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 余师愚辨治疫疹学术思想之探析. 上海中医药杂志，2011（2）：21-22

余师愚（1723-1795）清代著名温病学家。乾隆年间（1736-1795）余氏寓居安徽桐城县，岁甲申（1764）桐城瘟疫流行，死者甚众。其父亦染时疫，庸医以伤寒误治而死。余氏悲愤交加，遂潜心于疫病的研究，因受刘河间火热论、吴又可《温疫论》影响，认为当时流行的疫病是感受疠气所致，而 “疠气乃无形之毒”，“既曰毒，其为火明矣”，力倡暑疫为病之说[1]。疫疹是热疫的最主要症状，是火毒的外在表现形式。余氏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于1794年著成《疫疹一得》，这是一部辨治热疫的专著。该书详论疫病斑疹的病源及色泽、形态，以及治疗和预后转归。

1  疫疹病因责之火毒

余氏认为，疫证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时气运失常所致。《疫疹一得·运气之变成疾》中说：“夫五运六气，乃天地阴阳运行升降之常也。五运流行，有太过不及之异；六气升降，则有逆从胜复之差。凡不合于德化政令者，则为变眚，皆能病人，故谓之时气。一岁之中病症相同者，五运六气为之病也。”《疫疹一得·论疫疹因乎运气》中云：“此天地之疠气，人竟无可避者也。原夫至此之由，总不外乎气运。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如是之疠疾。”而疫疹的发生应责之于火毒。《疫疹一得·疫疹案》中说：“瘟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曰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可见，疫疹是火毒充斥表里三焦，内逼血分，从肺胃肌表而出，乃邪毒外达之象。

2  疫疹的辨证

余氏在对疫证的诊治过程中，十分重视疫疹的辨识。他通过观察疫疹的色泽、形态、分布和发出过程等情况，来辨别病邪的轻重、病位的浅深、病势的进退和预后的顺逆，这对疫证的辨证和临床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疫疹一出，其外形松活浮洒于皮面，不论色泽如何，或红、或紫、或赤、或黑，这些都是热毒外现的征兆，虽有恶症，但预后良好。若疹出紧束有根，似从肉里钻出，其色青紫，宛如浮萍之背，多见于胸背，此属胃热绛烂之色；若经清胃凉血治疗，疹色松活色退，则预后良好。疫疹色泽由红活向淡红、深红、艳红或紫赤发展，是病势加剧的象征，反之则是病势向愈的征兆。

余氏总结道：“余断生死，不在斑之大小紫黑，总以其形之松浮紧束为凭耳。” “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就发疹的时间而言，凡正能胜邪者，其疹透发快；若正不能胜邪者，则疹透发迟（迟至四五日仍不透者）即所谓“发之越迟，其毒愈重 ”。此外，余氏认为，孕妇之疫疹是由毒火蕴于母血之中，母病毒火，胎自热矣；治疗只须清解凉血，母病一解，其胎自安。若疫疹兼六脉细数沉浮、四肢逆冷等阳盛格阴症状，则为 “不治之症 ”预后不佳。

3 疫疹的治疗

3.1 疫证的治疗 《疫疹一得 》共载疫证之症 52种，疫疹瘥后症 22种，验案 11则。书中选方 28首，用药76味，药物共出现频率 207次。其中药物出现频率占前 9位的依次是：甘草 19次，人参 14次，当归 10次，大枣、茯神各7次，白术、芍药、远志、麦冬各 6次[2]。余氏治疗疫证，祛邪与扶正兼施。余氏根据疫证早期发病急、传变快和传染性强的特点，强调祛邪要早、快、尽，清除瘟疫火毒之邪；扶正则是在疫证后期，要以扶正为主，主要体现在补气、补血、滋阴治法方面，使正气充足，托邪外出。

3.2 疫疹的治疗 疫证的治疗强调 “清解 ”，即清热解毒。《疫疹一得》所论及的斑疹，是热疫邪毒入血分，热毒之邪外迫肌肤所致。余氏认为，疫疹的治疗应在清解热毒的基础上结合活血化瘀。《疫疹一得》所载 11则验案中，凡出现斑疹者，则根据斑疹的颜色加用不同程度的活血化瘀药，如生地黄、当归尾、紫草、赤芍药等。此法至今指导于临床仍屡验不爽。在临证中遇到的温病斑疹，多系现代医学所称的感染性疾病病程中败血症期的细菌性血栓形成，或传染病所致血管内皮层受毒性损害，以及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把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结合应用治疗部分急性传染病出现瘀点或瘀斑后融合成一片，由玫瑰色转为紫、黑色，甚至坏疽，效果满意。因为该法一方面可以起到有效的抗感染作用，另一方面又可改善微循环障碍，终止病情的进展[3]。

3.3 创立清瘟败毒饮 《疫疹一得·疫疹诸方 》所列方药主要有《类证活人书》的败毒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凉膈散和自创的清瘟败毒饮。清瘟败毒饮主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盛，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甚发斑，不论始终，以此为主方 ”。根据病情的轻重，施以大剂、中剂、小剂；见斑疹一出，“即用大青叶，量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 ”。余氏在运用该方治疗疫疹时注解说：“斑疹虽出于胃，亦诸经之火有以助之。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佐以黄连、犀角、黄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栀子、赤芍泄肝经之火，连翘、玄参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阳扶阴，泄其亢盛之火，而救欲绝之水。桔梗、竹叶载药上行；使以甘草和胃也。此皆大寒解毒之剂，故重用石膏先平甚者，而诸经之火自无不安矣。”余氏之清瘟败毒饮和吴氏达原饮被后人认为是治暑燥疫和温热疫的代表方，可见其组方用药之法对后人治瘟疫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沈庆法.温病学说之研究 [Ｍ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2：86-88.

[2] 苏颖，岳冬辉.余师愚 《疫疹一得 》论疫特色 [Ｊ].上海中医药杂志，2006，40（3）：45-46..

[3] 梁润英.余霖治疫特色 [Ｊ].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6）：64-66.