膳食相同的情况下，林德给每组人员分别服用苹果酒、硫酸丹剂、醋、海水、柑橘和黄柠檬、肉豆蔻，（[2]，pp.191-193）并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观察。6天后，食用柑橘和柠檬的其中一名海员已能够值勤，并在十余天后完全康复；另一名食用柑橘的海员的恢复状况更好，甚至可以去照顾其他病患。（[1]，p.93）此外，苹果酒在实验中也有较好的表现，而海水则不尽如人意，此结果是对当时皇家内科医师协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错误主张 的一个勘误。林德在实验中设立了参照系，还设置了质量控制，在当时的条件和认知下可谓是一个突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一些海军医生也做了类似的尝试，如曾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和“诺维奇”（Norwich）号上服役过的穆雷（Murray）医生。

他在与林德的通信中提到，自己曾用青柠檬治愈了50名坏血病的海员，（[2]，pp.199-200）这无不体现了医学界对坏血病的认识已进一步深入。在大量历史经验和医学案例的基础上，林德分别于1753和1762年发表了《论坏血病》（A Treatise of the Scurvy） 和《保护海员健康的最有效方法》（Essay on the Most Effectual Means of Preserving the Health of Seamen）两种论著，并在其中对坏血病的病理和医治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见解。林德的研究基于一个前提，即皮肤是皮肤是人体排出废液的重要途径。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人体中会因各种情况产生毒素，它们须通过不同渠道排出体外，血液才能不被其污染，因而排出这些废液是至关重要的；坏血病的发生，可能就是因体内废液没有及时彻底地排出而导致的。根据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实验记录，他遂将服用柑橘或黄柠檬及其果汁列为防御和治疗坏血病的主要手段。为解决贮藏的问题，他通过计算认为，30磅优质的柑橘或黄柠檬大约能萃取出30盎司果汁浓缩物，它们可以储藏数年，在必要时与水或酒类冲兑饮用，且口感上佳。另外，这类鲜果如果在合适的季节采购，其价格将会“非常低廉”，（[2]，pp.211-212）故林德建议军方大量储备这种物资。与林德持相似观点的托马斯·特罗特医生（Dr.Thomas Trotter）也写道：“……不管坏血病的原理如何，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近期的蔬果中应含有某种人体对抗坏血病时所需的物质。”（[6]，p.24）这种当时未知的物质也就是如今为人所知的维生素C。

同时，林德还在论述环境和人体代谢之间的关联问题中提出，潮湿的外界环境和空气会令人体的代谢机制变得低效，毒素排出体外的速率也会随之降低；（[2]，p.273）久之，大量体液就会从一个较好的状态中变质。尽管他不认为“密闭船舱内的潮湿空气”与坏血病之间有直接而特殊的关系，但受到理查德·米德（Dr. Richard Mead）和塞缪尔·萨顿（Samuel Sutton）等同侪的影响，林德也开始呼吁船舱保持通风，海员应尽可能身着干燥的服装，尽量保持身体清洁（[2]，pp.232-233）等措施的落实。

起初，林德的尝试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应和与肯定，同时代的其他医生也开始从事类似的研究，纳撒尼尔·霍尔姆（Nathaniel Hulme）在1768年出版的《论坏血病的性质》（Libellus de Natura Scorbuti）一作，就基本是对林德论点的补充与延伸。但是，林德研究成果的重大意义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获得官方的重视。由于詹姆斯·库克等人的巨大影响力，“麦芽汁学说”在70、80年代仍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8世纪后期，北美战争中病患的大量死亡才令英国不得不重新审视麦芽对于坏血病的疗效；与此同时，如托马斯·特罗特、吉尔伯特·布莱恩爵士（Sir Gilbert Blane）等林德学说的支持者们也渐开始在军中推广柑橘属水果。

1786年，时任海峡舰队军医的特罗特在其《坏血病的观察》（Observation on Scurvy）一作中明确写道：“各种新鲜蔬菜对此均有疗效；而类似柑橘属的、含有某种酸性的水果，则疗效更为明显。”（[6]，p.27）1795年，时任伤患委员会委员的布莱恩向海军部建议，应规定每名海员在酒水中日均添加3/4盎司柠檬汁和2盎司食糖冲兑饮用。此举的立即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当年的3至6月，约3000名患坏血病海员经治疗后康复。（[6]，p.27）军需委员会随即将此法推送至各大舰队，仅1805年，就有约30000加仑柠檬汁被输往纳尔逊（H. Nelson）的舰队。（[6]，p.27）据统计，1794年，哈斯拉和朴茨茅斯的医院共接收各类病患人数约13200人，而在1804年，这一数字骤降为5500；1794年，地中海的英舰队共有各类病患1138人，1804年则为181人。（[12]，pp.198-199）由此可推断，坏血病发病率的显著降低是海军总体病患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

自此，林德等人倡导的以柑橘、柠檬等水果防治坏血病的方法最终得到了认可和普及，曾令海员们闻风丧胆的坏血病也终于得以被有效抑制。

时至19世纪，价格更便宜且更为常见的青柠檬被认为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它逐渐取代了黄柠檬，成为治疗该病的主要食品。此后，与此相关的律令也陆续出台，防治坏血病开始成为一项义务。1844年的《航行法》（Shipping Act）中规定，所有船只上都应携带或配有青柠汁。1867年的《商船法》（Merchant Marine Act）又规定，将设有“青柠汁检察员”（Inspectors of Lime Juice）专门负责审查船只上青柠汁的质量等问题。（[6]，p.27）

四、结 语

近代英国对坏血病的认识、研究和防治，一方面是与“天灾”不断作斗争的医学尝试：柑橘、柠檬等水果被证明是补充特定营养的上佳食物；从中萃取浓缩物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湿热气候的影响，延长贮存时间；保持身体和衣着的干爽及保持通风能够较好地避免体内“毒素”沉积。这些结论既来自于对前人经验的提取和总结，也源于实验取证而获得的可靠证据。因而，经验和实验是抑制坏血病的所依仗的主要方法，也是近代以来知识获取的主要途径。同时，詹姆斯·林德所进行的对照实验具有开创性，是对以往认知的巨大发展，但他在果汁的保存上选择了加热的方式；此举破坏了其中维生素C成分的存在，也使得林德与其失之交臂。直到百余年后，维生素C及其科学性质才被最终揭示。

另一方面，不断爆发的坏血病也毋宁说是一种“制度性”疾病，当中充斥着大量“人祸”因素。漫长的航海周期使得海员很难享受定时定量的营养补充，加之官方对此作为有限，所以在19世纪前的大部分时间中，该病一直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防治疫情固然重要，人员制度和军需补给体系的正常运行同样不容忽视，且须有足够的经费来维持。赫伯特·里士满爵士（Sir Herbert Richmond）通过对海军史的解读和研究后认为，海军（和陆军）在战备上的严重不充分的现象层出不穷，其实质还是回归到经济问题。1766 至1769年，海军预算曾连续4年出现下滑，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此评论道：“以节省开支的幌子而任意贪污是我永不能接受的……当某人在谈论节省海军经费时，他不但应该告诉大家他打算削减多少，还应该不吝赐教，哪些费用是不必要的。”（[7]，p.141）1794 年，海军军需补给的77万镑预算，最终仍有约10万镑的缺口；而该年海员的总工资约为111万镑，其缺口约为18万镑。[19]可见，财政上的克扣，与人员、军需体系的运转，乃至坏血病等流行疾病的爆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